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桂爾瑟現在對托卡契夫有了個粗略的印象：他一心堅定從事間諜工作，接觸許多機密文件，具有工程師的組織能力和精確的頭腦。但是，托卡契夫的要求和希望將會測試在莫斯科從事間諜活動的外在極限。
文：大衛．霍夫曼（David E. Hoffman）
一九七九年新年元旦，莫斯科陷入冰凍的寒流當中。窗戶遭到冰封、汽車無法發動，街上幾乎毫無人跡。桂爾瑟注意到KGB監視人員幾乎完全消失，或許是因為假日，而且天氣奇冷的緣故。他決定在這一天行動。約翰和姬莎從他們駐所把女兒安雅（Anya）帶到使館參加生日派對。派對在下午五點半左右結束時，全城已經籠罩在黑暗中，他們啟程返家。離公寓不遠，約翰悄悄從駕駛座下車，消失在一條窄巷。他下車時，穿的是樸素的大衣、戴皮毛帽，就像個俄國退休老人，在夜色裡一點都不起眼。姬莎把車開回家。
桂爾瑟先上了巴士，坐到靠近托卡契夫公寓的一座地鐵車站，正是八月份CIA放置建築工人手套的同一地點。他觀察著廣闊、開放的空間，沒看到有人在注意他。他用來監聽KGB通訊的無線電也靜悄悄的。桂爾瑟進入電話亭，撥電話給托卡契夫。桂爾瑟自稱是「尼古拉」，請托卡契夫「立刻」帶著「資料」出來見面。十五分鐘之後，托卡契夫出現了。
他服裝整齊，個頭比桂爾瑟略矮，有張長長的橢圓臉，略為戽斗，外表飽經風霜，有幾顆金牙或銀牙。托卡契夫鎮定、能自制，沒有緊張地東張西望。他能維持在他們討論的主題，也清楚地回答問題。
桂爾瑟問他是否有帶來筆記本。托卡契夫從大衣口袋掏出筆記本。通常桂爾瑟會提個公事包，但是今天他把它留在家裡，覺得新年假日拎個公事包會很突兀。桂爾瑟把筆記本塞進皮製腰帶裡，立刻感到腰際一陣冰冷。
他接下來問托卡契夫一個令CIA百思不解的問題：基於什麼動機，他要冒如此風險？托卡契夫有點遲疑才答說，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需要花點時間討論。
桂爾瑟還是追問。為什麼？
托卡契夫只答說，他「心裡頭就是個異議份子」。
接下來托卡契夫問桂爾瑟一個問題。他想知道，一九七六年米格-23飛行員貝連科叛逃到日本，美國人付給貝連科多少錢？桂爾瑟預料他會有此一問。他說，他不知道貝連科拿到多少錢，但是CIA每個月會付給托卡契夫一千盧布。托卡契夫向桂爾瑟要求，以迄今他已經做的，他要求一萬盧布。桂爾瑟說沒問題，當下就付給托卡契夫一千盧布。這是少得十分荒唐的一個數字，或許只是蘇聯一名中階研究人員三個月的月薪。而托卡契夫已經提供的情報對美國而言價值好幾千萬美元。桂爾瑟給托卡契夫一些問題，下次碰面再給答案。
桂爾瑟提醒托卡契夫，間諜往往因金錢而露了餡。他提起一九七七年有兩名間諜在莫斯科被捕，報紙上的報導就是因金錢而露餡。這有一點牽強——他們是因其他原因被捕——但是桂爾瑟認為這或許可以讓托卡契夫三思。桂爾瑟說，何況莫斯科物資短缺，也沒有什麼東西可買。托卡契夫承認箇中是有風險，表示他會小心且明智。他告訴桂爾瑟，他們家人其實不缺錢，他可以解釋有錢是因為前幾個月母親去世、留下一些遺產。桂爾瑟明顯覺得，托卡契夫希望以錢作為他受尊敬的象徵，藉以彰顯他的努力很有價值。
他們倆人散步時，街上空蕩蕩的。兩個男子穿著大衣，輕聲細語交談，籠罩在俄羅斯冬夜的夜幕裡。他們的談話簡潔、扼要。桂爾瑟過去從未到第一線擔任聯絡人，希望把事做對。他問托卡契夫，有沒有能用相機拍攝文件的個人辦公室。不，托卡契夫說，但是如果有一部相當安靜的相機，他或許下班後可以在辦公室多待一會兒，在大門上鎖前的二、三十分鐘設法拍攝文件。桂爾瑟對這個答案印象深刻；這顯示托卡契夫曉得他有所侷限，而且不能引人猜疑。托卡契夫表示，相機讓他不需用手抄寫那麼多文件。桂爾瑟承諾很快會給他一部相機。
