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米飯會變笨」、批黑澤明《七武士》 井澤元彥憶述「討厭日本的日本人」

「吃米飯會變笨」、批黑澤明《七武士》 井澤元彥憶述「討厭日本的日本人」
Photo Credit: Thomas Peter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井澤元彥為《梅乾與武士刀》撰寫的一篇序言,觸發作者對戰爭罪責以及國家、民族與文化的反思。

一篇序言,有助理解戰後日本人的文化壓抑

有一晚我在累得昏昏欲睡的時候,讀了一篇序言清醒過來。撰寫序言的人有沒有誠意,很容易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這篇觸動人心又充滿熱誠的序言,是井澤元彥為樋口清之著作《梅乾與武士刀》而寫。相信坊間大部分介紹這本書的朋友,未必繫上井澤的序言。

井澤元彥提及戰後日本的一些事情,原本在大學時期聽過,當時既沒有深究也沒有理解日本人的角度,就像「吃米飯會變笨」之說,在戰後的日本廣泛流傳,表面看來荒謬失笑的一句話,卻盛載如此巨大的文化壓抑。

無論你如何在道德層面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軸心國」,日本終於戰敗,除了實際的《對日和平條約》(舊金山和約)安排之外,日本人隨即在心理上有「文化神話幻滅」之感,總之,開始有日本人認為自家文化全盤皆輸,美國乃至西方文化都是最好的,所以才逐漸生出「吃米飯會變笨」的說法。當時又真有「意見領袖」(OL)著書立說大力提倡別吃米飯,日本人應「慎重考慮」全數改吃麵包,亦有不少日本人追隨,更看成是參與一場道德運動:「美國人既然可以打勝仗,想必他們的飲食方式應該也比打敗仗的日本人來得強吧!」(更不會變笨!)

井澤感歎戰後的日本人彷彿就沒有某些天賦人權,日本人連對自己文化也未清楚就受盡摧殘:

「不是只有戰後嬰兒潮這批人有類似的傾向,正值青春期就體驗到敗戰滋味的人都會變成如此。當母國在戰爭中吃了敗仗,對方把你從小到大的教科書全都丟掉,或者一筆塗銷再加以改編,並且不斷對你洗腦『時代已經變了』⋯⋯當你過去所受到的教育瞬間被推翻時,任憑再優秀的人,難免對事物的看法也會產生偏頗。⋯⋯

大家常說日本存在著一批『討厭日本的日本人』,背後的原因也在於此。」

黑澤明《七武士》被批像「日本自衛隊宣傳片」

歸根結底,他認為至少要有空間、權利,把日本文化與外國文化擺在同一水平作比較,任由人們決定「孰優孰劣」,倒讓人心服口服,他看不過眼的是戰後兩極化,像要日本人只可在「優秀的外國文化」與「劣等的日本文化」兩者之間選擇。

這樣的文化風潮,還波及名導演黑澤明,他在1954年發表《七武士》,講述日本戰國時代老百姓害怕強盜襲擊村莊,便雇用了七位武士護村,最終擊退強盜。電影推出後,有些影評家、文藝人批評他拍這部電影的用意,認為劇情根本是強調戰力保衛國家,把作品形容像日本自衛隊宣傳片一樣。

就是這段時期的偏見,令井澤深深感謝《梅乾與武士刀》的作者樋口清之,讓日本人真正從自身的立場重看日本文化,未至於一面倒受《菊花與劍》影響。

關於戰爭與道德責任,一個假設的問題,一個目瞪口呆的回應

你或許感到這篇序言不過類似中國人那種「民族亢奮」、陳腔濫調,加上,日軍侵華罪大惡極,無論戰後承受怎樣的對待,都是活該吧!?首先,我們先要弄清發動戰爭究竟責任在政權、政治領袖,抑或是整個民族,又假如你認為整個民族也要負責,悲劇發生,日子不斷過去,整個民族又要「連坐」多少代人才叫負責?100年?200年?1000年?直至那一代人才算負責完畢?「自古以來」有多少場慘絕人寰的戰爭,也應以此標準來衡量負責的程度?

