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台灣經濟史:晚近台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上)

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台灣經濟史:晚近台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上)
1950年代的中華路棚戶。資料來源:翻攝自雷伯爾、全漢昇、陳紹馨合著之《台灣之城市與工業》(1954年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之所以特別介紹日治時期經濟史與文化史/政治史研究的關聯,係因關切當代臺灣的青年人如何從日治時代臺灣史學到歷史教訓的問題,尤其是如何認識左派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文:林文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文章開頭前的一些閒話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硬梆梆的「晚近日治時期台灣工業史研究的回顧」,主文也仍維持學術論文格式,並未像「歷史學柑仔店」網站上其他文章一樣改為較通俗易讀的樣式,原本不應該就這樣刊登在出來;但除了文筆不佳不太會寫通俗論文外,還有幾個理由讓我決定就選擇這個主題,並以現在這個樣式刊登出來,讓有興趣的讀者閱讀指教。

首先,本文雖是有關日治時代的台灣經濟史研究,但其實跟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化史、文學史與政治史研究也有些間接關聯。筆者長期來從事台灣經濟史的研究,深知這個領域的研究典範已經從1920-1980年代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論­­,轉變為受到晚近發展經濟學、歷史制度論、新古典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影響的殖民近代化論。

但仔細閱讀晚近台灣文學史、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時,發現他們在附帶解釋日治時期文化與政治活動發生所在的社會經濟環境問題時,多數仍然停留在矢內原忠雄(1929)、凃照彥(1975)等人基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提出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剝削論等傳統觀點。〔1〕似乎未曾意識到19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社會主義政權的資本主義化轉型、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失勢、東亞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成就,東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解釋典範已被「殖民近代化論」(colonial modernization)所取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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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歷史學柑仔店
(左)矢內原忠雄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中文本封面;(右)凃照彥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文本封面。

筆者這裡應該強調的是,雖然新的研究批判了矢內原忠雄等左派學者的傳統論點,但並無法否認其作品的重要經典價值,尤其他們從階級與民族視角針對殖民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與殖民性的分析方法論與主要論點,仍將不斷刺激著新一代經濟史學者的研究與思考;同時,這些著作不僅是經濟史研究的成果,他們同時也代表著各自時代的左派理論思潮,具有重要的社會思想史之時代性意義。

同時,也應該澄清的是,不應認為台灣、韓國、日本等地主張殖民近代化論的學者,是在與所謂的殖民地統治肯定論者相互唱和。應瞭解的是,殖民近代化論者並未否定日本帝國在台灣、朝鮮、滿洲等地的統治政策具有殖民剝削性格的經濟政策,也未反對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的諸種經濟剝削現象,但他們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社會結構論或者個人主體觀。

殖民近代化論者並不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與其社會結構是天衣無縫無可抵抗的,同時也不認為殖民地人民是僅能受殖民政策支配剝削的無力之經濟客體。他們主張殖民政策不僅有其結構縫隙與內在矛盾,同時也會產生各種意外性後果,因此殖民地人民包括資本家與農工勞動者等各種經濟行動者,能夠在殖民主義的經濟體制下持續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因此得以在這一過程與殖民者共同促成殖民地的經濟近代化,並與殖民者共同分享這些近代化的經濟果實。〔3〕

另外,殖民近代化論雖然否定帝國主義論的很多研究觀點,但並不否定日治時期殖民政策具有的殖民支配與剝削問題,因此當然也不反對文化與政治活動者對於殖民政府所發動的文化與政治抵抗運動的正當性,也就是即使殖民統治帶動了近代化的發展,但被殖民者對於殖民政權的文化與政治反抗當然仍有其正當理據。

不過,近年來殖民近代化論的經濟史研究成果的確對於台灣文化史與政治史學者提出一些歷史解釋上的挑戰,舉例來說經濟史學者在解釋1928年台灣共產黨的興起時,往往會提及1928年那份依據階級鬥爭與歷史唯物史觀所撰寫的「台灣共產黨政治大綱」,但他們在分析這一運動的歷史意義時,很少注意到或論及這份批判林獻堂等的台灣右派政治運動,並藉以宣傳與推動共產革命實踐的黨綱中,對於台灣經濟史與社會經濟現狀的表述其實幾乎大多錯誤的問題。同時也未注意到,若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說,當時主張政治改良運動的右派人士雖然運動訴求道德高度較低,但如陳逢源等人的台灣經濟史分析其實相對較為正確。

還有一個例子則是,日治時期台灣主要的農民運動並非發生在農民最受壓迫之時,而是發生在蓬萊米大量出口米糖相剋危機出現,台灣米農與蔗農收入明顯提高,也就是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的剩餘價值剝削機制出現問題的時候。這就如同戰後台灣社會運動最為蓬勃的時期,並非政治壓制與經濟剝削最為嚴重的時期,而是在政治解嚴前後與經濟成長率達致高峰的1980-1990年代初期。因此,儘管1920年代中後期台灣的農民運動的發生有其經濟結構上的背景,但並非如同多數文化史與政治史研究所相信的乃因當時經濟剝削更為嚴重所致(傳統帝國主義論的經濟史解釋),而主要是與當時台灣政治與文化結構的轉型密切相關。