托卡契夫說，他在家裡毫無私密空間。家裡的電話安裝在廚房，他太太和兒子經常接電話。他家另外只有兩個房間。他承認他花了不少時間守在電話旁，等候「尼古拉」來電。當他需要隱密地抄寫九十一頁的筆記時，他必須躲到莫斯科最大的公共圖書館「列寧圖書館」，一個人悄悄地趴在桌上寫筆記。
他們在酷寒中邊走邊談了四十分鐘。桂爾瑟意識到該分手了。他們握握手，托卡契夫消失在夜色中。
桂爾瑟搭巴士回家，筆記本仍塞在皮製腰帶底下。他對姬莎隻字不提會面經過，把筆記本塞在床墊底下就寢。第二天，他帶著筆記本去上班。第一件事是先發電報向蘭利報告，見面很順利，沒受到跟監，他已經交付托卡契夫一千盧布及其他問題。桂爾瑟寫說：「沒有事故。『CK球面』交出九十一頁我認為將會是無價的情報。」
桂爾瑟另外以一份較長的電報交代會面經過。桂爾瑟說，他對托卡契夫的「冷靜和專業舉止印象十分深刻」。桂爾瑟寫說：「在一般蘇聯人或多或少會喝幾杯老酒的日子，他顯得絕對清醒、不沾酒。」托卡契夫會讓桂爾瑟引導討論方向，顯然願意接受後者「是個專家，把個人未來安危交付在他手中」。
身為情治人員，桂爾瑟整個焦點擺在作業細節，如通訊、會面和規劃。有關蘇聯軍事雷達和包含在托卡契夫九十一頁手寫筆記中的其他事項這些「積極情報」，則急速直接送回蘭利翻譯及仔細分析。
蘭利立刻就酬勞這一部分存有保留態度，對於未來要由桂爾瑟交出一大疊鈔票相當不安。桂爾瑟告訴托卡契夫的話當然一點都不假：金錢經常導致間諜不小心洩露形跡而自取滅亡。桂爾瑟在一月二十二日向蘭利再度擔保，托卡契夫「十分清楚」箇中危險，也答應下次會面時會再次警告他。桂爾瑟說，兩人散步時，他提出以托卡契夫私人名義在西方國家開個現金代管帳戶的可能性，這會比較安全。但是托卡契夫不以為然，認為他根本用不到這些錢。
桂爾瑟力促蘭利不要反悔他已經答應的一萬盧布。他們仍須贏得托卡契夫的信任。他寫給蘭利的報告說： 「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覺得十分必要遵守我們的安排，交付給他要求的數目。」他又說，藉由快速交錢，「我們希望讓他建立好印象，讓他對我們完全信賴，一旦他相信我們將遵守承諾，我們可以開始探討如何微妙地設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桂爾瑟建議等六個月後，再來討論這個話題。
第一次會面引發一系列的行動。現在，莫斯科站終於恢復諜報作業。每一個涉及到人員的情報蒐集動作——在祕密地點放置交換情報（譬如把祕密書寫的指示藏在建築工人手套中）， 或是從公共電話打電話給間諜，或是寫作業指示給間諜，或是準備會面和放訊號的地點等等——都需要莫斯科站密切的準備，也需要和蘭利往返電文討論。經營一名間諜需要像發射登月火箭一樣集中注意力：莫斯科站和蘭利都不希望輕忽掉任何一個細節；每個最細小的環節都必須設想周到。每個地點都需要準備照片和地圖；要規劃如何甩掉跟監特務；劇本要先寫好及排練；而且一再要自問：還有哪裡會出差錯？
桂爾瑟必須在與蘭利往返討論的電報裡替這位間諜發聲；成為這位間諜的朋友和告解對象；扮演這位間諜的顧問和保護者；提供器材、訓練、金錢和回饋；成為從來沒踏足美國的這個人可以信賴的CIA和美國代表——而這個人，他以前根本不認識。每個專案官員都有個覺悟：沒有一個間諜是你可以完全了解的，他們難以預測的行動，通常不是專案官員所能掌控的。
