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學術講座側記】從「上衙門」到「去法院」：日治台灣法律觀念的改變

會。原告為男性有三萬九千人，遠多於涉及女性的人數。其中涉及女性分成兩類：原告為女性，有四千多人，原告或法定代理人之一為女性，有七百多人。就案件類型而言，原告為男性或者非自然人者，絕大多數與金錢有關；然而，若原告為女性，金錢案件只佔了48％，人事案件僅次於金錢。因男性有其社會優勢，反之，處於弱勢之女性需由國家代替爭取權益。總之，女性已有使用法院之情況。

Photo Credit: 鞠園 CC 0 Public Domain

自己權益自己顧：透過使用辯護士以及與檢察官對辯體驗現代法律

首先，就使用辯護士情況，可分為六點來談：

第一、男性有七成是自為訴訟，顯示尚未有透過聘用辯護士維護自身權益之現代法律觀念。若非自為訴訟，則會尋找辯護士，而非「抱告」。非辯護士為訴訟代理人僅有4.3％，此因將訟師的期待投射到辯護士身上。女性的案件雖少，但使用辯護士的比率很高，惟仍有傳統以男性「抱告」之情形。

第二、非自然的團體最常用辯護士，但使用非辯護士訴訟代理人也最高，蓋因許多念法律者畢業後會進入商社，法官會允許其擔任訴訟代理人。

第三、原告比被告更常使用辯護士，無論男性或女性，使用辯護士的比例在建物或船舶最高，人事和金錢紛爭最低，訴訟標的的經濟價值才是聘用辯護士與否的關鍵。

第四、原告若為非自然人，以公司使用辯護士情況最高，信用組合較少，大公司比小公司更常使用辯護士。而台灣人特有依習慣法的祭祀公業，也常使用辯護士。

第五、是否有族群背景的差異？族群因素雖有，但影響不大，蓋因日人長於「官方關係」，台人長於「母語」，兩者論法能力相當，一般人的觀念是需要官府施恩，因此誰與政府關係好就會聘用誰。整體而言，日人辯護士一開始較多，1936年達到高峰，之後由於很多辯護士未登錄故減少，也因此逐漸與臺灣人辯護士人數拉近。

第六，是否有住所地的差異，以臺北和宜蘭為例，宜蘭人使用辯護士的情形較多（宜蘭69.7％、臺北39.3％），此與宜蘭案件數較少互為因果。表面上獲得法律專家的協助，但其使用新制所需成本較高，法律觀因而改變的機會變少。

其次，由於審檢辯需要檢察官，也需要國家挹注資金審理，加上有繁複的程序，故對於當時後藤新平而言，較之眾多且耗費時間和成本的輕微案件，較少的重大案件為優先，也因如此當時檢察官不多。而且1919年之前，有四分之一的機會是由警察代理檢察官職務，加上檢察官確實可以指揮警察辦案，因此一般人民認為檢察官為警察的上司，具有絕對的權威，而非僅訴訟程序上與被告對等的原告。縱使檢察官提起訴訟，也不一定可以見到檢察官，蓋因法官可以依照「略式命令」根據案件程度直接定罪。特別到了戰爭後期，由於經濟統制，更無機會見到檢察官，遑論透過辯論以體驗審辯分立。到了戰後，在歐陸法系的中華民國司法制度下，人民繼續去法院相告。

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不論在國家的法制或人民的法律行動上，都已經開啟了司法正義觀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路徑，但整個前進的步伐仍緩慢，亦即轉型的程度猶相當有限，處處可見固有，傳統中國式司法正義觀的遺緒。

本文經臺大出版中心授權刊登，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