換言之,對1920年代中後期農民運動現象的解釋不應僅放在經濟與階級剝削等層面上,而應該如同晚近解釋台灣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的學者一樣,應用「政治過程論」等新的社會運動理論,透過探究1920年代殖民政府與民間社會互動過程的轉變,方能了解農民運動在當時發生的緣由。〔4〕

其次,本文之所以特別介紹日治時期經濟史與文化史/政治史研究的關聯,係因關切當代台灣的青年人如何從日治時代台灣史學到歷史教訓的問題,尤其是如何認識左派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當代台灣的年輕人在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全球化浪潮下,面臨台灣資本與產業外移導致的低薪化環境,以及房地產過度炒作、貧富差距拉大,同時也面臨因少子化而加劇的國家財政危機與社會福利體制惡化等危機,從而喪失了經濟的安定性與對自身未來的期待感。

在這樣的情境下,筆者想像年輕的讀者們在閱讀1920-30年代台灣文化史與政治史的時候,不僅應該敬佩左派台灣共產黨人反抗殖民統治的社會革命理念,同時也想從那段歷史中學起反抗社會不公平體制的歷史教訓。

但筆者想提醒的是,的確社會不公應該反抗並尋求改變,1920-30年代台灣共產黨人的社會實踐也值得敬重。但也請記得台共那種依循1920-490年代中期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在東亞推動的那種社會革命理念,已經完全證明失敗(請看北韓的現狀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東歐、俄羅斯、越南等共產主義政權的悲慘實踐經驗)。

換言之,當我們基於左派的經濟平等理念與反殖民的民族與民主理念,而謳歌台灣共產黨與農民組合等運動時,也不應忘記參照台灣經濟史的研究,提醒台灣共產黨的經濟認識與實踐綱領其實是錯誤的,因此這一代困頓年輕人社會改革處方不應向過去的台灣共產黨求索。

筆者想說的是,的確戰後西方國家學者發展出來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仍為人文社會科學界有用的分析觀點,但純就社會經濟改革來說,我們若天真的相信戰前第三國際的共產黨理念,或者倚賴於戰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政黨的實踐綱領,還不如求教於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克魯曼(Paul Robin Krugman)等中間偏左派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5〕

籌設組織並設想如何透過各種跨國的社會運動,改正這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對發達國家勞動階級的斵傷,重新恢復戰後歐洲各國一度良好運作的社會體制(資本主義生產與社會福利分配)。應該說馬克思的經典《資本論》的確仍有學術研究價值,但希望改革當前新自由主義弊端的讀者,我希望建議他們閱讀以上兩位經濟學家的作品,或者另一位中間偏左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的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等批判性的經濟學作品。〔6〕

最後,之所以不揣簡陋利用這個網站分享筆者這篇台灣經濟史研究回顧文章,還有一個用意,那就是文章中會介紹兩個相關的台灣史研究資訊。一是中研院台史所2004年開始出版的《台灣史研究文獻類目》,二是中研院台史所與政治大學台史所、台灣師範大學台史所,自2007年底開始合辦的「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的網站資料。

筆者希望本網站的讀者們,若有興趣了解這十餘年台灣史研究進展的人,可以透過下面介紹的文獻類目與網站資料得知最新的文獻與研究進展,並投身台灣歷史的研究。接下來,就請讀者閱讀拙文有關晚近日治時代台灣工業史研究進展的回顧文章。


文章摘要

本文主要以晚近台灣工業史研究成果為回顧對象,分析三個重要的研究議題: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觀點的辯論與更新、戰前戰後台灣經濟史的連續與斷裂、以及台灣經濟發展中的技術教育與學知等問題。首先,本文發現近年來的研究修正了前輩學者矢內原忠雄、凃照彥等人以帝國主義論為主的日治時期經濟史解釋觀點,開始提出殖民近代化論的主張;同時也修正了凃照彥等人有關戰前戰後政治經濟結構負面遺產繼承,或者修正了瞿宛文主張的戰後經濟發展與戰前殖民遺產並無太多關聯的說法,從而主張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諸多延續性,尤其強調戰前台灣人中小企業發展的延續性。

最後,學者們也關注戰前的技術教育與學知,和台灣經濟發展之間的正面關聯。另一方面,本文也透過近年來中國學界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重要研究回顧文章,說明他們仍然囿於左派帝國主義論與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不願承認日治時期台灣經濟的殖民近代化發展,同時也仍全然否認台灣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延續性。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從2005年開始每年編輯出版「台灣史研究文獻類目」,至今已經12個年度。蒐集的研究文獻主要分成幾個類目:總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傳記、史料、工具書等六類目。本文主要關切的日治時期工業史研究文獻被歸在經濟類目中。

另外,2008年底開始,該所也與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合辦「台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已經舉辦過8次會議。其中共有6個年度研討會中,有過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論文,而本文主要關切的日治時期工業史領域的相關研究,通常被列為經濟史研究領域的一部份加以討論。〔7〕

之前這些經濟史研究回顧主要針對之前一或兩個年度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研究回顧主要是短期性的,且寫作方式通常是流水帳式的摘要評述各年度的研究主題。這些文章因為體例的限制,尚未提供我們清楚認識台灣工業史研究長期來的典範轉變,也未提示我們台灣工業史研究長期來有哪一些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與研究辯論。

