兩個性格廻異的國族:移民香港,本質上就是拒絕中國的集體經歷

兩個性格廻異的國族:移民香港,本質上就是拒絕中國的集體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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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香港人的祖先多來自東亞大陸,卻沒有參與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香港與中國,也自然會發展為兩個性格廻異的國族。而近年本土思潮的興起,以及一連串爭取命運自主的社會運動,亦意味著香港正從「自在的國族」進化成「自為的國族」。

文:徐承恩

香港屬於東亞沿海世界而非東亞大陸帝國

香港以及鄰近的嶺南地區,並非一開始就是東亞大陸帝國的一部分。東亞大陸帝國的疆土,其邊界在過去幾千年不斷移動。滿蒙疆藏其實都不是自古以來就屬所謂的「中華大地」,嶺南、江南等地也是一樣。即使後來漢帝國吞併了嶺南,這個地區始終是帝國的邊緣藩屬,而非其核心地帶。直到十世紀,帝國對嶺南的直接管治,都只限於粵北及廣州周邊,朝廷必須靠本地領袖的幫助實行間接管治。到宋帝國失去華北半壁江山,帝國才開始認真經略嶺南,推行水利建設以及開拓土地。之後要到明帝國初年清除何真家族的勢力後,帝國朝廷才能完全倚靠官僚體系的流官統治嶺南。

若說香港人與中國人血脈相連,這種論述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而且即使不論那七拼八湊所謂的「中華民族」,單是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來源混雜的民族,而在漢地邊陲的漢人會與周邊民族通婚,又或者本身就是採納漢文化的周邊民族。嶺南人與越南人血緣上的相似度,恐怕不會比與華北漢人的相似度低。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多會指出大部分廣府人的祖先,其實並不是北方漢人移民,而是帶著百越血緣的原住民。而近年的遺傳學研究,亦指出嶺南人的血緣(尤其是母系血緣)與原住民更為接近。

嶺南的精英階層,也許比較多南遷漢人,或是有漢人的父系血統。然而,直到十世紀,越南的情況也是相若。而在東亞大陸帝國統治越南那一千多年的歷史中,率領越南人起義脫離帝國的領袖們,當中有不少有具漢人血統(Taylor 1991)。嶺南和越南,都是與嶺北有異的邊陲社會,少數漢人精英不但未必能令兩地民眾漢化,他們反倒更可能會被原住民同化。漢化要成功推行,必然要靠國家暴力以及經濟剝削的雙重壓迫,方能有望成功。

這樣嶺南地區要到明清之交,才能完成漢化。但對於嶺南人的漢化程度,我們必須有一定的質疑。嶺南人之所以會自稱華夏傳人,很大程度只是託古之言,為延續既有風俗及文化而強稱其為失落的華夏古風。我們亦不能忘記在十五世紀的漢化過程中,有大批嶺南人於圈地競賽中落敗,因再無立錐之地而舟居水上,淪為被稱為蜑家人的賤民。雖然他們是嶺南的少數族群,但這些邊緣族群在香港開埠前後,擔當著重要的歷史角色,是開創香港這片領域的先頭部隊。當英國人於十九世紀來到香港,將之建設為東亞沿海世界的樞紐,這些海洋族群及嶺南移就能擺脫邊陲賤民的身分,在帝國之間的狹縫建立自身的主體。

將千年以來東亞大陸帝國統治香港以及鄰近的嶺南地區的歷史,視為嶺南人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是與事實不符的錯謬觀點。嶺南由始至終都是不獲帝國重視的邊陲地帶,東亞帝國統治嶺南的歷史,顯然是嶺北核心壓制、剝削嶺南邊緣民眾的血淚史。嶺南及香港以往只是帝國的藩屬,若視之為中國所謂「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只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思維。

香港未有參與中國的國族建構

那些大中國的論述,往往會將中國國族主義視為既自有永有之物,而當今的中國政府則承先啟後「帶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然而,將前現代的身分認同、文化認同等同於當代國族認同,只是張冠李戴。歷史學家姚大力教授如此評論這種謬誤:

