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國的終章:中西交融、華洋匯雜,香港九七移交前的身影

大英帝國的終章:中西交融、華洋匯雜,香港九七移交前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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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的華夷雜處比其他地方都更密切。華人從來沒當自己是順民,而是自認跟洋人起碼是平起平坐。英國人也從來沒有折衷變通過,總認為自己那套才是最好、更勝一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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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珍.莫里斯(Jan Morris)

文化匯雜

香港的大多數洋人都會不情願承認,而且的確也是很令人費解,為數眾多的洋人竟然都不會講華語,對於華人的行事想法也幾乎全無認知,一如以前有位跟華人士兵長期共事過的英國軍官巴內斯所寫過的情況:

「中國佬(原文如是說)跟世上其他人都不一樣,因此也無法用任何已知準則去論斷他們,甚至也無法用他們自己的準則去論斷,要是他們有準則的話。」

然而今天的香港無可避免有著各種文化的交疊,部分純粹是因為東西方文化在此通行的結果,但部分卻是只有這地方才獨有的情形。香港的華夷雜處比其他地方都更密切。華人從來沒當自己是順民,而是自認跟洋人起碼是平起平坐。英國人也從來沒有折衷變通過,總認為自己那套才是最好、更勝一籌的。因此產生的結果,尤其在香港社會的某些部分,是行事作風、處理習慣,甚至表面等頗荒唐的混合。

不過說良心話,這是很不平衡的混合,香港的洋人沒有幾個「入境隨華」的,甚至讓人看到有東方化之處,最多大概只有在商場上如此。由於香港是個注重秩序的英國殖民地,因此一九六○年代嬉皮興起,踏尋多種族文化時,香港也沒能出現在這條路線上,沒有年輕信徒來這裡的道觀尋求大師指引。至於香港的洋僑,體態如此不同,思維如此相異,他們也覺得很難入境隨俗————有誰見過洋人主婦穿旗袍的?優雅的華婦穿起這種貼身、開叉的旗袍非常討人喜歡。不過大多數洋人倒是用起筷子很熟練,而且幾乎都很懂得中國菜,其中有些文化修養好的更是學會了欣賞中華藝術,嫁了華人丈夫或娶了華人妻子的也不在少數。

很多洋人也都接受了風水這套規炬,雖然可能有點感到忸怩,有幾個華文詞語更成了本地英文用詞;例如「大班」(taipan,字面上的意思是高層,衍申用來指大經理或者公司頭頭),「行」(hong,即洋行),「鬼佬」(gweilo,字面上是「鬼」或「惡鬼」,亦即外國人),還有「賞錢」(cumshaw,不過卻有語文學家認為此字是源於「Come ashore」,是以前向外國水手兜攬生意誘他們上岸的呼喝語)。如今只有最死腦筋的保守洋僑才會對華人流露出種族偏見。

至於華人,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各階層華人,則很精明靈巧地吸收了洋人那套。十九世紀末期,中國改革家張之洞就闡述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至今此格言仍為人所推崇。香港大學的校歌也有這樣的歌詞:

中華文化仍綿延發展,滿懷感激,我們留住

東西文化,透過徹底分享,力量更強。

香港本地廣東話詞彙至少吸收了四百個英語用詞,還有更多西方影響已經全然融入了本地。有一天,我走在九龍尖沙咀一條最熙攘喧嘩的商店街上,置身其中簡直可謂中式菜市場的原型,混亂又吵鬧。這時忽聽得其中一家店鋪播放唱片,是我很熟悉的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裡的快板樂章,樂聲飄揚在大紅橫幅、霓虹招牌、摩肩擦踵的華人群眾以及驚心動魄的華人交通之間,華麗音符流露的自信卻跟這一切非常搭調。