因此,本文將以近年來台灣與日本學界有關日治時期工業史研究成果為分析對象,討論其在幾個重要研究議題上的開展與新發現,主要包括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觀點的辯論與更新、戰前戰後台灣經濟史研究的連續與斷裂,以及台灣經濟發展中的技術教育與學知等三個議題。

本文注意到戰前從矢內原忠雄到戰後周憲文、凃照彥與劉進慶等人,都主要採用帝國主義論強調殖民性的視角,來解釋日治時期的經濟史;且主要關切經濟政策與分配問題,較少關照經濟成長與發展問題;而對戰前戰後經濟史的延續性問題,凃照彥與劉進慶主要強調戰前殖民性脈絡下的那種負面政治經濟結構,如何被國民政府的威權政體所承繼;同時,相關研究也很少關注技術教育學知的發展,以及其與經濟成長和發展間的正面關聯。

而此相對,1990年代台灣與日本學界的台灣經濟史研究重新開展以來,帝國主義論的分析觀點開始退潮,有關日治經濟史的解釋除了殖民性的一面,也開始強調近代化的面向;另一方面對於戰前戰後經濟延續與斷裂問題,有瞿宛文等學者主張戰後台灣工業化的開展與殖民地遺產並無太大關聯,而與國民政府外省官僚的政策作為與外省資本家較有關聯,但多數台灣與日本學者主張殖民地經濟正面遺產及其與戰後經濟發展間的關聯性。最後,本文注意到近年來台灣與日本的台灣經濟史研究者也開始關注經濟發展與技術和教育史的關聯,並關心台灣經濟發展與技術和學術知識的關聯。

此外,本文也注意到中國史學界從1990年代開始,尤其近十年來也對台灣社會經濟史問題做出很多研究,並且從2003年開始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回顧文章陸續出版,介紹與檢討了中國學界的台灣經濟史研究成果。本文發現因為兩岸的特殊關係,還有歷史研究涉及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歷史詮釋權問題,中國學界的台灣史研究者對於日治時期的台灣經濟史以及台灣經濟史的連續與斷裂問題的看法,相當不同於晚近的台灣與日本學界。因此本文最後也想要透過中國學界對於「日據時期台灣經濟史」的研究回顧文章的介紹,來說明他們的論點。

二、日治時期台灣工業史研究觀點的辯論與更新

有關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觀點,1930到1970年代為止主要由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論觀點所主導,1970年代中期則有凃照彥參照馬克思主義的連屬理論,部分修正帝國主義論的說法,強調台灣本地傳統社會經濟結構與殖民者推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連屬作用,但整個論證主題仍然是以帝國主義論為主題。

1980年代以來,方才有柯志明以歷史制度論為方法論提出有關米糖經濟的殖民近代化論(發展從屬論),以及張漢裕、葉淑貞、吳聰敏與林滿紅等人以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為方法論提出的殖民近代化論。晚近則有台灣與日本學界的經濟史學者從各種產業面向,尤其是工業面向對於殖民近代化論的進一步分析。〔8〕

另一方面,針對日治時期台灣工業史的討論,傳統的主流觀點建立在凃照彥的分期觀點上,主張台灣經濟的殖民地化過程可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895-1905年資本主義的基礎工程完成階段;第二階段,1905-1920年代前半,以製糖業即蔗作農業為中心的階段;第三階段,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後半期的十五年間,是蓬萊米與蔗作糖業並存而相剋的階段;第四階段,1930年代後半期,特別是中日事變爆發的1937年之後到戰爭結束約七年間,推行軍需工業化的階段。〔9〕

凃照彥在帝國主義論脈絡下對於台灣工業化進展的分析,包括幾個要點,首先,只有關切日本資本所建立的大型工業,在前期僅討論製糖業等食品加工業,後期則僅簡要討論到化學工業、機械器具工業、金屬工業等。其次,強調這些工業化是不是依照台灣自身經濟發展需求而來的,而是日本帝國在其資本主義化與軍國主義考量下的工業發展。最後,強調這些工業化發展是以台灣人民的勞動力、資金與經濟福祉的犧牲與負擔為成本所完成,而這些工業化發展使得台灣經濟的殖民地畸形發展更加嚴重。〔10〕

我們可以發現晚近以來的台灣工業史討論,基本上是站在殖民近代化論觀點上對於上述偏向帝國主義論研究傳統的一系列修正。以下我們說明晚近台灣與日本學界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工業史研究的主要修正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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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李俊賢

首先,我們討論高淑媛以化學工業為主的研究成果。高淑媛從博士論文階段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工業與政策的分析開始,就一直致力於台灣工業史的研究,對鳳梨罐頭業、釀酒業、製紙業、酒精製造等都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她的研究論點很明顯與凃照彥等人的帝國主義論主張有很大不同,首先,她承認日本的經濟政策帶有明顯的殖民考量,即偏向日本資本家的利益;也注意到1930年代如鳳梨罐頭產業的統制政策,剝奪了台灣人中小鳳梨工廠的經營權。

