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ardo專欄】在流放歲月中歌唱:《馬利藍調》壓迫中的音樂

Photo Credit:© Konrad Wald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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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藍調》片中,音樂家在鏡頭前,指著土地驕傲地說:「眾所皆知,藍調起源在這兒。」台灣自身的「藍調」,也曾經受到壓迫、鎮壓、禁止,相較於那個不自由的時代,我們仍然流亡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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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桃園影展中有四部音樂相關影片相當值得一看,分別是:《馬利藍調》(Mali Blues)一部講述非洲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激進份子入侵馬利共和國後,迫使馬利的音樂家流亡的故事;《超越佛朗明哥》(Beyond Flamenco)展現的是佛朗明哥之美;《憤怒鳥的音樂教室》(Singing with Angry Bird)講述韓國聲樂家在印度南方深耕的故事;而《貝多芬的謊言》(Fake)則暴露了媒體對於事件真假與否都先噬血一口再說的陋習。如果你全看完這四部片,你應可以感受到這些音樂在不同的文化中的諸多面貌呈現。

很有趣的,除了這些影片主要陳述的主題之外,在畫面之中往往有許多延伸的議題更值得觀眾思索,在《憤怒鳥的音樂教室》看到歌唱學習的初心,藉著老師熱切的教導意欲帶領貧民窟的孩子認識印度種姓階級以外的世界;《貝多芬的謊言》則指出了社會對後天聾人的誤解及半聾與全聾之間的誤判;《超越佛朗明哥》可以看到了傳統歌舞之間原始而單純的樣貌。雖說《超》片並無太多樣的切入觀點,但全片卻以另一種作品直呈的方式讓觀影者去認識傳統佛朗明哥中「Jota」的各種形式,從單人舞蹈到響板(castanets) 的搭配,從簡單的古典吉他伴奏到融合芭蕾舞的動作。

「Jota」與現在的佛朗明哥舞有些不同,它原本是宮廷娛樂,舞蹈講求男女生不能觸碰對方,男女舞者像是鏡射般同步彼此的舞姿,隨著共舞逐漸接近對方。除此之外,過去的「Jota」手臂低放,現在的佛朗明哥舞則是高舉著手;女生掌裡控制響板的風格也不同;現代的佛朗明哥舞大多來自西班牙學校的訓練,一般來說男舞者用中指敲打響板,相對於傳統舞蹈的學徒制度世代傳遞,現代的佛朗明歌舞可說是種學院是的風格。

憤怒鳥的音樂教室1
Photo Credit:桃園電影節提供
《憤怒鳥的音樂教室》記錄韓國聲樂家金載昌在男印度普那城開設的音樂教室,在貧困的普那與當地的孩童與成人,組成合唱團的過程。

前述的三部影片,環繞著音樂將不同地域的文化、傳統、群體和社會境況帶入,皆有可觀之處。我這篇文章特別想要提的是《馬利藍調》,與前三者有些歧義,《馬》一片直接暴露了當代社會以及國際情境中,音樂文化受到箝制的真實困境。

《馬利藍調》故事述說,多年以來伊斯蘭聖戰士組織(Jihadi)的入侵,這些激進組織禁止了除了宗教音樂以外的通俗音樂,這種高壓的禁令迫使馬利共和國的音樂家們,片中主要記錄的4名音樂家:Fatoumata DiawaraBassekou KouyatéMaster SoumyAhmed Ag Kaedi等人流亡各地。在這個真實事件背景下,點出了全片的故事主軸:在音樂被禁止的時代,音樂人流亡逃離家園時,依舊以樂器做為依託,幽唱自己的歌。

表面上,《馬利藍調》只是講述一個非洲國家各部落民族的歷史紛爭及戰亂,事實上也是許多地區文明的現況。要是檢閱人類文明史,對音樂的限制並不少見,早在遠古時代,以宗教之名規範音樂的形式、樣貌;或者是聲音、音樂掌握在貴族階級、權勢階級,君王、貴族、宮廷、教宗或巫師,莫不是最早的音樂掌控者。

如同《馬》片中圖瓦雷克音樂(Tuareg music)傳統音樂人Ahmed Ag Kaedi所描述的,音樂其實與阿拉無關,而是宗教、掌權者的解讀詮釋決定了一切。音樂如同時間一樣,隨著文化演進一直流動著,在一個物質不充裕的古代文明世界,音樂曾是最大的慰藉;在一個原始的部落民族,音樂是其文化的核心;更多時候,音樂是伴隨著人民的苦難一起流亡的。

MALI_BLUES_2_©_Konrad_Waldmann
Photo Credit:© Konrad Waldmann
音樂家Fatoumata Diawara(左)在流亡期間仍然積極地與在地社群合作,他的音樂談論伊斯蘭體制底下女性的困境。

就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馬》片中諸多議題中恰恰亦是台灣音樂發展的縮影,譬如Fatoumata Diawara以女性的觀點寫出過去文化因受源自伊斯蘭教的禮教約束,使得女性身體私處的痛苦遭受重大的壓制;Bassekou Kouyaté承襲父親Ngoni琴的彈奏技法,卻體悟到音樂必須向前進,因而改裝了Ngoni琴,將傳統四弦的原始樣貌改裝上拾音器(pickup)、擴大機,加快一點速度,以自己文化的傳承重新唱出新的聲音,他說得好:「不想複製白人的東西。」因此,他試圖嘗試找出新的音樂方向,屬於馬利的方向。

說真的,文化的開創及自主性便是在此,不管是身為非洲人的自覺,或是身為女性的驕傲,當我們談論主體性之前,必須先問問自己,同樣都面臨西方文化入侵,為何在創作者融合之後,西非的音樂依舊保有鮮明而清晰的主體特性? 對照到台灣本土,我們又該如何自處?

事實上,西方強勢文化的輸入,不僅僅發生在西非的馬利、東亞的台灣,同時在許多國家、地域發生。作為一座島嶼,台灣歷史從過去到現在始終處於文化入侵的狀態,不斷地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外來文化的影響並非壞事,接納與融合是必要之趨勢,文化主體性的建立,關鍵在於過去文化歷史的累積傳承,並且不斷詢問如何應用這些文化累積。

在這部份,台灣社會與政府政策作為,總是讓前人的努力成果歸零,循環於重新開始或重複陳舊的事務,無怪乎,文化主體性談了這麼久、文創產業推廣了這麼久,與創意有關的產業仍然停留在「致敬」(抄襲)國外作品,一心只想走捷徑,卻從未正面地、仔細地看看自身的歷史傳承。《馬利藍調》片中,音樂家在鏡頭前,指著土地驕傲地說:「眾所皆知,藍調起源在這兒。」台灣自身的「藍調」,也曾經受到壓迫、鎮壓、禁止,相較於那個不自由的時代,我們仍然流亡未止。

影展訊息

名稱:桃園電影節
時間:2017/05/12-05/25
地點:桃園光影電影館、中壢新橋國際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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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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