我同意,在一場殘酷的戰爭完結後,有必要總結一個政權對戰爭罪行有鮮明的責任,必須承擔若干後果,不論是實際層面抑或價值層面(你甚至說教育下一代也無不可)。至於戰勝戰敗國之間,雙方在權力難以均稱的條件之下協議安排,一時無法改變,具體條款是否合情理,大可另作討論。

問題在於,對於控訴國家 / 民族的道德責任,它的基礎在哪裡?曾經有位讀書人的「問責」思考,其標準之嚴苛幾乎令我目瞪口呆,當時我僅僅從概念上假設,譬如確實了A國發動戰爭攻打B國,期間手段非常殘酷,事後,A國戰敗,A、B兩國都協議了戰敗條款,不管是賠償、割地、裁軍、道歉、某時期佔領也好,而雙方完全同意了協定;又「假設」5年之後,B國舉行準確的全民調查 / 公投,100%國民誠心認為一切戰爭控訴和責任完結,一筆勾銷。只是「假設」情況真的這樣,我問:雙方都願意重新開始,這算不算關於這場戰爭的道德責任也完結呢?他說:即使這樣還不能算完了道德責任,似乎還遺漏些甚麼,總之無法圓滿。

這樣的回應讓我非常驚訝,因為一切僅僅在「假設」層面,假設雙方再「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為需要再負責,原來,普天之下唯獨你一人「腦海」裡深感那場戰爭太殘酷了,還應該要做些事情,責任未完就是未完,那到底要做怎樣的事情?做了之後誰的標準說可以完結?戰敗國要多少個世代不斷償還那個責任? 還是只要尚存「一個人」認為那場戰爭「仍存在」道德責任,未夠滿意,那麼責任就「存在」?所謂主觀、客觀又從何說起?諸如此類的說法,反而令人深刻體驗,即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應為某件事負責,確實有其必要,同時,人心之中,卻難以辨清何時才有完結之日,那天才是重新開始之時。

不是苛求完全消滅對國家文化之情,卻是問情理兼備的分寸在哪裡?

大概,在我眼中井澤還是有一定的分寸與前設,他是從戰後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作為討論起點,未有觸及否認戰爭罪責的問題。另外,他亦未至於盲目要人讚揚日本文化,只是回顧那段充滿文化偏見的時期,有一些現在看來極端荒誕的文化觀念,甚至違反常理也有不少人相信,最後是希望日本人重新回到自主的角度,去審視日本與外國文化的優劣得失,而不是一面倒崇尚外國文化,至少準確了解日本文化是否有正面特質?僅在這一點,井澤雖帶有愛國之情,至少還有一定的理性基礎,未至於反過來斷言日本文化比外國文化優越,撟枉過正。

反之,中國至今存在強烈的民族情緒,倒有撟枉過正之感。而且民族情緒不是追溯至數十年前戰後時期,更追溯至清中葉西方帝國主義,對外國侵略的一切責任,以百年計延續下去,意圖一代又一代記掛清朝以來的「國仇家恨」,彷彿愈多人「記仇」愈高興。然後,由民族要自強不息,要顧全民族尊嚴,變成「我比你強、大、威」的民族優越感,嘴巴不會說世界民族文化各有特色和價值,必須說成「中國文化No.1」。

不久前,中國共青團在記者會上強調認同祖國,「激發青年奮發向上,拉近與黨的距離,當中亦包括港澳台青年。」如果中國當今民族反思,連他們眼中看不起的「小日本」也比中國來得更有分寸和理智,情中有理,試問中國如此愛國標準,日後香港「國民教育」再起時,試問對香港新一代有怎樣的影響?

參考資料:

樋口清之著:《梅乾與武士刀——在傳統文化中的古老智慧,揭開大和民族創新獨步的關鍵》,北市:時報文化,2017年4月。

共青團:加強港澳青年認同祖國(now新聞)

核稿編輯:周雪君

關鍵藝文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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