桂爾瑟接下來將為要在二月份交給托卡契夫的一份包裹寫封私函。他希望他起草的信函不會含糊不清，他稱讚托卡契夫「可靠、冷靜」，表示有信心「你一直會敏銳地行動」，「可以信賴你會遵守」通訊計畫中的「指示」，你會「冷靜地執行你已選擇的角色」。
然後桂爾契把語氣轉換為教練角色，強調托卡契夫必須極力「不以任何方式招惹注意」。他解釋說：「相貌和舉止必須像是街上的一般老百姓；在辦公室裡，不能顯示對別人的工作太感興趣，不向第一處要求和你工作不相干的資料，不要太常加班，尤其是單獨留在辦公室裡。」第一處是蘇聯研究機構保管絕密文件的單位，也是監視員工、控制誰能接觸祕密資料的安全單位。桂爾瑟又進一步指示：「在你的私生活中很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個可以掩飾我們接觸，而且不會引起家人疑心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必須鎮定行事，不要慌張。」
桂爾瑟呼籲托卡契夫「如果有任何想法不能和太太、友人討論，任何時候請和我分享」。他鼓勵這位間諜，心裡頭有任何煩心的事，請說出來。他在信末尾簽上：「我和你握手，尼古拉。」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桂爾瑟又設法上街甩掉KGB跟監人員，擺了一個包裹等候托卡契夫撿起。這個包裹還是藏在一隻髒兮兮的建築工人手套裡。這一次，它裡面包括：一部迷你莫莉（Molly）相機、一部測光儀、底片、相機說明書、行動紀錄、桂爾瑟寫的私函、CIA總部的評量表、CIA進一步的問題和「要求」、一份通訊計畫以及五千盧布，也就是托卡契夫要求目前為止工作報酬之一半。
評量表語氣樂觀、但沒有提到特定事項，只說祕密書寫的信是以「精細的技術」寫成，資訊「非常棒」。一月份收到的九十一頁筆記顯示「花了相當大努力和專注」才完成，CIA 「非常佩服」，但是評量表不談太多細節，只提到一個要點。
CIA交付托卡契夫一個非常明確的要求：請設法蒐集已知的RP-23雷達系統的相關資訊。它具有「最大的價值」。
三月份，莫斯科站呈給蘭利的電文指出，托卡契夫現在已「全面運作」。但是CIA這名間諜和他的聯絡窗口仍在摸索合作的方式。
桂爾瑟已經告訴托卡契夫確認即刻要碰面的程序。根據計畫，CIA提供托卡契夫一些快速碰面的地點，它們都靠近他住的公寓大樓附近。每一個地點都有俄文代號，譬如有個地點就叫「妮娜」（NINOCHKA）。計畫就是桂爾瑟打電話到托卡契夫家，找妮娜，代表希望在這個地點碰面。如果他能快速抵達，托卡契夫就說你恐怕打錯號碼了，立刻掛斷——然後就出門。
可是，桂爾瑟二月份某天第一次這樣打電話，要找妮娜時，托卡契夫弄錯了，他說：「你是尼古拉嗎？」
答案不對。桂爾瑟掛斷電話。
桂爾瑟下次再打是四月四日晚間，要找「瓦拉莉」（VALERY）；這次托卡契夫沒搞錯，他立刻出門。他們在「瓦拉莉」這個地點碰面十五分鐘，互換包裹。托卡契夫給了桂爾瑟從莫莉迷你相機拍下來的每卷八十張的五卷底片，五十六頁的手寫情報，其中有一封致CIA的長信和四張草圖。
七天後，CIA致電哈達威和桂爾瑟，暗示托卡契夫的資料相當棒。電文說：「你一定有興趣知道」，「一月份收到的資料」已正式「以一百多頁長的文件」發給相關單位，「空軍初步顯得相當熱衷，這些資料看來有造成重大衝擊」。事實上，一月份所提供的筆記本是個豐富的機密寶藏。托卡契夫提供了包含他所涉及的敏感工作之詳細敘述，以及武器和電子系統確切的方程式、圖解、草圖和規格。
