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個人與公共之間:談展覽「確據的其他面向」

走在個人與公共之間:談展覽「確據的其他面向」
Photo Credit:曾梓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藝術偏向淺薄、感性的特質,在缺乏深度的歷史觀、研究創作下,藝術家以行動與實踐回應他們對研究對象的所負的責任,實在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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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奧沙香港(Osage)的-「確據的其他面向」(Other Sides of Evidence),難得地再次有了可以展開討論的當代藝術展覽。可供討論的原因之一,在於策展的方向:當我們身處「後真相」(Post-truth)年代下,我們如何理解證據與真實?在沒有藝術作品或實踐下,這話題足已是能喋喋不休地討論下去的哲學問題。放進藝術的討論,近年「檔案」成為藝術實踐中其中一項灸手可熱的素材,展覽又能否成為檔案藝術中的「B-side」?

漏斗式的策展向度

我們必須先理解策展理念,「確據」概論指出我們會從證據來確定曾發生過的事,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在這個「後真相」年代,證據並不代表「真確」(Real)與「真相」(Truth)。這檔展覽旨在透過藝術家美學實踐中的感性、非辯証認知系統下,詮釋及呈現「確據的其他面向」,這種策展的框架與主題猶如漏斗一樣,如何處理及理解前提的「確據」,直接影響了其後的創作。故此,筆者無意將作品逐一微批分析,而是思考藝術家們如何看待「確據」,又用什麼方法處理這些素材、展示出何種創作。

參與此展的藝術家分別是:林兆榮、曾梓洋、余廸文,以及由李繼忠、蔡翠茵、林亦凌、黃加頌與吳佳儒組成的「人人檔案」。他們的藝術實踐各有不同,但總歸創作、研究的對象,都十分道地、對應著香港的人事物;沒有過度艱澀或曖昧的視覺表達與敘述,只讓觀眾花時間細心閱讀與觀看:「人人檔案」回應及介入香港政府公開拍賣;曾梓洋從個人搜集的行車事故圖像庫感性創作;余廸文將1990年代相關數量的新聞報導拆解;林兆榮則把私密感情經驗轉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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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余廸文
余廸文,《把新聞主播和城市景觀分開》,2017,錄像。
林兆榮_路過蜻蜓1
Photo Credit:林兆榮
林兆榮,《路過蜻蜓》,2017,複合媒材。

如此看來,展覽無意將「確據」放到公眾認知或學術上的定義中討論,或是展開研究創作的方法系譜;而是以一種較寬的途徑切入,自由地讓藝術家利用他們眼中視為「確據」的素材作進行思考或創作,但不論從廣從狹,或以參與藝術家和團體的「人腳」(人數)來算,就算研究對象包括公共事務、媒體傳播、個人情感及當今圖像資訊,探討真確與藝術實踐兩者的關係顯然是吃力的苦差事。

迥異的確據與藝術實踐

「確據的其他面向」展場差不多分成兩半,一邊主要是「人人檔案」的創作,另一邊為其餘3位藝術家的作品,就連閱讀的模式也幾乎分成兩半。林兆榮與曾梓洋的創作最終還是以個人的感性角度作依歸,曾梓洋的《我們有路》由明信片、照片等組成,把事故照片內的人物塗白,在交通事件照片之中賦予感性;而林兆榮《路過蜻蜓》的確據以個人經驗為主,到前女友工作的地點工作,找尋工作的痕跡,最後演化成真偽難辦的圖文小說,這種私密性的經驗,及其真偽性對觀眾而言實際上是可有可無的,再者,小說形式已是最佳的呈現方式,它是否需要以展覽作為呈現的方式?我在這方面還是帶點質疑。

余廸文的作品則有回應社會的企圖,以「Low-fi」的手法去背、拆解1990年代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報導片段,將報導員與背景分離,以直接的視覺將習以為常的新聞片段變成不穩定的狀態,連帶讓觀眾思考新聞的真實存疑,但如何將彼此的關係連上歷史脈絡以觀照現況,這次的作品似乎著墨不多。

反觀「人人檔案」的作品有統一的「確據」與研究對象,對於香港政府定期將部門、充公、無人認領的物件作公開拍賣的情況切入,並從歷史、圍標等情況作介入與回應,收窄大眾、藝術家對「確據」的範圍,讓觀者較易掌握其中的創作以討論「其他面向」。李繼忠以藝術實踐介入拍賣現場,派演員潛入拍賣會影響既定的圍標關係,再將種種文獻、記錄、過程以美學方式呈現;林亦凌的創作亦以當中的歷史脈絡作切入點。與此同時,我們能看到其他的藝術家在同一研究主體上的其他關注點。如黃加頌、吳佳儒、蔡翠茵等都以拍賣的物件做延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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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曾梓洋
曾梓洋,《我們有路》,2017,數位印刷、複合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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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李繼忠/AOP

李繼忠,《事物的秩序》,2017,錄像及行為表演。

「人人檔案」的成員來自不同領域,包括文獻研究、作家等等。其中李繼中的作品,除了錄像播放之外,他在展覽期間也會定期到展場上班工作,編寫一份詳細的聲音考古研究報告。

作為討論的始點

依筆者個人的理解,要談確據之於真實真相,當中包含找尋、收集、梳理的過程,以達到所謂的「客觀存在」。再者,檔案之於藝術實踐,它如何能有效運用藝術介入視覺語言,及其自由空間、界限,成為一種自我方法學的藝術實踐方式,這是我還未看展前所期待的,也是展覽後續開展的問題。

策展概念中提出兩點值得討論的問題:一、藝術家對研究對象負什麼責任,二、真確於你為何?看似具體指涉的策展方向下,實則將大量的自由詮釋空間留給藝術家們,由確據的定義、收集、方法學,轉化成美學實踐。當中藝術家們對於確據的想像與定義,彼此差異還是相當大,亦不難發現該展中大部份的藝術家最終還是以感性與想像的處理方式來對待收集回來的資料。

不禁令人聯想到評論者韋一空(Frank Vigneron)曾提及香港年輕一代生活在平凡(uneventful)之中。藝術偏向淺薄、感性的特質,在缺乏深度的歷史觀、研究創作下,藝術家以行動與實踐回應他們對研究對象的所負的責任,實在不言而喻。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