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明之壁」的北方遊牧民族,為中華帝國帶來「歐亞大陸規模」的衝擊

作為「文明之壁」的北方遊牧民族,為中華帝國帶來「歐亞大陸規模」的衝擊
Photo Credit: 開儒 何 CC BY-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一連串由東方.伊朗高原經過中亞進入蒙古高原.滿洲平原的歷史「文明圈」,其內在是相連在一起的,這對中華文明而言,只要望向北.西方,就會意識到這一面與自身文明影響力抗衡的沉重「高牆」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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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西輝政

「歐亞大陸規模」衝擊

透過歷史一一檢視中國與其周邊諸國(諸民族)的關係,會發現北方遊牧民族(及其組成的「遊牧帝國」)與中國的關係,比其他任何國家、民族都來得具有能動性且難以捉摸。

遊牧民族本身就具有高度變動性的特質,對於其社會的獨特走向,我們的理解也依舊十分不足。同時,歷史上中國受到「周邊」帶來的衝擊之中,北方遊牧勢力所帶來的巨大衝擊是其他周邊諸國完全無法比擬的程度。

眾所周知,中華帝國二〇〇〇餘年的歷史中,由秦漢帝國、隋唐帝國、北宋、明兩王朝等「漢族王朝」所統治的時代,約略佔了一半的時間,僅只於一二〇〇年左右。此外,自古以來,隋唐兩朝的帝室系譜及統治形態,其實都顯著地帶有「北狄」的要素。在這些漢族王朝之間,則存在「五胡十六國」或是「南北朝」時代、「五代十國」等長期的南北分裂,此時中華的中心地帶(中原)大都是納入北方遊牧(或狩獵)民族的統治之下。再者,北宋之後直到清末為止約一〇〇〇年間,包含滿洲女真族的北方異族統治期間其實超過了一半以上。從政治、軍事上,以及部份文化上來看,這一〇〇〇年來的中華帝國,可以說是「北方異族與漢族的融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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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uillaume JacquetCC BY-SA 3.0

但是,這樣的見解出現了「中華文明史觀」的反駁。他們的看法是,即便處於長期的北方異族統治之下,「文明的中華」依然貫徹其中不曾間斷,這些統治者異族,最後也都中華化了。此見解是否恰當,還需要依照個別的案例一一深入考察才能定論,不過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問題:

如同前述,在漫長的北方勢力統治中國時代裡,透過與中華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國文明全體展現出基本性的變遷,特別是在生活文化、社會體系上,直到今日幾乎已經融合到無法區分出來的程度,如此深度的「北方化」之影響,應該要受到更多的重視。再者,以北部中國為中心的漢族本身的人種.語言.感受性等基盤性的歷史要素,在「北方(即北狄)血緣之注入」下,中國文明的核心要素產生變質,所代表的文明性意義之重大,必須明確地確立於我們的中國觀中。

當然,歷史基盤、基層文化的影響,始終都是相互作用的,特別是對北方蒙古國(Mongolia)、東北方的滿洲(Manchuria)而言,「漢族」、「中華文明」等南方而來的巨大影響,也是需要關注的重點。不過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自北方為「中國本土」帶來的文化上、政治上衝擊,始終都是「歐亞大陸規模」。

中國史上的「北方」,指的是東自大興安嶺東麓的滿洲平原至戈壁沙漠南北的廣大草原地帶(內蒙古及外蒙古),再加上西方經阿爾泰山脈至今日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就是東突厥斯坦地區至帕米爾高原之地,時而超過錫爾河、媯水兩河流域,包含了西突厥斯坦(今日的哈薩克、烏茲別克等中亞地區)的廣大乾燥地帶,可以說是幾乎包含了「內陸歐亞」全域。此一廣大的區域,若以經度來換算,共從東經六〇度到一二〇度,橫跨了數千哩。

若以地理來說,這片土地位於「中國本土」的北方及西方,不過整個草原地帶,以地勢來說是「相連一體」的土地,自古以來便是遊牧民族自由往來的「開放空間」。歷史上,這一廣大地帶有時自蒙古高原興起強而有力的遊牧部族,以此為中心組合成廣泛的政治連合體,甚至超越了突厥.蒙古系譜民族之界線不斷出現;有時則是建立起包含了阿爾泰以西、天山以南及帕米爾以南的大帝國。