但整體來說,高淑媛並不認為這些政策完全限制台灣人的工業發展。其次,她對日治以來各個時期的台灣人工業發展作了鳥瞰式的整理,尤其對於1930年代以前台灣人以小規模經營方式展開的各種工業作了深入的討論,修正了過去學界只注重以日本資本為主的製糖業分析。她強調台灣人面對日本統治者的偏頗政策與日本商品壓力,採取了適應實際需求的小規模經營的柔軟對應方式,並在此過程中學到經營組織方式、生產技術、與企業經營觀念,而且這些共同構成了日治時期的遺產,並成為戰後台灣經濟以中小企業為主軸的歷史淵源。〔11〕

高淑媛近幾年來利用協助成功大學校史編纂的機會,與台灣化學工程學會合作,對於台灣的工業教育史進行了深入分析,並訪問了台灣化工界的耆老,對台灣的化學工業史進行了深刻的探討。〔12〕其研究成果不僅對於台灣戰前戰後的各種化學工業進行了深入的解說,也對技術與教育對工業發展的影響,還有戰前戰後台灣工業發展延續斷裂問題作出深入探討。本節僅介紹其對日治時期化學工業史的成果,其餘兩個議題的研究成果則在下面兩節再行分析。

在最近一本專書中,高淑媛對於製革業、榨油業、肥皂業、竹製紙業、釀酒業、製藥業、酒精工業、與戰時代用燃料、蔗渣製紙業、香料工業、肥料工業、鹼氯工業等台灣在各時期發展起來的諸種工業,進行了深入的介紹。

第一到第三章,作者主要討論清末台灣已經可以生產的幾種傳統化學工業,如製革業、榨油業、肥皂業、竹製紙業、釀酒業、製藥業,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受到的各種衝擊,以及這些以台灣人經營主體的中小規模產業,如何走向機械化也就是近代化之路。同時也討論了在戰爭時期的經濟統制體制期原料缺乏或者管控的狀況下,台灣人經營的這些中小化學產業的變化與因應之道。並指出這個時期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戰後相關產業的延續與變化路徑。

第四到第六章則討論酒精、代用燃料與蔗渣製紙業,這三種工業品使用製糖業副產品糖蜜與蔗渣作原料,是日本糖業資本家與台灣總督府結合近代科學研究與工業技術,所建構而成的糖業化學產業。第七章則討論香料工業,該產業是利用樟腦副產品樟腦油作為原料所發展的新產業。作者強調四到七章這些產業,都是在殖民母國的商品需求結構下,利用台灣所生產的農產品為原料發展而成的產業。

第八與第九章討論的肥料工業與鹼氯工業,則是利用台灣豐富的非植物性原料所發展的重要化學工業。這兩項產業生產的商品,主要是為滿足台灣的市場需求,儘管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日本同類進口商品的競爭壓力,不過在日治後期的快速發展,仍構成了台灣戰後有機合成工業發展的重要基礎。〔13〕

另一方面,高淑媛最近也在另文中,討論1930年代後期戰爭時期在總督府以日本資本為主的軍需工業化政策下,以台灣人中小規模經營為主的民需工業為何也有很大的發展。她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殖民政府一方面因為戰爭需求在台灣推動軍需工業化,另一方面為了穩定台灣社會秩序,也強調擴充民需產業。

作者主張殖民政府的軍需工業化政策刺激了相關產業成長,同時日月潭水電工程完工提供豐富便宜之電力,加上近代工業教育培養之人才累積等,導致1930年代後期、1940年代,台灣工業產品自給比率提升,對日本商品依賴程度開始降低。作者也認為,戰爭時期創設的這些台灣中小企業以及相關技術人才,在戰後繼續成為台灣工業化的重要動力,呈現「一貫的連續性發展脈絡」。〔14〕

高淑媛的日治時期工業史研究,尤其是有關台灣人中小規模工業的詳細分析,相當程度補足了過去僅以日本資本大型工業為主的工業史分析,不僅有效修正了凃照彥等人的傳統經濟史觀,對於戰前戰後經濟史的延續與變化議題,還有經濟發展與技術教育的關聯,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洞見。

筆者在此唯一想要提出的一點批判意見是,如同作者所指出的製糖業與酒精等產業的發展關聯或者日月潭水力發電完成對於其他產業的影響一樣,筆者以為作者在分析各個時期的日本人大型工業與台灣人為主工業,尤其是戰時日本資本家的大型軍需產業與台灣人中小型民需產業時,應關注產業經濟學所論及的關聯產業或者產業關聯問題。〔15〕換言之,軍需產業與民需產業或者日本資本大型工業與台灣中小型工業的關聯值得細究,不宜將之當作各自獨立的產業。

接著,我們討論堀內義隆等日本學者的工業史研究,這些並不是最新的研究,但最近經台灣學者薛化元等人組織翻譯成中文並編成專書出版,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到類似的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典範轉移現象。〔16〕我們依序討論專書中堀內義隆、やまだあつし(山田敦)與北波道子等人的三篇工業史研究成果。