民族主義(包括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則是一種近現代才有的思潮。傳統社會內可能會存在從某些表現看來很像近現代民族主義的言論、情緒和意識,但那最多只是伴生性的原民族主義思潮……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理所當然地會以傳統時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義的種種呈現作為其歷史資源,或者說歷史素材。但我們可能不應當因此就把近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看作是傳統時代的伴生性原民族主義在新歷史條件下的變身或衍生物。法國革命後傳遍全球的西方民族主義,才應當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真正淵源。(姚大力,二○一五)

如前所述,香港一直以來都只屬東亞大陸帝國的邊陲,嶺南人又有異於華北漢人。以地理、血緣論證中國國族源遠流長,恐怕只是緣木求魚。而大中華文化主義者則會訴諸於延續五千年的「華夏文化」,主張「愛國不愛黨」的文化國族主義。問題是「華夏文化」並不由中國獨享,它亦屬於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傳統文化。雖然這些國家的文化與中國的有微妙差別,但中國內部地域文化的差異,也是不遑多讓。如此我們便難以用文化解釋何以日韓越三國不是中國。假如文化真是國族認同之根源,那麼隨著華夏文化向外擴散,日韓越三國理當會與中國越走越近。但事實卻剛好完全相反,當三國的儒學發展日益發達,離心力卻愈來愈大。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著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葛兆光,二○○一)

在進一步討論前,我們必須先釐清何為國族主義(nationalism)。坊間一些庸俗的講法,會認為國族是自有永有的,或至少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少部分學者亦認同這種原生論(primordialism)觀點。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原生論者,乃倫敦政經學院的歷史社會學家史安東(Anthony Smith)。他根據中國和以色列的國族建構史,主張國族建構雖然是近代的歷史過程,國族卻須要由歷史悠久的族群(ethnies)演化而成(Smith 1986)。然而史安東的論證,只能說明國族建構會受前現代的族群文化影響,卻無法說明國族建構是由這些族群文化所決定。

事實上,前現代的族群文化,一直都會受到社會權力架構影響,其邊界從來都是浮動不定(Barth 1998)。亦因如此,我們無法用前現代的族群分界解釋當代的國族建構。中國與以色列的案例,亦未能支持史安東的觀點。前述葛兆光先生的講法,已指出同一樣的華夏文化,可發展出幾種互不相認的國族認同。而在第二聖殿於公元七○年被毀後,猶太身分一直都只是宗教認同,猶太人亦甘於成為其他國家的少數族群。到十九世紀錫安主義興起,才有部分猶太人成為真正的以色列國族主義者。

這就是說,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前現代的族群文化充其量只是近代國族主義者可用可不用的思想資源。這亦是大部分研究國族主義的學者之共識。一些學者會以唯物觀點解釋何以國族主義要到現代才成型,比如蓋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為適應工業化勞動力的需求而衍生的現象(一九八三),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則指出國族主義是資產階級於十九世紀掌握西方國家政經主導地位後創作出來的意識形態(一九九二)。這些唯物觀點論證了國族主義與現代化過程密不可分的關係,卻將國族主義者視為物質文明的囚徒(Greenfeld 2005)。

然而,現代化歷程並不只是關乎物質文明中生產模式的轉變。就如社會學大師韋伯所言,現代化雖有其物質基礎,決定現代化歷程走向的,卻是非物質的意識形態。而西方社會現代化歷程,亦是始於新教徒的倫理觀(We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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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則嘗跳出唯物主義的框架,指出社會行動者之集體主觀想像,就是社會事實(social facts)。而國族就是是想像的共同體。這並不是說國族是虛構的。與此相反,只要地緣政治因素令某地的精英和民眾有著獨特的集體經歷,他們自然就會想像自己為同時同地面對著共同命運的社群,最終發展為爭取於同一自治政體下共同生活的國族。就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然出自想像,卻是真實的,而且其存在很多時都是正當的(Anderson 1982)。國族主義之所以正當,是因為國族國家(nation state)之成立,幾可說是民主善治的必要前題。

