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打落尚未成熟的果實:俾斯麥在普法戰爭前的政治謀略

不要打落尚未成熟的果實:俾斯麥在普法戰爭前的政治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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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武力來促進德國統一的做法,我也認為並非不可行。然而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卻是:應如何負起責任決定要用暴力導致一場災難,並且承擔後果來挑選行動的時間。若一意孤行、純粹遵循主觀因素來干預歷史發展的話,所造成的結果將永遠只是打落了尚未成熟的果實。

文: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一八六六:普魯士成功達陣

教廷「國務卿樞機主教」閱讀到一則新聞報導之後,禁不住喊道:「世界天翻地覆!」——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普魯士於該世紀最大的戰役中,在克尼格雷茨城外擊潰了奧地利與薩克森的聯軍。後果更嚴重的是,對拿破崙三世皇帝(Napoleon III)來說,世界也隨著克尼格雷茨而天翻地覆。其整體政策完全是建立在普魯士打敗仗的可能性之上:他可以把普魯士從戰敗後的毀滅當中拯救出來,並且為此收取自己的報酬。

普魯士的勝利,使得他本人以及法國政治界感覺受到某種欺騙,這解釋了何以會出現「為薩多瓦復仇」那種怪異的講法(「薩多瓦戰役」是法文對克尼格雷茨戰役的稱呼),而且它在一八六六年以後的法國成為一句強大的政治口號。法國與普魯士至一八六六年為止的協約(反正那本來就是一個雙方各懷鬼胎的協約),如今便在轉瞬之間成為過去。拿破崙三世於是出面對打了勝仗的普魯士人進行阻撓。

他公開宣布自己將進行武裝調停,隨即派遣使者前往普魯士的指揮總部。克尼格雷茨獲勝者的處境一下子變得極其危險:如果他拒絕了法國的調停,恐怕會面臨一場後果難測的兩線戰爭;但若接受調停的話,則勢必將在萊茵河流域割地——並失去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向心。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儘快與奧地利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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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的俾斯麥

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選擇了這條出路,而其結果對奧地利來說,很可能是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所曾簽訂過最慷慨的和約:不割地、不賠款、立即遣返戰俘、馬上從所有的占領區撤軍。為了締結這項和約,俾斯麥跟自己的國王起過激烈爭執,被逼得已經考慮自殺。他雖無法讓國王看出簽訂這個「可恥到這種地步的和約」之必要性,但他最後仍然如願以償。於是在俾斯麥整個驚人的職業生涯當中,一八六六年七月底發生於摩拉維亞「尼科爾斯堡」城堡內的此次危機,始終是他最驚心動魄的時刻。(注一)

與南德各邦分別簽訂的和約幾乎同樣大方。他們雖然曾經與奧地利並肩對普魯士作戰、跟著一起落敗,但也都不必割地賠款(唯獨黑森—達姆施塔特稍有例外),都沒有遭到占領。他們僅僅被要求與普魯士締結軍事同盟——而且他們喜出望外地答應了。除此之外,他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和僅此一次,在國際間成為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

他們不再像一八○六年以前那般有一個德意志國家,(注二)以及在一八一五年之後那般,有「德意志邦聯」做為共同的屋頂。他們已被明白告知,不妨共同成立一個「南德意志邦聯」(假如他們有意如此的話),但他們從未行使那項權力。奧地利對南德的主導權既然再也不成為話題,這只會讓他們感覺更加稱心如意。

俾斯麥在北德的做法可就激烈多了。普魯士在德國北部的擴張,原本就是俾斯麥真正的作戰目標,現在他便透過激進的兼併手段來加以實現。什列斯威—霍爾斯坦漢諾威黑森—卡塞爾黑森—拿騷等邦國,現在全都變成了普魯士的省分;法蘭克福那座昔日的帝國自由市也被併入普魯士,而且它是唯一曾於戰時遭受粗暴待遇的被占領地區(以縱兵劫掠為要脅來強徵巨額軍稅,市長被逼得自殺)。普魯士如今於其屢屢進行兼併征服和開疆闢土的歷史上,完成了最大與最後一次的擴張。

