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對中國認識中脈絡的轉換──從「支那」這個稱呼談起

近代日本對中國認識中脈絡的轉換──從「支那」這個稱呼談起
Photo Credit: 平凡社 @ Public Doam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關於「支那」這個稱呼,雖然它的使用受到避諱,也有些日本人的立場認為它的使用沒有任何問題。這種立場的根據,大致上可以整理成下列四種理由。

原著:馬場公彥
中譯:林暉鈞

序言——華夷秩序優劣意識的逆轉

東亞的近代,人類文明以及世界帝國的中心,從過去的中國轉移到西洋;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區隔。在近代以前,東亞世界的中心在中國;以中華帝國為核心的中華與夷狄之間的華夷關係為基礎,決定了文化上的優劣關係。政治上透過冊封體制,決定了支配與從屬的關係;經濟上則透過朝貢貿易體制,規制財富的分配與往來的關係。

相對於文明中心的「中國」,文化上居於劣勢的低等人所居住的四周,分別被稱為「北狄」、「東夷」、「西戎」、「南蠻」;在這些邊境的野蠻人之間,養成了仰慕中華的心理。即使在近代以後,這種根源於文化優劣意識的地理概念,仍然延續;分佈在中國大陸外延的海洋世界,被區分為「東洋」、「南洋」、「西洋」等稱呼。

後來日本迎接明治維新、開始學習西洋文明,在「和魂洋才」、「脫亞入歐」的精神之下,試圖脫離中華文明。那麼,過去居於文化優位、受到仰慕的巨大的異邦——「中國」這個概念的思想意涵,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根據黃俊傑的看法,從中國傳統經典中可以看出,「中國」這個概念包含了地理、政治與文化的三種意義;「文化的中國」與「政治的中國」融合,形成了中國的「自我形象」。日本人在將這樣的「中國」的概念,移入本國文化脈絡之中的時候,「政治的自我」與「文化的自我」產生摩擦、糾葛與分裂,於是將作為原意的「中國」概念,根據本國的脈絡重新解釋,在「去脈絡化」的同時,選擇性地接受,進行了所謂的「脈絡的轉換」。

筆者以時代變遷中(從近代直至今日)中日間相互認識的迴路作為大主題,把重心放在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之側面,持續進行研究迄今。本報告以此大主題為根本,並且將過去到現在的「中國」概念——因為近代以降中日間政治優劣關係的逆轉——如何在政治上與思想上發生「脈絡的轉換」,設定為次主題。著者將回溯「支那」這個稱呼——如今因為被視為對中國的蔑稱、引起中國人屈辱感,受到避諱、形同死語——的發生(獎勵)、浸透(普及)、抑止(禁止)之過程,作為探求「中國」概念認識框架的線索,並且援引同時代的文獻作為例子,探究中國概念與中國形象的變化。

此外,關於「支那」這個稱呼,雖然它的使用受到避諱,也有些日本人的立場認為它的使用沒有任何問題。這種立場的根據,大致上可以整理成下列四種理由:

第一種解釋認為,日本從鎌倉室町以來,就一直使用「支那」這個稱呼。它來自古代印度語,西洋也使用China這個稱謂,這裡面沒有任何惡意。

第二種解釋認為,「中國」是中國對自己的稱呼,「支那」則是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

第三種解釋認為,「支那」與「中國」是同義語。因為原本是普通名詞的「中國」在近代變成專有名詞,雖然稱為「中國」也沒有關係,但是在日本,「中華民國」很容易被當作普通名詞;所以,繼續使用歷史上慣用的「支那」也沒有關係。

第四種解釋認為,在中華民國成立以前,並沒有「中國」這個名稱,也沒有「中國」這個國家概念,所以除了使用與英語China相當的「支那」,沒有別的辦法。

雖然筆者認為,上述的這些解釋各自有其歷史的適當性,但不論當時或現在,中國人對「支那」、「支那人」這些稱呼的嫌惡感,也是有它歷史上的依據,所以筆者採取了不使用這些稱呼的立場。不過,本稿主要的著眼點,並不在於日本人主張「支那」稱呼的正當性、或是中國人的避諱感,重新檢討其歷史的經緯;本稿的著眼點在於檢證過去日本社會中「支那」稱謂的固定,同時期中國社會中、「中國」這個自稱的確立,因此所產生的日本人對「中國」概念的他者形象,以及中國人的自我形象之間的異同;兩者的相互認識之間,所產生的摩擦與斷裂。

甲午戰爭——從「清國」到「支那」

文久二年(1862)年,江戶幕府開國之後,派遣貿易船「千歲丸」前往上海。當時以隨從身分同行的高杉晉作,寫下了手記《遊清五錄》(不過正式發行是1916年)。這是日本人直接與中國、或是中國人接觸的經驗,現在能確認的、最早的完整記錄。在那之後,明治維新以降,日本有許多旅行者到清國旅遊、滯留,以「遊記」的形態整理、記錄他們的見聞。最早期的代表作,是仙台藩出身的漢學家岡千仞,於1884年以將近一年的時間在中國各地遊歷,以漢文撰寫的遊記《觀光紀游》。當時日本以王朝的名稱,稱呼鄰國中國為「清」、「清國」,稱呼當地人為「清國人」。

高杉晉作眼中的清國社會,在鴉片戰爭之後,遭到西洋列強所迫強制開港,並且在不平等條約之下,經濟上呈現虛脫衰弱的狀態;再加上其後的太平天國之亂,導致治安惡化與社會的不安定。甲午戰爭中,日本擊垮清國寄予厚望的海軍艦隊,獲得高額的賠償金以及海外領土,對內、對外都誇示其對朝鮮支配的優越性。

對甲午戰爭之後的日本人而言,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世界帝國觀開始動搖,從前對中國在文化上的敬意,轉變成為蔑視;除了為了克服與西洋列強之間不平等條約而提出的「對清提攜論」(與清朝結盟的主張),中國與中國人被視為「東亞病夫」,日本人的侮蔑意識變得強烈而明顯。〈長門節〉是甲午戰爭時期一首廣為人知的、流行的狂歌(諧謔、滑稽的通俗短歌):

從鴻之台眺望四周景色
悲風慘澹雲漠漠
哨兵散置之後
吾妻艦從品川出發
對辮子禿驢(清)的積恨難消
西鄉隆盛之死乃清之過
大久保利通遭弒殺亦清之罪
日本男兒在槍尖掛上刺刀
簡簡單單就打倒支那人
再走一里半就是北京
愉快啊愉快
殺敵不止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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