民主化研究大師林茲(Juan Linz)和史捷潘(Alfred Stepan)曾指出,沒有主權就無以言民主:威權國家的藩屬,沒有可能走出自己的民主路(Linz and Stepan 1996)。而民主國家的非白人海外屬地的民主化,亦要待宗主國採取去殖民政策才有望能夠開展。而這些民主自治的海外屬地,只是原有殖民帝國於解殖過程中未能獨立建國的剩餘部分,是特例而非慣例。獨立當然不能保證民主,但未能實踐國族自決則決無民主化的可能。

管禮雅(Liah Greenfeld)則進一步強調:不是所有共同體認同都算是國族主義,只有現代的共同體認同才算是國族主義。現代的國族共同體,其價值必需是世俗化的。即使某些國族仍設有國教,國民追求的也必然是國族在物理世界的利益和價值。而國族內部的政治,既要主張國民同質性(egalitarianism)、亦要實踐將國民與政治連繫起來的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不同國家在實踐上,會有不同的面貌,但共同體認同仍必須要有以上三個特點,才能算是真正的國族(Greenfeld 1993, 2005)。即是說,國族認同不可能只是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它還必須涉及政治認同。國族主義與現代性(modernity)是銀幣的兩面,而國族建構亦就是社會現代化的歷程。

根據以上討論,筆者會將國族建構的過程歸納為五個階段:

一、在第一階段,地方社會因地緣政治因素成為相對自主的領域,令當中的精英成為擁有獨特共同命運的群體。

二、這些精英隨後會意識到自己面對著共同的命運,令精英本土土意識得以成形。

三、在現化代過程展開後,本土意識會從精英擴展至普羅大眾。本土精英要推行現代化,就需要嘗試動員大眾,並提出某種主張國民同質性及大眾主權的世俗論述。而在過程中,他們會在傳統族群文化、外國經驗或社會科學理論等尋找思想資源。不同版本的身分認同論述,此時亦會互相競爭。

四、在第四階段,社會大眾亦開始產生命運共同體想像,並開始有自己的普羅本土論述。國族建構的主力,亦會從少數本土精英,轉移到民眾身上。這種普羅國族意識,使該社會發展為「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五、到第五個階段,有著普羅國族意識的大眾會開始為社會公益集體行動,並希望進一步提昇國族及其國民的政治權利。此時該社會已發展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令新興的國族主義運動正式展開。

在日清戰爭之前,世界上並沒有一個稱為「中國」的國族國家。清帝國的民眾一直只有局限於某縣某鄉某家族的原鄉意識,並不會視帝國其他地方的民眾為同等的國民。雖然日清戰爭不是清帝國第一場敗仗,但東亞大陸的帝國被東亞海洋邊陲的日本打敗,卻徹底顛覆東亞體系幾千年來的秩序。列強見清帝國勢弱,亦開始於東亞大陸劃分勢力範圍。帝國知識階層認為東亞大陸此時已淪為西方列強和日本的「次殖民地」,並擔心清帝國若果瓦解,東亞大陸就會被正式瓜分。這種被殖民的憂慮令中國國族主義思潮風起雲湧。

這些前所未有的新思想主張清帝國必須重新思考它在國際秩序上的定位,無可避免地要發展成日本和西方列強那樣的國族國家。之後中國於辛亥革命後走向共和,卻想要全盤接收清帝國的疆土,只得將各國語言、文化各不相通的民族湊合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就如漢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所言,中國知識階層基於救亡意識,將東亞大陸文明勉強裝扮成國族。於一九一二年元旦成立的中華民國有著國族國家的外觀,但當時東亞大陸各界對於中國國族的內容,卻仍然未有共識。

此時追尋自由和幸福的香港人,亦視中國國族主義思潮的興起為機遇。他們有的支持立憲、有的支持革命。但他們之所以關懷中國,是因為他們希望推動由下而上的變革,藉此主導粵港兩地的公共事務、促進嶺南粵語區的自主自治。

可是五四運動後,救亡壓倒啟蒙。青年知識階層看見黎民的冷漠,就對自由主義及由下而上的民主失去信心。威爾遜以民主大國美國總統之尊參與巴黎和會,又提出民族自決原則,曾令青年寄與厚望。但中國未能取回山東權益的事實,令青年堅信先鋒黨理論:中國國族正在沉睡,非得要有一群先鋒黨喚醒民眾,讓他們帶領國民從頭改造新中國,中國才會有希望。讓民眾接受先鋒黨的領導建設國家,則是中國國族主義的奧義。一些愛國青年接受了共產主義,孫文亦趁機拉攏蘇聯,先是扭轉劣勢打敗陳炯明,再在蘇聯協助下將國民黨改造為列寧式的先鋒黨。隨後國民黨又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將廣東建設為先鋒黨國族運動的前進基地,圖謀用暴力統一中國。

