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滿的理想、骨感的現實：弊病叢生的體制，使得前瞻計畫難以「前瞻」

文：李兆立（時代力量發言人）

公共建設的成敗與否，關鍵往往出於執行。體制若不改革，就像是在爐子壞掉的廚房煮燒菜，即使花大錢買食材，也煮不出一桌菜，這就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攤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成本，除了8年8,840億元全數舉債的特別預算，加上中央及地方相關的公務預算，總經費預估為1.5兆元。而計畫的主要效益，綜觀執政團隊的發言內容，可總結為兩大點：一、擴大內需以刺激經濟，二、推動建設以帶動發展。我們就依序來看這兩項效益如何達成。

第一，擴大內需。擴大內需的概念一點都不新奇，這源自於1930年經濟學家凱因斯發表的〈致繁榮之道〉一文。概念很簡單，他認為在經濟蕭條時，人民不願意消費，導致企業不願意生產，企業不生產又導致人民失業，如此惡性循環永無止境。因此政府必須主動出擊，擴大建設與消費。 由於工程建設必須僱用龐大人力，這些就業者領了薪水後會去消費，消費又可帶動商業活動，有了商業活動即可帶來稅收，如此循環不已，他以當時的總體經濟估計，政府每支出1元，即可創造1.5元的總需求，投資乘數高達1.5。

此處的關鍵是，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下，廣大勞工們最主要能得到的是失業率的降低，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凱因斯理論能在羅斯福新政中發揚光大，畢竟當時美國面臨嚴峻的大蕭條，失業率高達25％。

相較之下，在低失業率的國家中，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則不受勞工歡迎，主要是因為勞方在薪資上的些微調整，幾乎趕不上物價的飛漲，而資方卻可能從政商關係中得到豐厚利潤，這也是企業界一直喜歡逼迫或慫恿政府大興土木的主要原因。

回頭看台灣，失業率長年維持在4％左右，經濟的主要問題也不再是失業，而是長久以來停滯的薪資。攤開主計總處每季公佈的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就會發現實質薪資不斷倒回1999-2000年。弔詭的是，依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顯示，台灣經濟於2000-2009年的平均成長率為3.8％，2010-2016為3.9％。經濟持續成長，實質薪資卻原地踏步，顯然成長的果實並未如同經濟學著名的「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預期般，均霑到廣大受薪階級身上。

更別提8,840億元的前瞻建設中，近半的4,200億元是要投入軌道建設。這些公共工程現場所聘僱的是本國勞工多，還是外國勞工多？依據勞動部頒佈的規定，公共工程的外國勞工人數上限為65％，而這還是「合法、有記錄」的部分。工程現場的實際情形，林立青的《做工的人》裡面記述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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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經濟果實多數流到了少數資產階級手裡，會發生什麼問題？首先，多數受薪階級所得沒有增加，消費自然無從提升，內需市場就起不來；再來，有錢的資產階級看到市場不振，實質投資的意願降低，乾脆把錢投入不動產，結果推高房價，帶動開店成本及物價上漲；最後，面對萬物齊漲就薪水不漲，受薪階級就更沒意願消費，經濟自此陷入緊縮的惡性循環。

經濟成長為何和薪資脫了鉤？有人認為是稅制不公，有人認為是企業海外避稅猖獗，有人認為是勞工缺乏團結議價的能力，有人認為是特許與裙帶關係氾濫，這些分析都有道理。例如，日前《經濟學人》的報導「靠關係賺錢指數」，台灣竟超越中國排名全球前10名，對於台灣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及透明性，實在是一大警訊。

更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扭曲資源分配的弊病被解決了嗎？如果沒有，即便政府擴大了內需，推升了國內生產總值，請問誰會受益？經濟又如何進入正向循環？如同一個破了大洞的水缸，如果不先設法補起來，無論多努力注水都是裝不滿的。

第二，推動建設。誠如前瞻計畫提出的五大面向，以及許多評論指出的其他面向，台灣的基礎建設確實有許多亟需強化之處。問題是，這些建設為何落後，而台灣民眾為何普遍對於公共建設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以下試舉最近兩個實例。

今年3月2日正式投入營運的桃園機場捷運，完工時間一拖再拖，最後花了橫跨四位總統的20年；工程造價經過追加600多億元，成為遠超過其他國家類似建設的1,138億元。花費如此天價及慢工出細活，請問機捷有展現出相對的超高品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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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大家很有感的是五月報稅季。政府推出報稅軟體已久，也被民眾負評已久，結果到現在仍然不能在蘋果作業系統OSX上使用。這在業界是不可想像的事，卻硬生生在政府發生了十年。

相信大家都有一樣的疑問，這些離譜的案例，當時到底是怎麼規劃和發包出去的，難道政府都沒在把關嗎？ 其實答案正好相反。上述案例全都是在《政府採購法》把關之下誕生的。在龐大的政府機器裡早已弊病叢生的採購制度，就是問題的根源。

首先，採購之前必先招標。這些標案從來不會是長官們來寫，而是層層交辦後，由基層公務員及約聘人員操刀。 問題是，負責寫標案的人未必熟悉政策內容及採購標的，長官的指令又含糊不清，這標案該怎麼寫？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抄。抄抄過去類似的標案，再抄抄其他部門的標案；或者更省事一點，直接請廠商來幫忙寫標案、訂規格。姑且不論其中可能的收賄與圖利風險，用這種方式寫出來的標案，到底能體現多少政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