其疆界幾乎涵蓋了整個德國北部地區,而且整體來說我們必須承認,普魯士把併吞過來的巨大土地消化得很好。它在領土方面固有的彈性,以及它的本事,有辦法藉由良好的行政管理、嚴格的法治精神和冷冰冰的寬容作風,讓普魯士的統治能夠被任何「必須成為普魯士國民者」接受,再再都重新通過了考驗——最後一次通過了考驗。唯獨漢諾威在隨後數十年內,繼續出現一股擁護韋爾夫王室家族的反對勢力。

若按照普魯士平常的作風,理應一以貫之,將北德殘留的大大小小諸侯國也都兼併過來。然而普魯士不方便併吞自己的盟友——梅克倫堡奧爾登堡、各座漢薩城市,(注三)以及圖林根地區大多數的小邦國。薩克森王國固然在俾斯麥的兼併清單上面名列前茅,可是奧地利已於簽訂和約時為其請命(薩克森人曾在克尼格雷茨戰役中加入奧地利一方英勇作戰,並且傷亡慘重)。那麼對普魯士而言或許比較明智的做法,應該是既放過薩克森也不去打擾北德的小邦國,頂多只像對待南德各邦那般,強迫他們簽訂盟約即可。

他們根本不可能對一八六六年時的大普魯士造成任何危險,更何況其中許多邦國如今僅僅像是零星散布於普魯士境內的斑點。然而俾斯麥畢竟也跟德意志民族主義締結了盟約。他必須向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有所交代,至少要給他們一些東西,讓他們覺得那是德國統一大業的「頭期款」。此外他還曾經答應過,要給他們一個透過自由普選產生的德意志國會——一個德國的議會,而非普魯士的議會。畢竟普魯士的民主化,是他最後才打算同意的事情。結果他找到一條出路。他發明了「北德意志邦聯」。(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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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紅色為北德意志邦聯範圍

北德意志邦聯是一個稀奇古怪的架構。普魯士在一八六六年進行併吞之後,全國百姓已多達二千四百萬人,其餘二十二個北德意志邦聯成員國的人口總數卻只有六百萬。有一位普魯士自由派人士稱之為:「一隻狗兒跟它身上跳蚤的共同生活」。但不管怎麼樣,二十二個小邦國的地位表面上都和那一個大國相同——就此意義而言,北德同盟是一個邦聯。

可是它又獲得了一個「國家議會」,一個在全體成員國境內透過全民自由普選而產生,並且基本上握有立法權和預算審查權的議會——就這方面來說,北德同盟則是一個聯邦國家。此外它更應該提供一個框架,以便有朝一日時機成熟之後,也有辦法將南德各邦一併納入。普魯士本身則無論如何都應該繼續維持原來的模樣。那是個「化圓為方」一般的難題。

俾斯麥本人似乎也相當明白,他做出了自相矛盾的事情。在制訂《北德意志邦聯憲法》的過程中,俾斯麥所發出的指令為:「其形式必須比較接近邦聯,不過在實務上應該透過具有彈性、不引人注目,但是涵義廣泛的表達方式,使之具備聯邦國家的性質。」然而實際進行的方式依舊不清不楚。我們可以感覺到,俾斯麥這一回也不完全曉得,他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他以完全不符合自己慣常風格的方式,允許一八六六年選出的北德意志邦聯「國家議會」,對其憲法草案做出不下四十項修正。其中並包括了最重要的一點:若按照俾斯麥原先的憲法草案,「邦聯總理」只不過是普魯士派駐「邦聯參議院」的代表,由一位聽命行事的高階官員負責擔任。最終通過的憲法版本卻讓「邦聯總理」負責掌管邦聯的整體政策,迫使俾斯麥不得不親自出任此職。

俾斯麥從此兼任兩個職務:他同時是普魯士首相和北德意志邦聯總理。過了四年以後,「北德意志邦聯總理」又脫胎變成「德意志國總理」——最晚從這個時候已經十分明顯,總理一職是那兩個兼任職務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而且俾斯麥已在無意之中,以及在不完全清楚自己這一次究竟做出什麼的情況下,實際上導致普魯士「成為間接屬國」。(注五)

北德意志邦聯還沒有自稱為「國」(即便它已經擁有一個北德意志「國家議會」),普魯士國王固然是北德意志邦聯的元首,但他尚未稱帝,而只是一個非人格化的中性名詞——「主席團」。(注六)這些「雖不起眼但是意義深遠的稱呼」仍在相當程度內隱藏了一項事實,此即每一個普魯士人從今開始都可謂擁有雙重國籍:一個範圍較小的普魯士國籍,以及一個範圍較大的北德意志國籍(四年以後則為德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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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