北伐之後,整個中國都是先鋒黨的天下,其他不服膺於先鋒黨的論述,都遭受暴力打壓,再也無法抬頭。國民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就是由上而下、服從領袖、完成革命。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才能透過以暴易暴延續下去。他們在打贏國共內戰上台後,新的國旗是代表社會各界的小星拱照代表共產黨的大星,愛國就是從服從共產黨的指導建設國家。在五星旗下的新中國,黨就是國、國需要黨,愛國也必然意味著愛黨。共產黨透過黨國體系,由上而下地推行「毋忘國恥、服從國家」的愛國主義教育。到一九九○年代,這種黨國為先的中國國族主義,己無可爭辯地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雖然中國至今仍不乏信奉自由主義的抗爭者,但大體上他們並未有脫離黨國國族主義的社會結構(Wang 2012;沈旭暉,二○一五)。

可是香港並未受中國先鋒黨國族主義的荼毒。在十九世紀末,香港的精英階層已經是擁有獨特共同命運的群體,而精英本土意識亦已經出現。香港的普羅大眾在五四運動期間,雖然亦有反日情緒,但除卻少數激進分子,大體上都與當時中國的國族主義論爭絕緣。國共兩黨無疑曾於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發起「港粵大罷工」,罷工規模固然是史無前例,但亦有為數不少香港勞動階層不認同這次罷工。雖然大罷工由一九二五年六月一直維持到次年十月,但在各方張羅下,香港市面到七月左右就回復正常。港商及落難香港的粵商覺得廣東的政敵非要把他們趕落大海不肯罷休,便決定挺身而出,動用人力物力維持社會秩序、恢復工業生產。

他們自覺打了一場香港保衛戰,在過程中認定香港才是他們的家。值得留意的是,縱使初時大批港人參與打著中國國族主義旗號的大罷工,他們卻多放眼本土的族群平等及勞工權益。當罷工淪落為國共兩黨之間的權力鬥爭,工人就陸續回港復工。此後香港本土意識雖然最初只見於精英階層,但大部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主要是關懷某縣某村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少數服膺於國共兩黨國族論述的,亦在一九五六和一九六七年兩場暴動後遭邊緣化。隨著香港走上一條有異於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香港本土意識也逐漸進化為普羅意識,令香港成為一個「自在的國族」。

雖然香港人的祖先多來自東亞大陸,卻沒有參與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事實上南來避秦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因為抗拒中國國族建構過程的腥風血雨,才會到香港這片新領域尋獲新生。移民香港,本質上就是拒絕中國、逃避中國的集體經歷。如此再加上戰後兩地民眾南轅北轍的生命歷程,香港與中國,也自然會發展為兩個性格廻異的國族。而近年本土思潮的興起,以及一連串爭取命運自主的社會運動,亦意味著香港正從「自在的國族」進化成「自為的國族」。我們不能因為香港是個移民社會,就錯誤地否定香港國族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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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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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承恩

自認為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的徐承恩醫師,撰寫《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為的就是要抗衡香港人缺席的主流史觀,並確立香港國族的歷史地位。從史前寫到2017年特首選舉前,徐承恩表明無意要「公正持平」地回復歷史的原貌。他認為在香港的處境,歌頌中國帝國主義的歷史書寫實在太多,西方既有的香港史論述亦未能避免東方主義的迷思,令香港人的立場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視。

面對不對等的權力,具社會關懷的歷史書寫就不是要追求中立,而是要奮力為歷史中無法自我言說的弱勢者仗義執言。惟有完全站在無權勢的一邊,歷史的真象才有可能於正邪的辯證中逐漸浮現。徐承恩主張,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而他的立場就是要為備受強欺壓的香港人作辯護士,為屢遭打壓的香港國族說該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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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