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英九的大中國主義下,台灣人萌生的「民族意識」恐將被掐死早夭

在馬英九的大中國主義下,台灣人萌生的「民族意識」恐將被掐死早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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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台灣人與國民黨妥協開始嘗試用另外一套育兒經來養育台灣意識,這也為後來面對中國所產生的國家認同區別、排他埋下伏筆。

作者:許家睿(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嚴格定義下的台灣民族意識,誕生於日治時期追求民族自決的文化運動,這個萌生不久的嬰孩在日本人離開後過繼給中國,經歷過台灣民主化的過程,這個嬰孩成了乖巧不哭鬧的好孩子,然而在中國國民黨二度執政之後卻意圖將它的人格掐死使其思想早夭。至今,談論台灣民族意識已經不是一件時髦的事,甚至還顯得有些過時、偏執。

一個民族意識的長成也像一個小孩長大成人一樣,也要歷經懵懵懂懂的過程,它要慢慢觀察自己所處在的地理環境,參考周遭有哪些他者;它要自己去嘗試一些事情,然後在失敗與成功之中慢慢累積自我認同。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都是台灣民族意識的父母,我們透過日常實作來餵養它,參與它的人格;為人父母者用行動來教養它,對其細心呵護。但是「台灣意識」這個嬰孩卻在中國父母的教育下,越來越不像自己,忘了自己的名字。

對台灣民族意識的教養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這是台灣人的育兒經,好像把我們自己的思想與認同投射在它身上一樣。1923年《台灣民報》(註)曾經刊載以下內容:

「過去時代的人物很多,而新時代的人物剛才出現,想要以新的文化來改造我們不振的社會,使同胞得享新文化的幸福,完成我們的人格,表現我們的個性,才能叫做有意義的文化生活了」。

台灣人在蔣渭水「文化運動」的領導下,教導台灣意識必須要有獨立於日本人之外的人格,要有自己文化的個性。這種育兒經可以被稱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其民族認同的根源必須來自於自有的文化,而非來自於日本人統治的政治認同。當時台灣人用「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來教養台灣意識,就算台灣在政治上屬於日本人的殖民地,仍然需要有自己的議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化。

這樣的育兒經到了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仍然被延續下來,台灣人用行動來爭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戒嚴時所採取的政治管控與思想羈押,台灣人自焚明志,組織黨外,只為完成自己的人格,表現自己的個性。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兩種民族意識的育兒經。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兩種民族意識的育兒經。

解嚴後,台灣人與國民黨妥協,開始嘗試用另外一套育兒經來養育台灣意識,這套育兒經用意在安撫哭鬧的台灣意識,要把它教養成乖巧的孩子。這套育兒經與之前相比,他將「文化民族主義」轉變成「政治民族主義」,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內部的族群分歧與衝突被諒解寬恕了,轉而形成以政治建構的國家認同作為主要的台灣主體意識內涵。這也為後來面對中國所產生的國家認同區別、排他埋下伏筆。

這套「政治民族主義」的育兒經,是台灣人與國民黨當權者妥協的結果,國民黨說服台灣人接受「政治民族主義」的邏輯,放棄過去「文化民族主義」的激情性格。國民黨的當權者告訴台灣人,過去那種教養方式只會將台灣民族意識養成乖張、難養的孩子,是分裂國家造成衝突的因子;台灣人應該透過民主與政治開放,團結起來不分族群和諧共存,一起追求普遍的「新台灣人」利益,追求文明與現代政治制度,放棄特殊的族群利益,拒斥原始的文化特殊性。

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台灣民族意識一方面強調自身在文化、族群、語言上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則在於反抗當局,追求民主化,以建立公民權利行使的同一性。在李登輝當選為第一任民選總統之後,以及台灣人在2004年逐漸展開的制憲論述當中,透過公投民主的確立,以及修憲複決權的主體界定,進而形成一種同質性的公民權利行使的規範基礎。台灣的民族意識發展至此,乃象徵「台灣的前途由兩千三百萬人民所共同決定」宣言之確立。

1980年代以來,國族論述伴隨著民主化訴求,導致新一波論述霸權形成,「新台灣人」、「生命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等概念,便意圖在界定誰是認同這塊土地的人,也額外延伸出「愛台灣」的本土認同。此種「政治民族主義」的確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轉變為一種國家認同,此種國家認同是台灣意識經過歷代台灣人的教養,而逐漸形成的性格與人格。

令人擔憂的是,在國民黨二度執政之後,台灣民族意識在中國父母的教養之下,漸漸忘記自己原本該有的性格,作為自我認同的國家認同已然不是台灣人所重視的教養經。在馬英九的操作下,國家認同變成可以拋棄的價值,台灣民族意識的人格與思想恐怕將被掐死早夭。那種大中國式的民族意識,與唯利是圖的經濟人思維,正在謀殺台灣人的小孩。

註:劍如,〈文化運動(新舊思想的衝突)〉,《台灣民報》,1923年8月1日,第1卷第5號,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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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EIP雲端人資包辦行政庶務,錢都店長安心放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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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EIP療癒系出缺勤、排班與薪水管理,造福餐飲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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