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軍國主義——順便來點宗教自由與多元族群

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軍國主義——順便來點宗教自由與多元族群
Photo Credit: Carl Röchling @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種冷冰冰的「順便」人道主義,進而主導了普魯士的移民政策與人口政策。現在必須對此做出較詳細的說明,因為我們已隨之來到古典普魯士的基本特徵之一——那項特徵就是幾乎無限度地對外地人友好的態度,並且樂意接受移入者與難民。

文: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一場軍事革命

古典普魯士在同時代和後世人們眼中最引人注目,但僅僅被盧博斯列為特色之一的事物,就是它著名的軍國主義。普魯士是一個軍事化的國家,其程度遠遠超越別國。它必須這麼做,如果它想把東一塊西一塊的國土連貫成一個整體的話——而且其所處的地理位置要求它必須那麼想。

「其他的國家擁有一支軍隊,普魯士卻是一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米拉波伯爵(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曾於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位末期半嘲諷半驚駭地如此寫道。那句話講得很對,可是卻又不對。普魯士軍隊從未「擁有」普魯士國家,而且根本從未做過任何嘗試來統治國家,或者影響國家的決策——它是全世界紀律最嚴明的軍隊,軍事政變在普魯士始終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軍隊反而是國家最重要的工具、它的王牌和它的心肝寶貝;一切為軍隊而設,一切圍繞著軍隊打轉,一切與軍隊共存亡。這個國家並非被軍隊擁有,而是真正「著迷於」(注一)對軍隊的照顧。就連其——按照當時標準——既現代化又極為先進的財政、經濟與人口政策,最終的目的也在於提高作戰能力,而這意味著:為了它的軍隊。

其實普魯士在那麼做的時候,只不過是把當時歐洲普遍流行的實務發揮到了極致而已。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即便在這個方面,十八世紀的普魯士也完全符合時代精神。它只不過是從《西發利亞和約》之後席捲歐洲各主要國家的軍事革命當中,得出了最激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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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erard ter Borch @ public domain
西發利亞條約簽訂

簡言之,那場革命意味著軍隊的國有化。此前的情況,在今天會讓我們感覺非常陌生:歐洲各國都不擁有軍隊,充其量只不過是禁衛軍和民兵罷了。軍隊屬於私人的企業,每當國家必須打仗而需要一支軍隊的時候,就向私人承租——往往還支付不起那筆開銷。十六和十七世紀的許許多多場戰爭(包括三十年戰爭在內)都是以此方式進行,但是長久下來以後,這種做法已經被證明行不通;在三十年戰爭時期,它更為受到戰火波及的各個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其原因在於那些往往不固定支薪的僱傭兵部隊軍紀渙散,此外他們缺乏今日所稱的「後勤補給」,亦即有組織地持續供應他們所需的物品。(就這方面而言,華倫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的軍隊——至少是在成立之初——構成了一個具有前瞻性的例外。)他們必須自力救濟,從自己戰鬥、紮營,或者行軍通過的處所就地取得給養,那些地點於是遭到他們「蹂躪」(這是該用語得名的由來,注二),而且他們曾經在三十年戰爭時期摧毀了整片整片的地區。

三十年戰爭過後,各地都拋棄了那種制度,甚至往往走入另外一個極端。凡是還像樣的國家從此都一直自行養兵,軍隊於是擁有了同樣遭到國有化的專用後勤補給系統,行軍時不再就地取材,而是從兵站前往兵站(但這嚴重影響了十八世紀軍隊在作戰時的機動性),同時他們更受制於前所未見最嚴酷野蠻的軍紀規範。

十八世紀軍隊的「笞刑」與「夾道鞭打」等體罰方式(不侷限於普魯士),直到今天都還讓我們讀得毛骨悚然。不過我們也必須正視事情的另外一面:士兵們吃盡更多苦頭的同時,平民百姓的苦難就減少了許多。在紀律蕩然、缺乏補給的僱傭兵時代,作戰總是意味著燒殺姦淫虜掠。如今這已成過去。腓特烈大帝因而可用不偏離事實太遠的方式來強調:「和平的公民應該完全感覺不到國家在打仗。」那是三十年戰爭結束還不到一百年以後的事情。

