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宏當選 不代表擺平了歐美群眾的怨氣

馬克宏當選 不代表擺平了歐美群眾的怨氣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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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執政的陰霾雖然得以暫時舒緩,但它的威脅顯然並未消除,此刻不過韜光養晦,難保他日不會出現另一個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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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樂祈(自由撰稿人)

繼三月的荷蘭大選後,歐洲的極右政黨在法國總統大選再度受挫,令人鬆一口氣…… 且慢。真的如此?在重視民主制度的歐美世界,答案不可能如一,千萬個人自然有千萬種想法。所以,面對選舉的結果,真的所有人都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嗎?非也。對於投給川普(Donald Trump)、荷蘭自由黨(PVV)和勒龐(Marine Le Pen)的選民——而且還不是少數人——他們即使不至於咬牙切齒,也必然有不同程度的失望。

回顧荷蘭大選,極右的PVV雖然未能成為國會二院(即荷蘭國會的下議院)第一大黨,而得票也與原來執政的自由民主人民黨(VVD)有好一段距離,卻不能因而無視極右思想在這個「自由國度」的興起——畢竟它得票率也有13.1%,只次於VVD。幸而剛結束的法國總統大選,自稱中間路線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第二輪投票大勝對手。

極右執政的陰霾雖然得以暫時舒緩,但它的威脅顯然並未消除,此刻不過韜光養晦,難保他日不會出現另一個川普。事實上,在第二輪投票前夕,很多人在馬克宏和勒龐之間猶豫不決。大批選民甚至決定投廢票,或乾脆不去投票,難怪這次是法國第五共和史上次低投票率的總統大選,而廢票率亦約有一成。這類畫面,在上年十一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也出現過,很多美國人都深感困惑。希拉蕊(Hillary Clinton)還是川普?或者以廢票、不投票來明志?然而,若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審視這種現象,卻不會令人覺得稀奇。

畢竟,全球思潮的變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羣眾進退首鼠的舉動——不想走現在的路,但又想不到可以如何前進——這正正是社會不滿現況時摸石過河,希冀找到新方向之心態的反映。

凱因斯還是海耶克?一個經濟學的爭論

顯然,在經濟議題上,不少傳統菁英或主流媒體都傾向支持全球化,但這種態度又愈來愈受大眾所抗拒。前者不少為自由市場的信徒,很多都自稱敬仰提倡自由經濟的奧地利經濟學大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 1889-1992)。不過在他之前,倡議政府干預的英國經濟學大師凱因斯(John Keynes, 1883-1946),及他去世後延續的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才是主流,足足在大蕭條後流行幾十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時代雜誌》將「年度風雲人物」給予凱因斯,讚揚他的理論深深影響世上的自由濟體。

不過七○年代起,由於蘇聯計劃經濟和西方奉行凱因斯主義的經濟都面臨停滯的窘境,海耶克早年的主張終於備受注視。一九七四年,他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一個顯著的表徵。一九七九年,成為英國首相的柴契爾夫人一改政府施政方針,著手縮減公部門的規模、減少貨幣供應、減免稅賦、撤除對企業的諸多監管等。面對保守黨黨內的質疑,她留下了一句名言來宣告自己撂手凱因斯主義:

"You tur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

至於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新上任的雷根總統也進行了自由化改革(但他的經濟學有大幅減稅的元素,且任內公共債務奇高,赤字大增,被不少人質疑他是骨子裏的凱因斯主義者,包括美國著名經濟學家John Galbraith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Solow)。無論如何,這種小政府的思緒既得以轉守為攻,就逐漸主導了全球經濟的發展路徑。一九九一年,前蘇聯瓦解,海耶克批評計劃經濟的見解更是如日方中。

不過,當歐巴馬(Barack Obama)接替小布希(George Bush)造成的巨額赤字以及金融海嘯的爛攤子,就很難再向大眾高舉「小政府」的招牌。二○○九年,國會通過《復甦與再投資法案》(ARRA),華府投放幾千億美元刺激經濟。雖然效果不是立竿見影,但當他退位時,美國的失業率在他任期內由最高峰的10%(剛好與法國最新公布的失業率雷同),下降至4.7%。然而,期間造成的赤字令人咋舌。更糟的是他任內的貧富懸殊情況漸趨惡化,這就是為何後來佔領華爾街運動會高呼「我們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當然,不只是美國獨有的問題。聯合國上年就指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已掌握全球過半的財富。

面對這種情況,歐美那些自以為是「社會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派,理當躬身自省。川普上任已過百日,他們現在都對其當道意興闌珊,甚或未肯接受現實。於是,他們會有意無意間批判那些教育程度較低、就業狀况不理想的「悲情選民」見樹不見林,一再重申全球化、自由貿易對現代社會的供獻,提醒人們:你們嗤之以鼻的「自由」,誠然製造了多少職位、令多少人脫貧。他們亦常言,加稅、監管無助創造理想的投資環境,對經濟百害無一利。不過,當全球財富分布如此不均,而歐洲很多地方的失業率都慘不忍睹,要求早已怨聲載道的羣眾顧全實情是放任主義的「大局」,平心而論,是否有點痴人說夢?

