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移工女孩碰到職場性騷擾,但我們的法律似乎只為台灣人服務

Photo Credit:可人 賴CC BY-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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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對於人的定義不同,給予的待遇也不同,依據國籍和身分、職業、出身各有不同。對於掌握司法理解者,任何相關從業人員均給予機會並且寬容及救濟。對於遲疑不定,不知如何應對者,我們的司法為了結案,為了銷案,績效永遠朝著最底層無助者做出取捨,或者自然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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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梯子不穩,站在上面使用電鑽令我感到搖晃,坡在我下方扶著,老杜則是在旁邊幫我準備安裝的窗簾,一陣混亂後終於將窗簾安裝完畢,我一身土粉,喝起汽水閒聊著,坡又接起了一通求援電話:又一個雇主性騷擾。老杜嘆氣,無可奈何的輕描淡寫起來:每天都這樣。

台灣的合法移工分為三種:廠工、看護工、漁工。其中人生安全和待遇最可能都極大化的就是家庭看護工。這些女孩來台灣後,多半與老人同住,只要是出太陽的下午,幾乎在所有縣市都可以看到包頭巾的女孩推著老人輪椅走到公園,通常耳朵掛著耳機,手上或胸前耳機也不會離開。在老人曬太陽的同時電話聊個沒完,滑著手機,如同台灣人一樣。

這樣的移工通常是待遇較好的,甚至有些可以好到親若家人,甚至能有自己的房間,能有手機在身上並且可以單獨出外休假,人都是愛家的,即使可能遭受雇主白眼「整天只會玩手機」但怎麼樣也都會想保有通訊的可能。

法律對於人的定義不同,給予的待遇也不同,依據國籍和身分、職業、出身各有不同。對於掌握司法理解者,任何相關從業人員均給予機會並且寬容及救濟。對於遲疑不定,不知如何應對者,我們的司法為了結案,為了銷案、績效永遠朝著最底層無助者做出取捨,或者自然淘汰。

例如無法直接說中文的外國女孩,即使我們社會知道性騷擾的行為在獨立空間內很可能理所當然的變為性侵。但即使是高風險家庭,卻可以直接透過仲介請外勞到府。

男人起色心通常從氣味開始,人身刻意的接近,越來越明顯地嗅聞,言語及肢體的試探,一步步朝向這些女孩,如果她們有所驚覺,這時候可能開始求助:透過社群軟體,聯繫家人或是朋友諮詢。但這些求助管道要有效,前提是要有人能同時懂得母語及中文。大概我身邊沒有這種朋友。

這些女孩通常先拿起電話找仲介,可想而知的被安撫一頓後,仲介表示只是國情不同,畢竟哪家仲介想得罪真正出錢的業主?又有哪個外勞不曾考慮自己身上的債務貸款?好的仲介此時可能電話聯繫,警告一下,但仍舊留著女孩獨自一人,同樣的房間、同樣的家、同一個嗅聞或是接觸的舉動。再好一點的仲介或許到家訪談,可是性騷擾難有證據,我們的社會讓一個女孩獨自面對一個家庭,甚至家族。

有些女孩在此拿起了手機撥打1955,在一陣語言確認以及等待後訴說。那頭的接線員並非公職,也不見得熟悉流程,將求救當諮商的掛上電話,結案了事。在家裡的女孩依舊面對同樣的房間,同樣的嗅聞和觸碰,同樣的暗示,不同的是襲胸部變成捏奶頭。另外有時仲介沒有反應,年輕而整天在家裡的女孩無疑獵物,趁著家中無人的時候變本加厲。

台灣人不知道性騷擾常常沒有痕跡,難以舉證,誰能證明我襲胸捏臀呢?又常常以為性侵必然有傷,要求驗傷,卻忽略男女體型差異以及平日的階級上下,恐懼所帶來的無助感常使人放棄抵抗。台灣人在語言優勢下,外勞在家的情緒失控都可以代為轉化「可能家裡有事」「可能想家」「做久了越來越不乖」,誰聽得懂塔加洛話和爪哇語呢?又有誰不是貸款來台的呢?