他手抄高等級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包括核准興建新型飛機，如蘇愷-27型先進戰鬥機，西方國家根本都還不知道。他又以大開張的繪圖紙仔細地畫了幾張圖解。每份文件都記載清晰，每個字都清楚可辨。筆記本涵蓋有關飛機設計、速度、無線電頻率、武器、航空電子儀器、雷達的重大詳情——等於清楚看到設計板上的藍圖，也看到未來十年的飛機長什麼模樣。
桂爾瑟和托卡契夫碰了兩次面，成果斐然。但是他們倆人沒有機會暢所欲言，未能深入了解托卡契夫的動機或想法。桂爾瑟渴望更了解這位間諜。托卡契夫四月四日交給桂爾瑟的長信，強烈地顯示托卡契夫有著堅強不移的性格，是個有遠見的人。托卡契夫在信中自述，他打算以十二年時間、分成七個階段替美國當間諜。他敘述他能提供什麼樣的資料，以及何時可以提供。這是很不尋常的藍圖，也宣示了他的認真。托卡契夫說，他的目標是盡最大可能傷害蘇聯。他寫說：「我選擇了一條不允許我後退的道路，我不打算從這條道路退縮。既然我已承諾要交出最大量的資訊，我無意半途而廢。」
桂爾瑟看到有關他性格的另一條線索是，托卡契夫頑固、堅決努力接觸美國人，現在他在給CIA的長信裡又吐露了一些細節。他寫說：「我起先並沒想到利用汽車傳遞紙條。最初我試圖設法是否可能在美國人參加的展覽會建立接觸。這種方式過於困難，由於展覽會相當少，通常又有許多人參觀。」然後他獨自到莫斯科市區散步。他曾經看到一輛D-04-526 車牌的汽車，代表是美國人開的汽車。這導致他決定透過把字條塞進車窗、或是與駕駛人講話的方式建立接觸。
托卡契夫說：「起先，我天真地以為只需要挑選方便的時刻，湊近汽車，要求對話，美國人就會敞開雙臂歡迎我。」他又說：「我開始尋找可以接近一輛汽車的地方。因此開始有目的在莫斯科街頭，以及沿著狄維亞丁斯基巷的散步，持續了許多天、許多小時。」這正是他接觸哈達威所在的美國大使館旁那條林蔭巷道。
托卡契夫背了幾句英語，以便碰到美國人時可以派上用場。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一個寒冷的冬夜，他終於在離住家公寓大樓幾條街的柯拉斯納街（KrasinaUlitsa）加油站看到D-04-526車牌這輛汽車。他回憶說：「時機很恰當。當時加油站並沒有蘇聯或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車輛。」他趨前向傅爾登打招呼，重覆他背好的那幾句英語，包括問傅爾登：「你是美國人嗎？我想跟你說話。」聽到傅爾登回絕，「我丟下字條，快步離開」。
托卡契夫回憶說，丟下字條後，他預期事情會迅速發展，但是一連好幾個月全無動靜。他並不死心，一再嚐試，還是毫無進展。桂爾瑟愈是了解托卡契夫的故事，就愈發意識到這是一個百折不撓的人。雖然還不完全清楚是什麼因素驅動他，但是托卡契夫絕對不是一時衝動走進來的人。他堅持到底、不屈不撓。
托卡契夫也展現出工程師的精確度。他寫給CIA的信裡，精確地寫下他任職的機關如何處理機密文件。他還用手繪簡圖加以敘述。機密文件由第一處保管，第一處分布在兩棟不同建築物——托卡契夫稱它們為一號樓和二號樓，標明見「簡圖四」。他描述員工在上班日任何時間如何取得機密文件和保管一整天。文件每天下午五點以前必須交還。
他說：「因此是有可能在一天當中偷偷帶著機密文件，溜出研究所一個半至兩個小時，這當然會違反禁令。可以藏在大衣、雨衣或西裝上衣裡，通常只有小型文件才能這樣夾帶出場。」研究所員工不准帶公事包進入大樓，購物袋會被抽查、而且次數頻繁。托卡契夫寫說，另外還有一個機密資料室保管絕密科學研究和論文。「我可以利用這個機密資料室裡的所有資料。」換句話說，第一處和資料室都有機密文件。
托卡契夫指出安全防護網有極大漏洞。他可以把文件放在大衣口袋堂而皇之走出研究所大門。