他票選兩個議會:按照三級選舉制投票選出普魯士邦議會,以及透過全民普選投票選出北德意志(後來則是德意志)國家議會。當他服兵役的時候,是同時在兩支軍隊裡面服役:普魯士陸軍以及邦聯陸軍,而普魯士陸軍僅僅為後者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便它是遙遙領先的最大部分。

同時饒有趣味的是,軍事預算的審查權已依據《北德意志邦聯憲法》,從普魯士邦議會落入了邦聯「國家議會」的手中——或許這是最顯著的跡象,表明普魯士果然正準備融入一個較大的政治整體。既然連本國軍隊的規模都再也無法自行決定了,那麼普魯士還能算是什麼呢?

但只要繼續停留在北德意志邦聯的階段,一切都還能夠藉由普魯士實際凌駕於那些小夥伴之上的巨大優勢來加以掩蓋。可是一旦南德各邦也都加入之後,那就很難繼續遮掩下去了,因為普魯士的優勢地位勢將顯著降低。普魯士在此情況下固然仍舊是遙遙領先的最大單一德意志邦國,但畢竟只不過是如今已擴大許多的整體裡面的一個單一邦國罷了。

這個更大的整體,而不再是普魯士本身,將會制訂最重要的法律來規範個人的生活,以及針對外交政策做出攸關國家命運的決定——也包括普魯士那個成員國的命運。俾斯麥自從創建北德意志邦聯而開始走上這條路以來,走到最後只會意味著普魯士獨立性的結束,亦即普魯士融解於德國之中。

可以完全確定的是,那絕非俾斯麥所願——至少他一直都不想出此下策,直到他眼睜睜地發現,原來那已經在他自己的手中成為事實。俾斯麥流傳至今的言論當中,沒有直接證據顯示他曾經清楚地預見此事。不過他在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年之間所做出的許多聲明,卻可讓人從中得出結論,認為他並不急於將德國的統一繼續擴大到北德意志邦聯之外。而且我們經常可以感覺出來,有關擴大德國統一的想法讓他心中有些忐忑,某種直覺使得他躊躇不決。一八六九年的時候,他向普魯士駐慕尼黑大使發送了一份著名的指示:

透過武力來促進德國統一的做法,我也認為並非不可行。然而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卻是:應如何負起責任決定要用暴力導致一場災難,並且承擔後果來挑選行動的時間。若一意孤行、純粹遵循主觀因素來干預歷史發展的話,所造成的結果將永遠只是打落了尚未成熟的果實。

德國的統一在此刻仍然是一個未成熟的果實,我相信這是有目共睹之事⋯⋯我們固然可以把時針往前撥,時間卻不會因此移動得更快,而靜觀事態發展的能力,正是務實政策的先決條件之一。

這可不像是狂熱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言論。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說法,讓人得以一窺,是什麼原因促使俾斯麥傾向於以充滿哲學意味的冷靜態度,來拖延將「北德意志邦聯」擴充為「德意志國」的時間。王室事務部長施萊尼茨曾經向他表示:「我們絕對不可繼續前進,除非我們的普魯士軍官儲備量已經足夠。」而俾斯麥回答道:「我雖然不便把它公開表達出來,但那正是我整個政策的基本構想。」如果他果真有此想法的話,那麼就連北德意志邦聯都已經是偏離其政策的第一步了,所以不難理解為何俾斯麥怯於踏出更大的第二步。

但無論如何,俾斯麥自己於晚年也對此加油添醋的一種觀點——「俾斯麥曾在一八七○年之前的那些年頭積極致力於策劃對法作戰,以便藉此完成德國的統一大業」——根本就是神話。一八六六年以後與一八六六年之前,俾斯麥在政策上的差異形成了躍然眼前的強烈對比:起先是近乎鬧哄哄的舉動,總是刻意製造、激化和解決紛爭,而且目標十分明確。