沒有人會比一位香港華人貴婦坐在勞斯萊斯車裡更如魚得水了,一副沾沾自喜心滿意足地靠在後座上,鈔票多當然也就看不起人,司機則鄭重其事駕車送她回到山頂豪宅去————維多利亞時代也有類似的人物,好比白手興家的蘭開郡百萬富翁的太太,坐在敞篷四輪馬車後座回到鄉間住宅的家裡一樣。哈佛商學院培養出的華人青年商業銀行家雙手插在褲袋裡,把頭往後一靠,手指上戴著印記戒指,非常有把握的神態無懈可擊,再也沒有人會比他更神似長春藤大學的校友了。華人法官戴上假髮坐在高等法院的法官席上,看起來就很合適。英國海軍制服俐落的套裝以及活潑、緞帶圓扁帽,就是很適合華人的體型。有一次在假日酒店咖啡室裡,我就眼看著一家華人正在一件小事情上學著洋化————生平第一次用叉子來吃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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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香港華人富豪在接受英國封銜一事上是絕不落人後的,因此那些異國姓名的武士——何東爵士、周錫年爵士、邵逸夫爵士——老早都已經名列大英帝國騎士團。取洋名的情況也很普遍,最初是因為洋教師難以分出學生的中國姓名,於是就贈以洋名。有一天早上我在香港大學閒閒瀏覽布告欄時,發現華人學生很多叫做安芝拉、菲蘿米娜、凱倫、蓓琳妲、薩琳娜、賈姬、丹妮絲、西維亞、辛蒂、翠西、艾薇、和昆妮。

直到沒多久之前,可說不曾在香港強行推廣過西洋文化的,因此華人對於西方藝術幾乎一無所知,一如西方人對中華藝術一樣。書籍很少,音樂更少,直到一九六二年才有比較像樣的劇院,唯一的博物館則隱藏在香港大會堂裡面。專業演員、作家和音樂家等在大英帝國內遠遊到印度、新加坡甚至上海時,香港也從來都不在他們路線考慮之列。總之是已經被認定是個無藥可救、沒有文化修養的殖民地。畫家陳福善說,一九三○年代他還是個年輕人時,香港人對現代藝術的認知,最多就到印象派畫家而已。一九三八年作曲家拉威爾去世,《南華早報》評論說:「拉威爾是位寫過眾多出色作品的作家,由於不久前喬治.拉福特主演的電影採用了他那廣受喜愛的《波麗露》舞曲,因此他的大名經常出現在香港人眼前。

今天,就在這個殖民地做為西方前哨的生涯行將結束之際,情況大不同了。香港仍然很普遍沒有文化修養——在我看來,獲利極高的電視業,水準簡直是前所未見的差勁——然而如今的香港起碼可稱得上是西方文明前線。它向來就是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展示地,現在又為它的華人市民提供了西方文化精簡版本——誠如作家柏那維亞(David Bonavia)形容過的「填鴨文化」。

香港管絃樂團是政府資助的,香港演藝學院也是,這所學院是中西演藝藝術並重。香港藝術節則邀集了全世界知名表演者來港演出;幾乎每星期都有某種文化開幕儀式舉行,有一齣新戲上演,有音樂會,有展覽——斥資龐大的亨利.摩爾雕塑展在九龍海傍展出一系列作品,麥可.傑克森或瑞士面具默劇團來港演出,聖路易交響樂團演奏。香港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交易廣場」飾有諾蘭(Sidney Nolan)的畫作以及符凌克(Elisabeth Frink)大於實體的水牛銅像,香港文化中心則占據了整個九龍海邊最好的地段。很多華人視覺藝術家在表達時都是中西手法並用。當然還有無數的中樂音樂會、中華藝術展和中國戲曲演出,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但洋人會去捧場的卻很少;反觀卡娜娃(Kiri Te Kanawa)演唱莫札特或者曼哈頓芭蕾舞團演出時,香港大會堂或香港藝術中心華人青年茫然但熱切的臉孔有多少!

