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戰爭 ——從新加坡舊福特汽車廠二戰紀念館說起

記憶戰爭 ——從新加坡舊福特汽車廠二戰紀念館說起
photo credit:洛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根據新加坡日據時期歷史,日前在舊福特汽車廠的新展覽命名為「昭南展館:戰爭及其影響」,紀念戰爭、記憶戰爭所帶來災難和慘況,一是為了提醒後人未來這樣的歷史「不要再發生」(never happen again),另一種是「不要再發生在我們身上」(never happen to us again)。

撰文.攝影:洛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足三個月,英國在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紛紛失守。1942年2月15日,英軍在新加坡的福特汽車廠向日軍投降,日軍把新加坡易名為「昭南」(Syonan),新加坡亦開始了其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本佔領時期。2006年,新加坡政府把當年英軍向日軍投降之地列為國家古蹟,並交由國家檔案局負責,在這裡開設和二戰相關的紀念館。為紀念二戰新加坡陷落七十五週年,紀念館在2016年閉館,經歷一年的整修與重新布展,於今年2月重新開幕。

國家檔案局的策展團隊原本把舊福特汽車廠的新展覽命名為「昭南展館:戰爭及其影響」(Syonan Gallery: War and Its Legacies),然而,由於紀念館外邊的設計,讓人容易混淆展覽和紀念館的名稱,再加上媒體報導,稱紀念館易名為「昭南展覽館」,引發了不少爭議,尤其是來自華裔的反彈。批評的一方認為,「昭南」是日本強加在新加坡的名字,代表著傷痛、苦難和屈辱,以之命名紀念館,是認可和美化日本侵略。

也有較溫和的批評,指出館方不敏感。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局的上級單位)則認為,展覽以「昭南展館」為名,縱然會引起情感上的不舒服,但能準確反映該段歷史。另外,有歷史學者則認為,問題不在於「昭南」一詞,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常設展,也有「倖存於昭南」(Surviving Syonan)展廳,認為如果展覽是用「昭南年代」、「倖存於昭南」等能清晰的名稱的話,會更為恰當。最後,新加坡政府宣布,把展覽名稱更改為「日據下的倖存:戰爭及其影響」(Surviving Japanese Occupation: War and Its Legacies)。

戰爭的記憶

當我看到展覽易名的新聞,首先留意的不是從「昭南」變更為「日據」,因為這是可以預料的;我更留意的,是展覽加上「surviving」(倖存、捱過)一詞。當下的反應是,那和國家博物館常設展中的「倖存於昭南」有什麼分別呢?會否重複著同一套論述?紀念戰爭、記憶戰爭所帶來災難和慘況,基本可以有兩種路徑,一是「不要再發生」(never happen again),另一種是「不要再發生在我們身上」(never happen to us again)。

前者的例子,就如西班牙內戰時期近乎全毀的格爾尼卡(Gernika,啟發了畢卡索的同名畫作)裡面的和平紀念館:在常設展的部分,一開始就表述什麼叫和平、為什麼會有衝突,然後再說西班牙內戰、格爾尼卡大轟炸,再談到和解共生。新加坡主流的二戰記憶,尤其是在政府的論述當中,則近於後者。研究新、馬兩國戰爭記憶的學者布萊赫本(Kevin Blackburn)和赫克(Karl Hack)認為,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傾向把日本佔領下的三年零六個月,表述為不分族群的共同苦難。自1990年代開始,二戰時的陷落,變成了政府警惕國民,新加坡是很容易受到威脅的例證,所以需要國民共同努力,保家衛國——這論述一而再,再而三在許多紀念二戰的儀式時被重複,每年的2月15日定為「全面防衛日」。這一種對於二戰的記憶,甚至主導著好些博物館的敘事結構;我在樟宜博物館、舊福特汽車廠都聽見導覽員向參觀的國民與非國民,述說危機與防衛,或明示或暗示「不要再發生在我們身上」。

儘管國家有一套關於戰爭記憶的論述,但該套論述不一定就等同歷史記憶本身。在紀念館的館藏展示中,卻可能述說更為仔細、更為複雜的故事;當然,在日軍分而治之的策略底下,有和主流衝突的歷史記憶也毫不意外。舊福特汽車廠的二戰紀念館由國家檔案局負責,而國家檔案局收藏了不少由各方捐贈和二戰時相關的文物,也有和經歷過二戰的人的口述歷史——這些都是策展的重要資源。看完重新布展的舊福特汽車廠,看得出策展團隊是很努力想透過館藏,去述說更為立體的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的歷史記憶和其影響。譬如軍事上以外、日本佔領期間的「日常」是怎麼一回事——在重新布展後,有八成展品是首次展出,包括不少在過去一年從公眾募集而來的文物。

然而,努力展示館藏的做法,反而限制了紀念館的可能。現在的舊福特汽車廠,把整個展場都劃為常設展的空間,卻沒有預留空間做特展;也就是說,在可見的日子裡,公眾在館中只會看到同一組的展品和同一組的敘述,顯然地,有更多的館藏無法被展示。即使國家檔案局收到新的藏品,或者有學者或策展人在二戰相關的檔案或藏品中,看到一些之前被忽略的角度,也由於缺乏特展空間,使之無法呈現,間接限制了戰爭紀念館開啟不同歷史記憶之間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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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日本畫家在新加坡的作品,印成明信片。在新加坡國家檔案局裡面,找到日軍佔領新加坡後,動員日本藝術家來新加坡繪畫的作品,並找到戰時宣傳單位工作的人的口述歷史,部分畫作現在於舊福特汽車廠中展出。

戰爭、藝術、博物館


藝術在戰爭時期和記憶戰爭中並不缺席,不少和戰爭相關的紀念館都會有不同情景下創作的藝術品,譬如在格爾尼卡和平紀念館,就有展示畢卡索〈格爾尼卡〉的複製品(原作在馬德里的索菲亞王后國立藝術中心);至於新加坡的樟宜博物館,則有展出盟軍戰俘在戰俘營的畫作,亦有女性平民戰俘縫紉給男性親友的作品。這些藝術品從不同的角度介入戰爭的記憶,譬如那幅縫紉,彌補了由男性主導的戰爭記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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