首先,堀內義隆的文章。〔17〕堀內義隆與前述高淑媛一樣,都關心被視為戰後台灣經濟動力主要來源的中小企業發展問題。他的一系列文章透過日治時期台灣各種中小零細工業與商業經營者的分析,修正過去凃照彥等左派學者所強調的「土著資本勢力衰退」、「殖民地單方面的收奪」、「單一作物經濟形成」、「以精糖業為中心的工業化」等論點的偏頗性,並得出與上述高淑媛類似的修正觀點。〔18〕

堀內義隆主要討論台灣人的中小零細工業在日治時期如何醞釀成形、產生條件為何、受到何種制約以及如何發展等問題。首先,堀內義隆將中小零細工業分成三個類型:家庭工業、零細工廠、中小工廠三個類型。他首先注意到1910年代後半以來中小零細工業發達的情形明顯,最初大部分以碾米業白米業為主。1930年代除了這兩個業種大為增加外,還可以觀察到業種多樣化的現象,而且其中有14個業種在1930到1938年間工廠數增加兩倍以上,顯現了該時期零細工廠在工業化上的廣泛進展。

其次,他注意到1920年代後半中小工廠經營規模的擴大現象,不過並沒有進一步擴展成大工廠的現象,而且這些工廠大多是食品材料工業、生活用品製造業、建材製造業與金屬機械器具工業等很多業種,大部分與消費財的生產有關。

其三,他從工業生產額的變化,發現1930年代台灣的工業化性質發生變化,醬油、澱粉、麵類、稻草製品、金屬製品、機械器具、木製品、印刷、裁縫品等業種,在1930年代後期有比較大的發展。最後,他指出台灣的中小零細工廠最初是在農村發展起來的,1930年代後則在都市裡也有一些特定業種發展出來。

另一方面,堀內義隆討論了促成台灣中小零細工業發展的各種條件。首先,他認為台灣對日本與中國等地區的經濟關係變化,引發了新商品的流入、殖民地開發需求、進口替代生產與出口需求等四個現象,而這些現象對於許多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具有刺激作用。

其次,他認為台灣農家經營具有擴張性與柔軟性,兼業與副業的普遍存在,有助於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但不利於勞動力從農業向其他產業大量轉移,而這成為大工業發達停留在低階段的條件。

其三,1920年代以後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使得島內對於各種工業品需求的擴大,這對中小零細工業的生產具有刺激作用。其四,電動機的引入對於許多中小零細工業的發達,具有刺激作用,但其影響並不是普遍及於所有的業種。其五,都市化的進展,則促成了許多以都市為基盤的中小零細工廠的進展。〔19〕

對於堀內義隆以上的論點,筆者大部分都贊成。不過其中有兩個看法,筆者覺得有斟酌空間。首先,堀內認為台灣的農家經營特質,有助於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但卻有礙於大型工業的發展。但這種說法恐怕有問題,作者的邏輯是因為農業發達,可以養活大量人口,而且農民普遍可以用兼業與副業的形式來參與工業,所以不利於需要大量專職勞工的大工業的發展。

Agriculture 農業
Photo Credit: StateofIsrael @ Flickr CC By 2.0

但這恐怕是一種倒果為因的說法,如同作者在整個討論中所強調的,台灣農業本身是非常商業性的,農民也普遍具有營利精神,因而在中小零細工業興起的過程中,普遍以兼業副業或者專職的方式參與了這些產業,因此似乎沒有理由認為,如果有需要大量勞動者的大型工業出現,且其雇用條件高於農業或者兼業與副業收入的話,農家的勞動者會不願意離農就工。

因此,問題應該是1930年代後期之前,在總督府經濟政策轉變前台灣缺乏除了糖業以外的大型工業,以至於農民無法被吸納進入大型工業的勞動領域,而非說是台灣的農業與農家經營型態造成大工業發達的阻礙。

其次,作者透過台灣人中小零細工業的討論,主張凃照彥以台灣五大家族等土著民族資本的衰退與沒落的說法有誤,強調這種「民族資本沒落史觀是片面性的評價」,主張應該注意到以中小零細工業為主的台灣人「土著資本」在日治時期發展的重要性。但作者似乎以此同意了凃照彥有關五大家族等台灣大型土著民族資本衰落的命題。

然而筆者以為連這個說法也無法成立,實際上凃照彥這一說法的比較基準是有問題的。應該注意的是凃照彥的分析,其實僅證明隨著日本資本控制糖業與各種大型產業的過程,尤其戰時統制經濟以日本資本來合併各種產業的過程,台灣五大家族對於各種大型產業的控制力有所減弱,且隨著台灣整個工業資本膨脹的過程,五大家族所佔的資本份額也在降低。

但事實上,如同凃照彥自己的統計資料與分析所示,五大家族本來的產業主要是以土地和商業為主,但隨著日本殖民者引進工業,開始與日本資本家合資或者獨資經營各種工業,不但累積了遠比清朝時期更多的資產,而且學習了更新的商業、工業與金融業經營手法。〔20〕

從這個角度來說,主張五大家族的族系資本在戰時體制下日益從屬於日本大型資本,或許可以成立,但這畢竟是在戰時體制下的特定結果,其資本與經濟經營能力並未消失,因此說其衰退沒落無法成立,反而應該說隨著日治時期的經濟發展資本與財富持續擴張,並擴大了其產業版圖。