接著卻是強調靜觀其變和息事寧人,一再設法閃避迫在眉睫的衝突,同時心中顯然拿捏不定,不曉得是否該把北德與南德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俾斯麥曾在一八六七年做出一個極不受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歡迎的妥協,化解與法國為了盧森堡而開戰的危機,其妥協措施當中並且包括普魯士的撤軍。(注七)一八六九年他更否決了巴登大公國申請加入北德意志邦聯的提案,因為他覺得那是對法國的不必要挑釁。(注八)

甚至連俾斯麥在一八七○年初說服國王,同意讓霍恩佐倫家族的旁支推出西班牙王位繼承人一事,也沒有被俾斯麥使用於挑起戰爭(經過一百多年來翻箱倒櫃式的詳細研究,現在我們已可確定此事),它反而被使用於嚇阻法國的軍事冒險行動。俾斯麥稱之為一座「西班牙和平的湧泉」,並希望讓它一直源源不絕。

按照俾斯麥的估算,西班牙固然絕不可能對法國構成威脅,可是法國背後既然出現了一個不安全的西班牙,或許能夠讓法國的好戰派稍微知所收斂——他們曾在一八七○年之前要求「為薩多瓦復仇」,並千方百計設法拼湊出一個與奧地利和義大利的同盟。這回俾斯麥直到最後一刻才決定作戰,而且那是在法國表現出過激反應,逼得他只能在戰爭和屈辱之間做一選擇的時候。即便如此,他還是讓法國做出宣戰的動作。

注釋

  1. 尼科爾斯堡(Nikolsburg)位於摩拉維亞南部昔日的德語地區,是普魯士與奧地利在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進行停戰談判的地點。尼科爾斯堡現在依捷克語稱作米庫洛夫(Mikulov)。
  2. 此「德意志國家」指的是一八○六年被拿破崙解散的「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
  3. 各座漢薩城市指的是一八六六年戰爭時支持普魯士的漢堡、不來梅、呂北克。
  4. 北德意志邦聯(Norddeutscher Bund)或譯為「北德同盟」,成立於一八六六年八月,原本是一個以普魯士為首的軍事同盟,一八六七年七月成為君主立憲的邦聯,一八七一年一月納入南德四邦——巴伐利亞王國、符騰堡王國、巴登大公國、黑森大公國(黑森—達姆施塔特)——擴充為「德意志國」(在一九一九年以前等同於德意志帝國)。
  5. 「成為間接屬國」(Mediatisierung)之概念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翻譯成白話就是:喪失獨立邦國的地位。
  6. 北德意志邦聯的下議院叫做「國家議會」(Reichstag);上議院則叫做「邦聯參議院」(Bundesrat),由普魯士國王兼任「主席」(das Präsidium)。那個主席頭銜在今日看來相當奇特,一則「Präsidium」是中性名詞,再則它在現代德文意為「主席團」或「主席職務」。
  7. 維也納會議結束後,由尼德蘭國王兼任盧森堡大公,但盧森堡仍然是德意志邦聯的成員國,盧森堡市並且為德意志邦聯的要塞,由普魯士派兵駐守。一八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荷蘭國王威廉三世準備把盧森堡賣給法皇拿破崙三世(開價五百萬荷蘭盾),幾乎導致北德意志邦聯與法國開戰。最後歐洲列強和相關各國於同年五月在倫敦簽訂條約,結果那筆交易遭到取消、普軍撤出盧森堡、盧森堡大公國則拆毀要塞並成為獨立的中立國。
  8. 巴登大公國隔著萊茵河與亞爾薩斯面對面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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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不含傳說的普魯士》,左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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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普魯士是一個神話。對某些人來說,它的名字代表著秩序、正直與寬容;對其他人來說,它卻集軍國主義與反動作風於一身。身為普魯士人的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拋開舊有的傳說,娓娓道出這個國家的歷史──它僅僅以獨立國的身分存在了一百七十年。

普魯士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個人工化的產物:普魯士需要極度強烈的自保意志,才得以將分散各地的國土凝聚成一個相互連貫的整體。在數百年的演進過程當中,普魯士是由民情迥異的德意志與斯拉夫殖民地區共同生長而成,缺乏共通的血源或宗教基礎、沒有天然的疆界,以致它只能說是一個「理性國家」。廉潔的政府以及對宗教的寬容,使得普魯士成為十八世紀歐洲最現代化的國家。它的危機開始於法國大革命,它在建立德意志帝國之後陷入緩慢的死亡,國家社會主義則促成普魯士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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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左岸出版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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