積陰欲滔天,況乃草木微。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早已動搖了自由市場的信仰,當下的局面只是源於其蝴蝶效應,敬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政客和經濟學家理應大力調整自己的思維。況且,他們對所有政府介入市場的行為都非常敏感,似乎已扭曲了海耶克的原意。

就如美國經濟學教授艾伯斯坦(Lanny Ebenstein)在“The Evolution of Chicago Free Market Economics”(中譯:《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時報文化)所言,海耶克反對共產主義及其計劃經濟,並不代表他支持無政府主義。政府管理所有經濟事務,固然成效不彰,並不表示沒有政府介入,成效就會更好。

海耶克自己也說過,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5)是一本「時代的宣傳小冊子」——那是一個共產主義興盛的時代。當他在一次訪問談到撰寫這本書之目的,表示其實只是想說服社會主義者,他們用錯方法達成自己的目標,並強調無人會質疑政府對促進高度且穩定的就業機會有重要作用。明顯,當他對自由、計劃經濟作出詮釋時,與今日有著迥然不同的處境(連中國也早已拼棄馬克思經濟主義)。亦所以,我們不會對於他在生前以為隨著財富的普遍成長,政府應該在社會保險、教育領域等發展扮演某些積極的角色感到驚訝。

如是者,假若今日的新自由主義派對其想法搬字過紙,對所有干預市場的舉動「義憤填膺」,誠然荒謬。他們甚至應該向古典自由主義的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學習,皆因這位蘇格蘭經濟學家非常抗拒自由市場出現壟斷——則現今全球化下成為常態的現象。話雖如此,如果說「看不見的手」並非全能,凱因斯主義也不能肯定是今日窘態的藥石。從崇尚自由市場轉回左派的舊路,似乎不一定可行。畢竟,減稅往往只會有利於富人,貧富懸殊將更為嚴重,而加大公共開支也無助於處理赤字。

飛走的黑天鵝;進擊的灰犀牛

不過,歐美傳統菁英面對的不只是經濟的問題,而是一個更為複雜的政經趨勢:政治向「右」;經濟向「左」。愈來愈多民眾期望經濟向左,他們對只會養肥跨國企業的全球化深感懷疑,二來人們對經濟的展望並不明朗,自然更依賴福利主義。

另一邊廂,以往有些人會以為歐美所以排外,主因是因為國內經濟不好,失業率居高不下,使矛頭指向移民。這固然合理,但隨着孤狼恐怖主義(Lone Wolf)在歐美有蔓延的跡象,政治向右不再單單基於經濟因素,極右的政治訴求確實已建基於選民對治安的考慮。然而,假若斷然排外,人口已呈老化的歐美又何以振興經濟?稅基減少,又何以支撐社會福利的運作?總而言之,執迷於極端自由市場或政府干預的人士,不應再全神貫注地「護教」。借用陳冠中近日於一個題為「自由主義與左翼」之言談會的說法:

「我不能接受的,其實是一切非自由的主張,反對的是一切反自由的理念,特別是一切極左的理念,一切極右的理念。」

先說所謂極右派的川普。他在經濟上實在有「打左燈、向右轉」之嫌。競選時大力提倡的保護主義,除了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TP)之外沒有多大建樹,倒是其減稅計劃令富人受惠最多。因為根據無黨派機構稅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分析,假若川普稅改提議最終通過,美國最富裕的0.1%,享受的減稅幅度可能接近稅後收入的14.2%,而中等收入家庭則只能享受1.8%的減稅。其他譬如被歐巴馬調升至40%的遺產稅,以及替代性最低稅(AMT),他則建議廢除,又主張大幅削減公司稅。可見,把美國經濟革新寄望在川普身上,根本是緣木求魚——除非有奇蹟發生。

至於成功入主愛麗榭宮的馬克宏,就算在六月的議會選舉再下一城,做過銀行家的他是否能大力整頓現時疲乏的政經現況,仍有待觀察。不要忘記,在第一輪選舉時,支持全球化、歐盟候選人得到的選票,只是高過反歐盟、全球化候選人約2%。是以,未能晉身第二輪選舉的極左派候選人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之勸告絕非危言聳聽:

「法國選民的選擇,是為了反對勒龐,而不是真的要支持馬克宏的全球化資本路線。」

此外,指標性可能更高的德國大選將於九月進行,現任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勝算很大。即便如此,歐美要維持近數十年的政經格局,看來是痴心妄想了。

歐美變遷的民情,已非令人意想不到的黑天鵝(The Black Swan),而是顯而易見,正在朝向社會衝來的灰犀牛(The Gray Rhino,參考Michele Wucker的“The Gray Rhino: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中譯:《灰犀牛:危機就在眼前,為何我們選擇視而不見?》,天下文化)。就算梅克爾順利連任,傳統菁英都不應再幻想自己可以不變應萬變。面對民粹的時代,加上全球暖化和工序機械化等嚴峻挑戰,他們是時候在兩位活躍於大戰時代的經濟大師之間另闢蹊徑,找尋紓解民情的中庸之道。

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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