接著,我們討論やまだあつし的一文。〔21〕這篇文章主要利用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對總督府與日本人資產的接收紀錄,來討論日治末期台灣工業的結構。作者認為台灣在1930年代中期以前,經濟主要以農業為主,工業方面僅有糖業、碾米業等農產加工業,以及建築磚瓦業和機械修理業等比較突出。台灣工業化的主要進展是在1937年中日戰爭之後,當時總督府的工業化方向包括:

  • (1)以台灣為南進基地而設立軍需相關工廠
  • (2)建立可利用島外資源的工廠
  • (3)確立島內自給自足體制為目的的工廠

作者利用接收資料,列表說明日治末期各類日資企業的企業家數與其資本額,據此可知日治末期的工業類型包括:石油、煉鋁、銅礦、煤礦、肥料、蘇打、機械造船、紙業、糖業、水泥、電力、纖維、窯業、玻璃業、肥皂、油漆、鋼鐵、罐頭製造、機械和農具製造、印刷、製材業等。另外,作者也列表指出,這些產業戰後撥歸公營時的各種經營形式:包括國營、國省合營、省營、縣市營與黨營。

其後,作者說明了1950年這些日資產業被接收後的經營與生產狀況,並主張從這些產業的生產狀況來看,前述日本統治末期的工業化構想中,(1)與(2)兩個工業化目標的達成程度有限,反而是(3)設立自給自足體制為目的的工業化部分有些進展(即前述高淑媛所謂的民需經濟)。

最後,作者在結論中提到,戰後這些接收日產有部分作為公營企業歸屬到政府手裡,而這些繼承自殖民遺產的工業,是戰後政府的財政與公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作者也簡要提到接收產業中有大量的中小企業被拍賣讓渡或者作為土地徵收的補償讓渡給台灣人,提供了台灣人經營工廠的機會,並主張1960年代以後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工業化,可謂「承接了日治時期的工廠而得到企業活動的機會」。〔22〕

作者此文對於我們理解日治末期的工業結構以及戰後日資產業的接收過程有一定的貢獻,尤其是指出戰後日資企業的接收與民營化,對於戰後台灣中小企業的大量創設與部分大型企業集團的發展,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此文也有一個嚴重的疏漏,一方面,此文完全沒有討論到戰爭時期台灣人中小規模產業或者民需產業的發展,會讓人誤以為日治末期的工業化,主要都是日本資本家的投資成果;另一方面,作者也沒有解釋為何在戰後初期日資企業的拍賣讓渡過程中,有大量台灣人得以購買並經營這些產業。

就此來說,高淑媛前述有關戰前與戰後初期台灣人中小企業與化學工業史的研究,則很好的補足作者有關日治末期工業結構的討論,並且說明為何有大量台灣人有資金、技術與經營能力來購買與經營這些原日資產業。

接著,我們討論北波道子的一文。〔23〕該文討論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從建設計畫(1917)、動工(1919)、中間歷經兩次停工復工再到完工(1934)的經過,並討論其與台灣工業化發展的關連。作者首先強調總督府在1910年代中期戰爭景氣與大正南進熱的時期,開始推動日月潭水利發電計畫,希望藉以推動台灣的工業化,因此傳統主張總督府直到1930年代中期才有推動台灣工業化的說法並不正確,但作者也承認總督府的目標並非鼓勵台灣人的工業化,而是主要希望引入日本資本推動日本人在台灣的工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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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ir Force History Research Agency, United States @ public domain
日治時期興建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全景

其次,提到1919年總督府以官營的台北電氣事業所的設備充抵為官方資本,並積極籌集民間資本,成立半官半民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開始日月潭水力發電的建設。但其後陸續遇到戰後物價膨脹以致建設成本大增,同時因戰後景氣低迷、關東大震災等問題導致資金籌集困難,且因當時台灣產業狀況下電力消化尚有困難,以致不得不在1926年停工。

其三,總督府與台灣電力會社積極推動復工,包括請美國公司調查原有計畫的適切性,並推動發行外債的計畫,終於在1929年復工。而1920年代晚期台灣的中小企業有所增加,並且增加電力的消耗,台灣整體電力需求已經大為增加,因此電力消化狀況得以支撐台灣電力會社的經營與建設投資;另外,總督府在1930年代初期也陸續招攬到日本資本家來台投資大型產業,進一步改善了台灣的電力需求狀況。而電力需求狀況的改善,則促成了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最終完成。

總之,作者強調發電建設與產業發展在一定狀況下的正向發展關聯。他認為1920年代後期台灣產業的「由下往上的發展」,支撐了總督府「由上往下推動」的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的復工與完成。而1934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完工,則提供了充足與低廉的電力,促進了戰時體制下台灣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24〕

接下來,我們討論林玉茹有關國策會社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的經濟開發與經營活動的一書。〔25〕該書詳細分析了台拓在東台灣的經營機制、農林事業、移民事業以及投資事業,說明在1930年代後期戰時計畫經濟與國防資源需求的帝國政策考量下,台灣總督府如何利用台拓來積極開發位於殖民地邊區的東台灣,藉以發展軍需產業(台東廳熱帶拓殖企業、花蓮港廳軍需工礦企業)。

