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戰爭 ——從新加坡舊福特汽車廠二戰紀念館說起

撰文．攝影：洛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足三個月，英國在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紛紛失守。1942年2月15日，英軍在新加坡的福特汽車廠向日軍投降，日軍把新加坡易名為「昭南」（Syonan），新加坡亦開始了其三年零六個月的日本佔領時期。2006年，新加坡政府把當年英軍向日軍投降之地列為國家古蹟，並交由國家檔案局負責，在這裡開設和二戰相關的紀念館。為紀念二戰新加坡陷落七十五週年，紀念館在2016年閉館，經歷一年的整修與重新布展，於今年2月重新開幕。

國家檔案局的策展團隊原本把舊福特汽車廠的新展覽命名為「昭南展館：戰爭及其影響」（Syonan Gallery: War and Its Legacies），然而，由於紀念館外邊的設計，讓人容易混淆展覽和紀念館的名稱，再加上媒體報導，稱紀念館易名為「昭南展覽館」，引發了不少爭議，尤其是來自華裔的反彈。批評的一方認為，「昭南」是日本強加在新加坡的名字，代表著傷痛、苦難和屈辱，以之命名紀念館，是認可和美化日本侵略。

也有較溫和的批評，指出館方不敏感。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局的上級單位）則認為，展覽以「昭南展館」為名，縱然會引起情感上的不舒服，但能準確反映該段歷史。另外，有歷史學者則認為，問題不在於「昭南」一詞，新加坡國家博物館的常設展，也有「倖存於昭南」（Surviving Syonan）展廳，認為如果展覽是用「昭南年代」、「倖存於昭南」等能清晰的名稱的話，會更為恰當。最後，新加坡政府宣布，把展覽名稱更改為「日據下的倖存：戰爭及其影響」（Surviving Japanese Occupation: War and Its Legacies）。

戰爭的記憶

當我看到展覽易名的新聞，首先留意的不是從「昭南」變更為「日據」，因為這是可以預料的；我更留意的，是展覽加上「surviving」（倖存、捱過）一詞。當下的反應是，那和國家博物館常設展中的「倖存於昭南」有什麼分別呢？會否重複著同一套論述？紀念戰爭、記憶戰爭所帶來災難和慘況，基本可以有兩種路徑，一是「不要再發生」（never happen again），另一種是「不要再發生在我們身上」（never happen to us again）。

前者的例子，就如西班牙內戰時期近乎全毀的格爾尼卡（Gernika，啟發了畢卡索的同名畫作）裡面的和平紀念館：在常設展的部分，一開始就表述什麼叫和平、為什麼會有衝突，然後再說西班牙內戰、格爾尼卡大轟炸，再談到和解共生。新加坡主流的二戰記憶，尤其是在政府的論述當中，則近於後者。研究新、馬兩國戰爭記憶的學者布萊赫本（Kevin Blackburn）和赫克（Karl Hack）認為，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傾向把日本佔領下的三年零六個月，表述為不分族群的共同苦難。自1990年代開始，二戰時的陷落，變成了政府警惕國民，新加坡是很容易受到威脅的例證，所以需要國民共同努力，保家衛國——這論述一而再，再而三在許多紀念二戰的儀式時被重複，每年的2月15日定為「全面防衛日」。這一種對於二戰的記憶，甚至主導著好些博物館的敘事結構；我在樟宜博物館、舊福特汽車廠都聽見導覽員向參觀的國民與非國民，述說危機與防衛，或明示或暗示「不要再發生在我們身上」。

儘管國家有一套關於戰爭記憶的論述，但該套論述不一定就等同歷史記憶本身。在紀念館的館藏展示中，卻可能述說更為仔細、更為複雜的故事；當然，在日軍分而治之的策略底下，有和主流衝突的歷史記憶也毫不意外。舊福特汽車廠的二戰紀念館由國家檔案局負責，而國家檔案局收藏了不少由各方捐贈和二戰時相關的文物，也有和經歷過二戰的人的口述歷史——這些都是策展的重要資源。看完重新布展的舊福特汽車廠，看得出策展團隊是很努力想透過館藏，去述說更為立體的日本佔領新加坡時期的歷史記憶和其影響。譬如軍事上以外、日本佔領期間的「日常」是怎麼一回事——在重新布展後，有八成展品是首次展出，包括不少在過去一年從公眾募集而來的文物。

然而，努力展示館藏的做法，反而限制了紀念館的可能。現在的舊福特汽車廠，把整個展場都劃為常設展的空間，卻沒有預留空間做特展；也就是說，在可見的日子裡，公眾在館中只會看到同一組的展品和同一組的敘述，顯然地，有更多的館藏無法被展示。即使國家檔案局收到新的藏品，或者有學者或策展人在二戰相關的檔案或藏品中，看到一些之前被忽略的角度，也由於缺乏特展空間，使之無法呈現，間接限制了戰爭紀念館開啟不同歷史記憶之間對話的可能。

photo credit:洛謀

戰爭、藝術、博物館

藝術在戰爭時期和記憶戰爭中並不缺席，不少和戰爭相關的紀念館都會有不同情景下創作的藝術品，譬如在格爾尼卡和平紀念館，就有展示畢卡索〈格爾尼卡〉的複製品（原作在馬德里的索菲亞王后國立藝術中心）；至於新加坡的樟宜博物館，則有展出盟軍戰俘在戰俘營的畫作，亦有女性平民戰俘縫紉給男性親友的作品。這些藝術品從不同的角度介入戰爭的記憶，譬如那幅縫紉，彌補了由男性主導的戰爭記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