桂爾瑟曾經兩度使用祕密地點放置包裹與這位間諜溝通，但是現在他曉得托卡契夫的耐心已經快要耗盡。托卡契夫說，他愈來愈難以向家人解釋，為什麼他一接到電話就必須匆匆出門。托卡契夫告訴桂爾瑟，「就心理上而言」，他覺得他們承受風險，三不五時親自碰面會比較好，別去玩那些把髒手套藏在電話亭後面那些把戲，它們搞不好會被陌生人拿走。這是托巴契夫個性堅決的另一個跡象。如果他要冒性命危險從事間諜工作，他希望認識和見到與他患難與共的同伴。不涉及人的祕密地點不能讓他有這種接觸。
接下來托卡契夫提出另一個要求。他要求CIA給他一顆致命的氰化物藥丸，以備形跡敗露時可以自殺。CIA把這種藥丸稱為「L藥丸」——L代表致命。兩年前CIA給了歐格洛德尼克L藥丸，他一被捕後立刻用它自殺。桂爾瑟明白，要讓CIA總部同意給托卡契夫L藥丸會很困難。蘭利一向擔心間諜會因驚慌失措，在不需要的時候就吞了自殺藥丸，或者是遭到查獲而洩了間諜的底。
五月一日，蘭利來的電報說：「鑒於先前的情況，我們要拖延這個問題。」電文建議，桂爾瑟下次和托卡契夫碰面時，最好是勸他打消這個念頭。桂爾瑟在五月四日回覆說他也同意，而且「會盡一切努力拖延這個問題」。五月七日，蘭利提供桂爾瑟四個「提示」可以用來勸阻托卡契夫：
- 隨時帶著這玩意兒的精神負擔。
- 很難藏它。
- 會有誤判情勢的時候，如提前使用這玩意兒的風險。
- 擁有這玩意兒，一旦被當局逮捕時就會排除掉其他可能開脫的替代辦法。
桂爾瑟現在對托卡契夫有了個粗略的印象：他一心堅定從事間諜工作，接觸許多機密文件，具有工程師的組織能力和精確的頭腦。但是，托卡契夫的要求和希望將會測試在莫斯科從事間諜活動的外在極限。CIA認為托卡契夫要求親自碰面是最危險的辦法；如果遭到訓練有素的KGB跟監人員看到在街上和外國人在一起，麻煩就大了。托卡契夫要求更多錢，這個問題還沒解決。現在他又提出提供L藥丸的「特別要求」，更有致命誤判情勢的風險。
不過，桂爾瑟的結論還是認為，托卡契夫是個堅定、直率的人，CIA可以跟他合作。
相關書摘 ►一心一意要對蘇聯造成最大傷害，這位工程師給CIA的情報價值超過十億美元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八旗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大衛．霍夫曼（David E. Hoffman）
譯者：林添貴
美蘇冷戰初期，CIA中央情報局不敢讓外界知道的一個秘密：中情局從來不曾在莫斯科街頭布建間諜網。托卡契夫的出現，改變了CIA被動、不作為的指導原則，這是他扭轉美蘇冷戰格局的真實間諜故事。主角是在絕頂機密的實驗室任職的一位主任工程師，擔任蘇聯軍事研究機構的雷達專家。對體制不滿、心中滿懷憤怒的他，偷偷翻拍數千頁的機密文件轉交給美國；在滿城KGB特務嚴密監控的莫斯科街頭，與中情局官員成功碰面二十一次，一點都沒露出破綻。
這位工程師是中情局在冷戰時期最有價值的間諜之一，他光用隨手可得的單眼相機，提供給美國其他間諜拿不到、也無法想像的情報。雖然生命時刻受到威脅，托卡契夫卻秉持他堅毅、不輕言放棄的態度，盡可能多地提供軍事科技情報給華盛頓和五角大廈——這些情報的價值堪稱超過十億美元。沒有他，西方就無法贏得冷戰。本書獲得中情局內部刊物《Studies in Intelligence》的極力推薦，對於一本諜報作品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譽，證實其內容之真實性。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