普魯士參與了這場全歐洲的軍事革命,亦即如同瑞典、法國、西班牙、奧地利、俄國那般地成為一個軍事化的國家,這件事情本身並無特殊之處。真正特別的地方在於三個方面:首先是普魯士軍隊的人數,其次是它的素質,第三則為其社會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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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amuel Theodor Gericke @ public domain
「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

腓特烈.威廉一世國王(Frederick William I of Prussia)——「士兵國王」——在位期間,普魯士軍隊的常備兵力為八萬三千人,他的兒子才一登基就立刻增加到十萬人,後來在戰爭時期甚至還把人數加倍。對一個小國家來說,這實在多得不成比例,多得令人難以置信;諸如法國、奧地利和俄羅斯之類的大國,其軍隊規模也只不過稍微大一些而已。在其他所有的政府開支項目方面,於是都需要斯巴達式的節儉作風(「普魯士式的節儉」),因為五分之四的政府歲入已經花在軍隊上面了。

「士兵國王」的普魯士刻意為了國力而犧牲璀璨——按照國王自己的用語,那是「務實」的做法。其宮廷派頭在各國王室極盡奢華之能事的那個年代,比較起來未免顯得寒酸;而在他的統治下,就連藝術與文化的發展也少得令人失望。普魯士的貧窮困頓與普魯士軍國主義之間出現的反差,縱使在他生前也已是歐洲普遍受到嘲笑和令人搖頭的對象。

不過那只是最起碼的部分而已。光靠節儉仍不足以籌集這個貧窮國家所需要的超級軍費開銷。無怪乎腓特烈.威廉自稱為普魯士國王的「大元帥和財政部長」了。普魯士在他執政期間是歐洲稅賦最重的國家;後來腓特烈大帝還把稅率調得更高,儘管其臣民對他的聲譽並非沒有感覺,可是長久下來以後,那種做法還是讓他變得不受歡迎。

大量的稅賦(在城市裡面是消費稅或「國內貨物稅」,在鄉間地區則為土地稅或「田賦」),必須加以徵收和催繳。為此就需要一個高效率的財政主管機構,而這意味著大量的公務人員——雖然惟有透過普魯士式的節儉作風才得以支付其薪水,可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絕對可靠,結果又不得不強迫他們遵守軍隊般的紀律,以及準軍事化的榮譽守則。普魯士的「軍事國家」與「公務國家」因而環環相扣,互為表裡。

此外還需要加上普魯士的「經濟國家」。如果想要支付昂貴的軍費,同時積聚戰備物資的話,那麼就得拼命向百姓徵稅;可是在收到稅以前必須先要有東西可以讓人抽稅,畢竟一頭餓牛產不了多少奶。

普魯士國家因而也推動經濟政策,以當時頗不尋常的方式來資助和補貼製造業——比方說在鄉間地區是亞麻與羊毛紡織業(那同時亦為製作軍隊制服所必需的材料),在城市裡面則是諸如著名的「柏林王室瓷器工坊」之類的業者;此外還成立一所國家銀行,以及致力於土地改良和土地開發(例如奧德河河口灣的排水工程)。對那個時代而言,這一切都意味著高度現代化、十分進步的政策,而且「順便」也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政策。畢竟那些措施都帶來了工作與麵包——但只是順便而已。

這種冷冰冰的「順便」人道主義,進而主導了普魯士的移民政策與人口政策。現在必須對此做出較詳細的說明,因為我們已隨之來到古典普魯士的基本特徵之一,而且它跟普魯士的軍國主義同樣特性十足和引人注目——那項特徵就是幾乎無限度地對外地人友好的態度,並且樂意接受移入者與難民。許多厭惡普魯士軍國主義的人們,在這裡找到了可以接受的一面。然而那兩項特徵其實互有關連。

普魯士乃十八世紀全歐洲受迫害者、被羞辱者、遭歧視者的庇護所和避風港,其情況幾乎類似十九世紀的美國。實際上那早在大選侯的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一六八五年的時候,法國廢除一個世紀以來給予法蘭西新教徒信仰自由的《南特詔書》,大選侯立即頒布《波茨坦詔書》,邀請受迫害者前往普魯士。結果他們成千上萬地接受了邀請,並且對此心懷感激。