至於香港那些首富大亨之間,有時在我看來似乎也產生了耳濡目染的情形。香港最主要的商業和金融是華洋共占,經過這麼多代精明商業手法的磨練,且不管華人私下態度如何,但在公開場合中,天朝帝國的後裔子民倒是舉止一如外夷,說來也是對這地方獨有特性的諷刺貢獻。

不用說,西裝在這方面大有幫助——剪裁精美的英式西裝,也就是很久以前奧登生花妙筆讚賞過的,華洋富人都穿它,就某種意義而言,也等於表明所有穿它的人都是趣味相投的一夥人。此外還有語言;洋人能說華語的沒有幾個,然而華人卻全都說一口牛津或哈佛口音的英語,亦即香港商界的「通行語」。華洋雙方矯情飾行倒出奇相似——過分謙虛到自我低貶、很克制。同樣的笑話未必見得能同時博得華洋雙方莞爾,但雙方卻同樣會很容忍地報以開懷大笑,以此為對方幽默感不足而留餘地。

最顯著的是,他們似乎都予人時時刻刻不忘精打細算之感。畢竟他們世代已在這中國海岸賺錢有很久、很久時間了。他們很懂得所有牟利詭計,對於合法漏洞清楚得很,而且他們小心翼翼謹防的人不僅包括每個供應商、顧客、手腕圓滑的創新者或者政府督察,尤其更提防他們自己人,不管是華人還是鬼佬。他們彼此了解對方,這點也促成了他們這個微妙的社群。

種族偏見,還是文化差異?

至於表面之下是否存在著種族偏見和厭惡,伺機而發,我就很難說了,只能說我自己從來沒在香港哪個華人身上感受到半點種族敵意,而我所認識的大多數洋人也都聲稱欣賞華人,雖然這種欣賞往往有阻隔。大多數香港家庭裡從來不見華洋共處,但這通常是因為缺乏機會,加上語言鴻溝,溝通時又有不同層面的無聊部分,或者因為害羞又或為了顧全「面子」————這是在各種情況中都有、中國人最不情願的事:自己丟臉,或是讓人家沒面子。

但也並非總是這樣。因為香港歷史上大部分時候華洋之間相互猜忌很深,因此分隔了兩個社群,能夠跨越這鴻溝的只有很富有的人、聖人或真正有赤子之心者——一八五八年性情隨和多才多藝的亞伯特.史密斯來港,跟華人交友輕而易舉,以致他離港時他們都到碼頭去送行,演奏反鬼佬音樂,舉著頌揚他的橫幅。一八五○年代的港督可以用「前所未聞」來形容香港華洋之間的社交往來;一八六○年代的港督則說他時刻掛心於保護歐美人士,免得他們因為跟華人混在一起而招致傷害與不便;一九二○年代的港督則稱華洋社群各有不同社交天地,「雙方互不理解彼此生活模式或思維方式」。

要是華洋雙方交談的話,所採用的那套混雜語本身就構成了他們之間的障礙。所謂的「洋涇濱英語」事實上不過就是「談生意的英語」,這是當年廣州因情況而變通形成的語言,因為那時不准外國人學華語,但這種英語用句很滑稽幼稚——「小姐喜歡多些茶?」「先生現在要威士忌?」——結果適得其反,讓英國人更加輕視華人,也導致華人長久處於下風。

即使是一九五○年代初次來到香港時,我就已經留意到大不列顛子民慣於用虛張聲勢或專橫的口吻對華人講話;在那幾年之前日軍占領期間,英僑戰俘曾很不情願在集中營裡挖水溝,儘管不挖就要冒染上疾病的駭人風險,所以,誠如那位營區衛生官所說:「典型的香港居民依舊視粗活是華人天生該做的……」這種態度已經根深柢固,甚至還制度化了,世代華洋不僅因個人喜惡而彼此疏遠,更因為行政體系之故而分隔。

偏見較深的英人認為華人不老實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單純的華人則認為英人都是衰鬼。一八九四年時疫肆虐期間,謠傳英國醫生挖出華人嬰兒眼睛去和藥,一九二一年的十年一度人口普查也被認為不過是種手段,要藉此找出合適的兒童,用來埋在打算要興建的海港大橋的每座橋墩下,而這大橋共有九十九座橋墩。遲至一九六三年都還謠傳港府在找合適的幼兒,以便興建新的船灣淡水湖時作為奠基犧牲。