作者認為台拓在東部邊區的熱帶栽培業與軍需產業並非基於地方需要而產生,與殖民地邊區經濟的內部關連不大,而是配合日本帝國戰時的統制化、計畫化與工業化所展開,因此台拓在東台灣邊區的開發,可以說是R. H. Myers研究戰時日本帝國在滿洲與華北的經濟發展時所提出的「殖民地飛地經濟」(colonial enclave economy)。〔26〕

另一方面,對於過去學界如黃紹恆主張1930年代的工業化對台灣社會帶來變化有限,或者台灣資本主義史上的工業革命自1950年代才全面展開的說法。林玉茹則以台拓在花蓮的軍需工礦企業為例,主張1930年代後期在日本帝國投入大量資金、技術與勞動力的開發下,台灣東部邊區在戰前的確有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且從戰後花蓮工業發展與戰前的關聯來看,戰前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發展也具有殖民遺產的意義,即殖民地晚期的開發對於戰後東台灣的農業與工業發展扮演了一定的角色。〔27〕(待續)

想像與認識日治時代的台灣經濟史:晚近台灣工業史研究對於傳統歷史解釋典範的修正(下)


註解

[1] 這兩位學者的作品都有中譯本,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4[1929]);凃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1[1975])。有關台灣文化史與政治史研究者對於台灣經濟史的認識與想像,參見筆者的一篇文章,林文凱,2014,〈認識與想像台灣的社會經濟史:1920-1930 年代台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2期,頁69-110。

[2] 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東亞殖民地文化史與政治史等研究領域,也有類似的研究典範轉移。歐洲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潮的退卻與轉型,以及J. Habermas與M. Foucault等人的(後)現代性批判理論思潮的流行,改變了東亞殖民地文化史與政治史的研究典範,許多日本與韓國的殖民史學者從過去強調殖民支配與民族抵抗的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論典範,轉變為強調「殖民近代性論」(colonial modernity)的新多元典範。有關殖民近代性論的內涵,可參見川島真、並木真人、松本武祝、張隆志、駒込武等人的解說,以上諸人的文章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2004),頁65-170。但殖民近代性論雖然都反對舊有理論觀點,內部也充斥Habermas式與Foucault式的理論對立衝突,同時其各自與殖民近代化論之間也有複雜的親和與對立關係。不過,本文僅關切經濟史學者的殖民近代化論如何修正傳統帝國主義論觀點,在此不擬細論殖民近代性論問題。

[3] 有關日本帝國在台灣的殖民政策與其經濟結構的內在矛盾,如何導致殖民地的殖民近代化發展,可以參見柯志明有關米糖相剋問題的解釋觀點。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另外,有關殖民地經濟行動者在殖民政策的經濟結構與環境下的自我培力現象,參見本文以下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工業史研究回顧的解說。

[4] 有關「政治過程論」等相關社會運動理論的意涵,以及其如何用以解釋台灣1980年代到1991年的社會運動事件,參見王甫昌,〈社會運動〉,王振寰等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2003),頁421-452。

[5] 史迪格里茲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魯曼為普林斯頓經濟系教授,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兩人並不反對以自由市場為運作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但反對目前這種新自由主義樣態的全球化,並且對於各國是否應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抱持審慎態度,而是期待各國透過政策干預矯正貧富差距擴大與社會福利削減的社會弊端。參見維基百科介紹。

[6] 湯瑪斯·皮克提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的教學主任以及巴黎經濟學院的教授,他對過去250年的財富集中與分布進行研究,認為:「由於已開發國家的資本回報率始終高於經濟增長率,這將導致財富不均逐步擴大。因此他提出通過徵收全球性財產稅來進行財富再分配以解決這個問題」。參見維基百科的解說。

[7] 有關「台灣史研究文獻類目」,請見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歷年出版的2004-2015年度《台灣史研究文獻類目》。另有關「台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的創設源起,歷年議程與論文資料,請見「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 http://www.ith.sinica.edu.tw/links_01_list.php 下載2016/11/24。另外有關2004年以前台灣史研究的簡要回顧,參見林玉茹、李毓中著,《戰後台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台灣史》(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8] 有關米糖經濟為主的農業經濟史研究回顧,請參見林文凱,〈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從帝國主義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發表於2015-09-11~12,韓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硏究院主辦「韓國與台灣殖民地經濟史比較硏究」研討會。本文以下的研究史回顧,主要將以工業史的成果為討論對象。

[9] 凃照彥,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1991[1975]),頁55。

[10] 凃照彥,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55-153。

[11] 高淑媛前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台灣近代產業的建立—日治時期台灣工業與政策分析〉(台南: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3);《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台灣鳳梨罐頭業為例》(台北:稻香出版社,2007);〈政策與產業--以宜蘭製酒公司在日本統治期之發展為例〉,《宜蘭文獻》77/78期合刊(2007.12),頁 94-123;〈台灣興業株式會社—自宜蘭開端之台灣近代製紙業(1918-1945)〉,「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2008.10)。