到了一七○○年前後,柏林市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法國人。那些難民都受到良好的照顧、獲得住宅和貸款、完全不必否認本身的民族屬性,而且他們還獲得自己的法國教堂與法國學校。那一切堪為典範,而且非常有益。眾所周知的是,普魯士的「法國殖民地」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並帶來了許多精緻的工藝技巧和生活習慣,而且在許多個世代的時間內為國家提供了優秀的官員與文學家。

法國人並非特例。一七三二年,在腓特烈.威廉一世國王任內,出現了另外一個大規模移民潮:二萬名薩爾茨堡新教徒為了躲避「反宗教改革運動」而逃難到普魯士,在之前由於黑死病肆虐而人口銳減的東普魯士安家落戶。除了這些引人注目的大規模移民行動之外,整個十八世紀——而且從大選侯的時代即已開始——都看得見新移民和宗教受迫害者源源不斷地湧入普魯士,其中包括華爾多教派、門諾教派、蘇格蘭長老教派的信徒,此外也包括猶太人,甚至時而還有不喜歡其他較嚴厲新教國家的天主教徒。

他們全部都受到了歡迎,而且他們全部都獲准繼續使用自己的語言、繼續維護自己的風俗習慣,以及「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得到救贖」。對普魯士國家而言,每一個新的子民都不成問題。每當傑出外籍人士有意直接出任高級公職的時候,它也不會表現出小家子氣。我們將在後面讀到,普魯士「改革時期」的靈魂人物——斯坦因、哈登貝格(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等等——幾乎本來都不是普魯士人。

此外我們也想在這裡提前說明一下:普魯士在十八世紀末期進行征服以後,新獲得了數百萬波蘭臣民,而那些人的民族特性與宗教信仰全未受到干擾和破壞。老普魯士沒有「日耳曼化」的問題,這是與日後的德意志帝國不同之處。普魯士並非一個民族國家,而且也不打算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它僅僅是一個國家,就此而已。它是一個理性的國度,向所有的人開放。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權利,但也必須承擔同等的義務——在這方面也不打折扣。

一切看起來都相當美好,並且非常人道。實情確也如此。然而普魯士這種高度自由化移民政策與人口政策的動機,卻並非人道主義。那只不過是順便對人友善罷了。其動機來自於「國家利益至上原則」;而如果我們更仔細觀察的話,在這裡也會與「軍國主義」重逢,亦即那個把其他一切事物都牽扯進來的超大型普魯士軍隊。

軍隊所費不貲,吃掉了國家的預算,於是需要增加稅收。可是若想增加稅收的話,就應該提高納稅力和經濟力,於是必須推動經濟政策,以及促進經濟成長。經濟的成長有賴於人口增加(當時尚未進步到能夠用機器來取代人力的地步),因而也需要推行移民政策,如果這麼做的時候還能夠順便對人友善的話,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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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ntoine Pesne @ public domain
腓特烈大帝

「在我看來,人們是最大的財富」,腓特烈.威廉一世曾經這麼表示,而腓特烈大帝表達得更加清楚:「最重要、最通用和最真實的原則為,一國真正的實力在於其龐大的人口數量。」他在一七五二年的政治遺囑中(後來俾斯麥認為該文件應該永遠不解密),更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想法:

朕希望我國擁有足夠省分來維持一支十八萬人的軍隊,亦即比目前多出四萬四千人。朕希望,扣除所有支出項目之後能夠每年有五百萬銀元的結餘⋯⋯。這五百萬大致相當於一次戰役的開銷。有了那筆金額之後,我們即可自費進行戰爭,而不至於陷入財政窘境或者成為任何人的負擔。在和平時期,這筆進帳可使用於各種對國家有益的經費。