這事後求助,所有的法律都無罪推定,告訴者必須負起舉證責任,並且掌權者從未想過應該要有其他救濟管道,彷彿無罪推定已經是司法技能樹終點,再沒有看見有其他救濟管道的技能可點了。資源有限,本國人都不夠用了,外勞當然不救。有時仲介警告後變本加厲,雇主直接性侵並將手機沒收,這時候的警察就算到場也無助於事,我國警察對於外勞人身自由以及通訊自由的理解是「可以被雇主管理的」,法檢審理時對於「管理」手機也不認為是限制。

一次一次揭露真相的個案其實都是通案:申訴求援是沒有用的,在沒有證據的狀態下,唯有記錄下自己的屈辱,將自己遭受虐打,將自己哭泣著抵抗強暴的影片錄下公諸於世。台灣的檢調才正義爆發,所有的法條瞬間出現,官員震怒警察威武。只是攝影機鎂光燈也跟著出現:「全世界都知道妳是個被凌虐的女人」,看完也就結束了。

體制蓄奴永遠不是只有一個方法,就算被警察帶走,若是在第一年,仲介的費用依舊整天追著跑,以每個月一成利的方式疊加累積。吃人禮教恐怖,逼迫人的體制更是完美:先是被人性騷毆打強暴,再被債務逼著和解。乖乖帶著傷痕去下一個家庭或工廠,那裡可能沒有毆打性侵暴力性騷。

再多的影片也喚不醒台灣人的良知,有時運氣稍好,接到宗教團體協助庇護,變相的轉換為安置人,配合台灣的警察調查。結案以前限制出境,也回不了家,回家可能撤案,就算在台法院對此也都常輕判。

於是女孩身邊有翻譯,在一群台灣人面前,從警局到法院,先在警局說一次被毆打,在婦幼隊面前說性騷,在檢察官面前說強暴,在法官面前再說一次……。除此之外,還有勞工局的調解,面對雇主和仲介,再來一次……帳單依舊要繳,貸款依舊滾利息。

大部分的人就這樣算了,能和解的案子拿了和解金後再去下一個工作,賺錢寄回家鄉;不能和解的大概連欠薪也拿不到,申冤法院也沒有回應。

整修房子後,我借浴室沖洗,想起沒有沐浴乳,外勞們倒是拿出一堆小罐裝的備品慷慨贈我——他們把我當人權團體一分子。但即使如此,在他們面前我宛如貴族:說標準國台語、是台灣人、走在路上不會被警察盤問,就算盤問也都客氣以對。我是我討厭的高級天龍人。

但我敬佩坡,他始終有能力笑鬧著面對公務員,視狀況調整——為了爭取時間鬼叫遭警察毆打;為了懷孕的外勞對著社會局鞠躬哈腰;為了生病的外勞排隊等待。他和阿華上周抽菸時,又為了他們的工作而哭求勞工局和人力公司。我即使受邀,也習於和公務員保持距離;與法官對談,我也一個人開車來往。他們一群與我終究有別,保持一定的距離或許對我更好。

但即使有機會發言,這些處境依舊未被看見,青青一次又一次從桃園到台北,請求法扶給予支援,一次我經過時去找青青,其他工作人員的手機未曾停過,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又一個。欠薪、毆打、性騷、恐嚇、逼迫……我不用擔心台灣人忘記我們會虐勞,因為這個月,下個月,下下個月都還會有,每次都可以讓台灣人注意一分鐘,罵一分鐘,司法急不來,行政也不用急。

我和老杜討論著,或許可以期待社會已有進步,現在警察聽到強暴案已經願意立刻出勤,勞工單位也會到場。只是賠償和法院流程依舊牛步,從事發到簽證到期返國大概也看不到結果,在有權勢者身上更為明顯。遲來的正義只是自以為是的傲慢,但誰又願意承認舉證及調查不力?曾經代表政黨參選我國副總統的大學教授,地位尊貴,身分不凡,拖了12年後判三年四個月,85天後保外就醫。法官說要問另一個法官,法官又說要問矯正署,因為他知道矯正署沒有標準,但是法官、檢察官們也沒有想過要訂定標準。

我們喜歡美善的事物、秩序的法條,說出真話的人總是麻煩製造者。那些人權團體幫著外國人占用台灣資源,讓台灣的資本外移、掏空台灣,幫著被性侵的女孩爭取正義說出體制缺失也算是麻煩,先救台灣人比較好。

所以人權團體在市政府被打的時候同行接連響應,拍手叫好。到現在沒有下文。而遲來的正義或可以算打折的正義,那被人遺忘的正義在哪裡呢?

或許會有的,在這些一個一個人都犧牲之後,會有的。召喚司法改革前,先活人獻祭,總是要有犧牲才有進步。會有的,只是我不知道要等待多久。等他們討論完檢察官是什麼官後。可能,可能教授們,大法官們,大檢察官們,大律師們早就看到不公,會願意花一點時間討論一下舉證及救濟。當然也只是可能。也可能這些都不會有。

我始終沒有問那幾個外勞接下來工作和家人怎麼樣,我不敢知道,我只是個修屋的。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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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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