[12] 高淑媛,《成功的基礎:成大的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2011);《頭冷胸寬腳敏:成大早期畢業生與台灣工業化》(台南:國立成功大學,2011)。《台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台北:台灣化學工程學會,2012);《化工界耆老口述訪問記錄》(台北:台灣化學工程學會,2013)。

[13] 高淑媛,《台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

[14] 高淑媛,《台灣工業史》(台北:五南出版社,2016),第八章,頁157-180。

[15] 關聯產業的定義:「關聯產業是與主體產品或服務運行密切相關的產業。關聯產業是直接配合和圍繞主導產業發展起來的產業,它在投入產出或工藝、技術與主導產業的聯繫最直接也最密切,可以說是為主導產業的建設發展而存在的。關聯產業是主導產業的配套協作部門,因主導產業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進一步來說關聯產業又可分成前向關聯產業、後向關聯產業與側向關聯產業。參見智庫百科條目「關聯產業」,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B3%E8%81%94%E4%BA%A7%E4%B8%9A 2016-11-25下載;產業關聯的定義:「產業關聯是指在經濟活動中,各產業之間存在的廣泛的、複雜的和密切的技術經濟聯繫。產業關聯方式是指產業部門間發生聯繫的依托或基礎,以及產業間相互依存的不同類型」進一步來說產業關聯的紐帶包括產品、勞務與技術等面向。參見智庫百科條目「產業關聯」,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4%B8%9A%E5%85%B3%E8%81%94 2016-11-25下載。

[16] 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17] 堀內義隆著、李為楨譯,〈殖民地時期台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收入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頁265–314。

[18] 參見堀內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の米穀産業と工業化:籾摺・精米業の発展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67(1)(2001-05),頁23-46;堀内義隆,〈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中小零細工業の発展(特集 東アジア経済発展の歴史的研究)〉,《調査と研究》30(2005-04),頁23-44;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小経営--工業化の周辺〉,《地域総合研究》33:1(2005-09),頁83-96;堀内義隆,〈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工業の形成--製帽業を事例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56(2008.12),頁26-53;堀内義隆,〈日本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農村工業の発達と労働供給〉,《三重大学法経論叢》27:2(2010-03),頁45-62。

[19] 堀內義隆著、李為楨譯,〈殖民地時期台灣的中小零細工業的發展〉。

[20] 凃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367-463。

[21] やまだあつし著、薛芸如譯,〈殖民地時代末期台灣工業的結構〉,收入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355–384。

[22] 關於戰前日資中小企業讓渡給台灣人經營的議題,洪紹洋最近以工礦公司的分廠出售為例作了深入的討論,也值得參照。作者主張從該個案可以發現戰時興起的諸多日資新興中小產業,在戰後初期被國民政府出售讓渡給台灣人企業家,許多因此發展為台灣較具規模的企業,主張該個案證明了戰前與戰後台灣的經濟具有延續性。洪紹洋,〈台灣工礦公司之民營化:以分廠出售為主的討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4期(2016),頁105-151。

[23] 北波道子著、薛芸如譯,〈日月潭電源開發與工業化的起始〉,收入薛化元編,《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315–354。

[24] 北波道子著、薛芸如譯,〈日月潭電源開發與工業化的起始〉。另外有關日治時期電力事業與工業化的問題,國內學者吳政憲最近也出版專書進行討論,主張殖民政府「電力國有化」政策錯誤,以致造成台灣電力發展缺乏效率,且無法對台灣工業化發展提供有效助力。但筆者認為吳政憲的推論與分析有誤,前述北波道子的分析觀點較為正確。吳政憲,《新能源時代:近代台灣電力發展(1895–1945)(上)(下)》(新北市:花木蘭文化,2013)。

[25] 林玉茹著,森田明、朝元照雄譯,《台湾拓殖株式会社の東台湾経營:国策会社と植民地の改造》。東京:汲古書屋,382頁。原中文本為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戰時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的經營》(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2011)。

[26] 不過,林玉茹在使用「殖民地飛地經濟」這個概念時有一些理解上的誤差,R. H. Myers的殖民地飛地論並不具有林玉茹使用時所顯現的那種負面意涵,而且也與她在該書第一章所提到的韓國左派學者所使用的殖民地飛地論概念不一樣。Myers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明殖民地飛地論,指出該地區的經濟發展不是既有經濟結構的自然發展,而是殖民政權基於戰時經濟考量透過資本、技術與勞動力的引入強制發展出來的。Myers雖然承認這種發展是殖民母國的利益與權力政治的產物,但基本上認為這些發展在一般條件下會構成了殖民地戰後經濟發展的基礎,換言之他的殖民地飛地論就包含了林玉茹所說的殖民遺產的正面意涵了。而韓國左派學者的殖民地飛地論,雖然一樣強調外來強加的殖民性,但並不承認這些經濟投入能夠奠定殖民地飛地的工業化基礎,或者帶給本地被殖民者經濟利益,而且他們也反對韓國等殖民地在戰後的經濟發展與戰前的飛地經濟有正面聯繫。Ramon H. Myers, “Creating a Modem Enclave Econom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apan,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1932-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6-170.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的經營(1937-1945)》,頁13-19,尤其14頁註腳52。

[27]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台灣的經營(1937-1945)》,頁248、261-262、271。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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