因此普魯士的一切都會在某種程度內回歸到軍隊,而我們現在也必須重返軍隊那方面。

若從人口總數和國家財政實力來衡量,普魯士的軍隊無疑巨大得不成比例,可是其兵員數量依然少於法國、奧地利和俄羅斯等真正大國的軍隊。後來普軍力足以和這些較大型的軍隊分庭抗禮——在「西里西亞戰爭」是對抗其中之一,於「七年戰爭」時期甚至同時對抗三者——證明自己在質量上享有優勢。這種質量優勢的謎底從未完全被揭曉,當時沒有,今天也沒有。

固然普魯士將領極度樂於接受當代進步幅度仍相當有限的軍事科技新知,但這僅僅是一部分的解釋理由。固然普魯士軍隊率先推出了「齊步走」的行進方式,並以鐵製裝彈通條來取代木製通條,而且就連遠近馳名的「波茨坦巨人衛隊」亦可從此角度來看:較長的手臂當然可以在刺刀戰享有優勢,於是那位「士兵國王」癡迷於蒐集「長人」的作風或許不只是一種怪癖而已。(注三)可是這些事情無法說明一切。

普魯士陸軍的戰術和操練跟其他各國的軍隊並無二致,普魯士的軍紀固然十分嚴厲,但也不至於比別人來得更加刻薄。「普魯士人開槍也沒那麼快」這句俗語所著眼的對象,並非普魯士軍隊作戰時的射擊速度——即便他們使用鐵製裝彈通條,使得開槍的速度變得特別快。(注四)其實這句俗語所強調的是:普魯士不急著槍斃逃兵,不至於例如類似法國人所做的那般,捕獲自己的逃兵之後就毫不留情地把他們拖到行刑隊前面——《在斯特拉斯堡的塹壕上》。(注五)在普魯士,那些倒楣鬼固然會被打得半死,但接著又被調養得健健康康,以便有辦法繼續服役。他們實在太寶貴了,不可以被槍斃;普魯士式的節儉作風在這方面也不例外。

註釋

  1. 原文在此一語雙關。德文「擁有」(besitzen)一字的過去分詞——「besessen」——同時意為「(被)擁有」和「著迷」(著了魔、狂熱於、醉心於)。
  2. 德文「蹂躪」(verheeren)這個動詞可直譯為「遭到軍隊化」(大軍過境)——其字根是「Heer」(軍隊、陸軍)。
  3. 波茨坦巨人衛隊(Potsdamer Riesengarde)就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國王的巨人擲彈兵團(第六步兵團),其成員則被稱作「長人」(lange Kerls)。它宛如今日的籃球隊,士兵最低身高標準為一八八公分(最巨大者高達二一七公分)——國王自己的身高則在一六○公分上下。
  4. 「普魯士人開槍也沒那麼快」這句德文俗語,今日被使用於取笑急性子或沉不住氣的人。普軍士兵以裝彈快速聞名。在前膛槍時代,普魯士軍人的射擊速度是敵方的兩倍。一八四○年代末期普軍率先換裝後膛槍(撞針步槍)之後,於普奧戰爭時的射擊速度甚至為奧軍(仍使用前膛槍)的五倍以上!
  5. 《在斯特拉斯堡的塹壕上》(Zu Straßburg auf der Schanz)是一首十八世紀末的德國民謠,講述一名在法軍當兵的瑞士人鄉愁發作,打算深夜泅水到河對岸逃跑回家——結果他遭到攔截,早上十點鐘就被三人行刑隊當眾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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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左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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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普魯士是一個神話。對某些人來說,它的名字代表著秩序、正直與寬容;對其他人來說,它卻集軍國主義與反動作風於一身。身為普魯士人的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拋開舊有的傳說,娓娓道出這個國家的歷史──它僅僅以獨立國的身分存在了一百七十年。

普魯士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個人工化的產物:普魯士需要極度強烈的自保意志,才得以將分散各地的國土凝聚成一個相互連貫的整體。在數百年的演進過程當中,普魯士是由民情迥異的德意志與斯拉夫殖民地區共同生長而成,缺乏共通的血源或宗教基礎、沒有天然的疆界,以致它只能說是一個「理性國家」。廉潔的政府以及對宗教的寬容,使得普魯士成為十八世紀歐洲最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危機開始於法國大革命,它在建立德意志帝國之後陷入緩慢的死亡,國家社會主義則促成普魯士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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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左岸出版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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