這種畏懼和強烈反感如今已不明顯了,但華洋之間的往返偶爾還是讓我感到很不自然或迫不得已。有時這些往還產生的徵兆也挺讓人感到挺親切的。譬如發現香港皇家亞洲學會期刊是由義澳印刷公司Y. F.林先生督印的,這多令人愉快啊!在地鐵上認出了廣播所說的「小信車門,下一站是中環,小信車門」原來就是倫敦地鐵上「請小心車門」的走音模仿版,真是妙趣橫生。來到大嶼山,聽到設在清朝砲台古蹟裡的小學傳出小學生以中文唱出「紅河谷」這段旋律,真叫人驚喜——「請記住紅河谷,還有真心愛你的這個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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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時那種動搖或反常感也很讓人心煩的。舉例來說,眼見一位英化華人青年金融家把酒暢談倫敦上層階級的流行語,談以前在英國度過的時光、紐馬克鎮的賽馬、牛津大學裡的舞會,然而偶爾碰上爭執時,那張臉就變了,讓我們看到老電影裡——或是文化大革命照片裡——華人壞蛋的惡像。這種西化外表、東方實質裡外不一致的強烈對比依然經常可以體驗到。

離那所老砲台小學不遠處,有一次我海邊小徑上碰到大陸運來的活豬在此卸貨上岸因而止步,這是香港常見的醜陋面。這些活豬用狹窄鐵籠或柳籠裝住運送,緊困在籠內,豬籠的網眼往往無情地緊貼住豬身,有時壓斷一隻翻折的豬耳朵,或割入豬腿,於是這些豬悽慘地躺在那裡哀嚎,經常痛苦不堪。那天早上在大嶼山眼見這些豬被扔到獨輪車上趕著送往屠房發出尖嚎,聽得令人心碎,我卻愛莫能助,徒然站在小徑旁難過不已。就在此時,對面來了排成一列的放學小學生,這隊小女孩穿了幾近誇張的英式校服,飾有校徽的鮮豔外套,白褶裙,背著整潔的小背包,一本正經、笑靨可人魚貫而過,流露出以校為榮及團隊精神,然而她們斯文優雅經過那些備受折磨於苦痛中發出哀嚎的動物時,卻視若無睹。

類似這種文化衝擊仍不時使得置身香港的西方人感到難過。雖說華洋雜處已久,然而這地方的衝擊力有時還是很難令人招架的,外僑往往需要假以時日才能適應。美國商會曾經為初到香港的人出版過一本書,香港大學心理學家米德麗.麥考伊博士在書中指出外國人要對四個階段的反應有心理準備。

在第一個階段中,他們會感到興奮自得,因為香港的景象奇觀如此刺激、有趣,很多方面都令他們感到熟悉。接下來,隨著他們漸漸領悟到這個地方其實是極之陌生的異域,於是就開始緊張、困惑,同時也越來越有孤立感。然後,由於感到他們的種族身分受到挑戰,因而大為惱怒、怨尤,而且對華人充滿敵意。如果順利度過了上述階段的話,最後他們就終於學會隨遇而安,接受了這環境的異國本質,培養出新的包容力、更大的客觀看法,以及「適當的因應技巧」,麥考伊博士如是說。

相關書摘 ►大英帝國的終章:城寨作為中英角力的隱喻,以及香港對中國的提醒與帶頭作用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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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珍.莫里斯(Jan Morris)
譯者:黃芳田

本書寫成於一九九七年香港政權轉移前,被譽為追探香港發展史最經典的報導寫作。作者珍.莫里斯採用雙線敘事,一邊穿插親身見聞,一邊探尋當地的歷史變革,最有特色之處便在於,作者以大英帝國的角度和香港「局外人」的身分現身書中,觀察香港與中國、英國密不可分的關係。

既然香港最終要與大英帝國分道揚鑣,那麼,英國最後還能為自己的最後一塊殖民地留下些什麼,足以讓後世來評價呢?這便是作者寫作本書最重要的初衷,也因此使得作者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再一次來到香港,記錄下了殖民帝國的最後一頁。

在本書出版二十周年、香港政權轉移二十周年及自身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當下,更值得以此書檢視這座偉大的城市————沒有了英國,香港究竟走向一條怎樣的路?而作者在本書終章裡對香港未來的可能發展,在二十年後恰如預言般精準,讓讀者留下深刻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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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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