此一「遊牧騎馬民族」帝國,同時涵蓋了今日的「絲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及費爾干納盆地至撒馬爾罕、興都庫什以南的「前往印度之路」,並將沿路的綠洲都市、東西貿易路線,也都納入統治之下;有時則是透過伊朗高原的東北端,與西亞的東方(Orient)世界比鄰而居,成為世界規模的帝國。換言之,此時,來自北方與西方雙方巨大規模的世界團團包圍住了中華世界,在軍事力及先進的經濟力上都一時地超越了中華帝國,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並具備有豐富的文明,這樣的「內陸帝國」在歷史中反覆地出現。

因此,這股勢力與中華帝國產生紛爭時,不只是於內蒙古.華北地區,「中國本土」以西的地域,也就是黃河最上流以西的祁連山脈北麓至天山的「河西走廊」及更西方——在中國史上稱為「西域」之地,也不時成為兩勢力角力的歸結點。

作為「文明之壁」的北方遊牧勢力

不過,對中華世界而言,「西」與「北」連成一體所代表的重大意義,並不只是力量次元上的問題,其中還包括了「中華」的存亡問題,也就是與「文明的優位性」息息相關。與西亞.東方(Orient)地帶相連的內陸歐亞勢力,自從與中華世界初期的秦漢帝國對峙之「匈奴帝國」以來,與其他中華周邊諸民族相比,這股北方勢力在文明上對中華抱持的複雜情結特別微弱,也許是因為他們更直接地接收到自西方傳來,比中華文明更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明之光」的緣故。

這一點上,越南北部以外的東南亞地域,也一樣接收了印度文明的世界之光,對於與中華帝國的關係及文明上的情結,也少有煩惱,對中關係多以實務性、戰略性為考量,與北方勢力較為類似。或許該說,這一層意義才是真正重大的。就如同佛教自西域傳入中國,恐怕在更久遠的過去,中國在形塑自身文明時,許多的要素其實都是源自西方的,而這種說法其實也是來自於中華文明本身,以「西方之光」作為文明骨架之故。

中華文明的「東方(Orient)起源說」自古以來就真偽混淆不明、諸多議論,實際上漢代以前,中國與東方世界的關連依然沒有定論。不過自春秋到戰國時期,鐵器傳入中國,正是「自西方而來的文明之光」之例,天文學、占星術、曆學及醫學等,也都是以漢代為中心,接收了西方文明並紮根於中國,經過一定程度的中國化之後,再散播至日本在內的東亞一帶。若要舉例說明中華文明與其他東亞不同,在相當早期就已「西化」,那麼「椅子的文化」會是很好的例子。古代的漢族與現今的日本人一樣,是屈膝「正座」於地的,在漢末自西方傳入「胡床」,讓生活方式大大的改變,成為跟西方人一樣坐在椅子生活,南北朝(五~六世紀)之後中國人已經無法習慣正座了。

害怕「胡化」喪失「華化」的中華

如此看來,便可理解「北方」對中華世界帶有如何重大的意義。統一了北方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勢力早早就與「西方」——東方.地中海世界相連創出大帝國,中華在文明上的感化力、對「周邊」的優越性,在此都無法發揮,比起其他周邊諸民族,對中華而言,北方無疑是最為頭痛的一支。再者,如同前述,在更久遠前的時代,「北方」與「中華」在深度基層文化上享有共同的根源,因此當「北方」在政治、軍事勢力上凌駕於「中華」上時,中華文明擔憂的不是如何「華化」,反倒是害怕漢族被「胡化」,這也是促成「華夷思想」背後的一大因素。

換言之,中華思想的核心「華夷思想」,是為了持續與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政治.軍事壓力對抗而創造出的一套精神上的「武裝論理」。原本期望能藉由中華文明之普遍性傳播力向西方擴散,卻發現自己的浸透力(即華化)在北方起不了作用,在文明次元上也是無功再返,對中華而言,這一面頑強的「文明之壁」成為中華的一種挫折,也反映在「華夷思想」中不時出現的近乎病態的排外性上。特別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國北部各地,因遊牧民族周期性地南下,伴隨而來的異族統治,或是就算漢族對北方的統治已趨於穩固之時,也不時反覆出現漢族間的「胡化」(北方非漢族的文化取代了漢人文化),讓中華基於強烈民族意識而產生威脅感,這也對「華夷思想」的性格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是需要一再強調的重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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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l Jazeera English CC BY-SA 2.0

一一細讀中國各王朝正史列傳中記錄的北方遊牧民族之敘述,會發現較其他「四夷」(周邊諸民族)的敘述來得更為詳盡,有時甚至會看到不符合正史應有的筆觸,帶有情緒性、或是歷史性偏見的描述。此種傾向在「華夷思想」趨於「完成」的宋代之後,顯得更加強烈,到了明代可以說是過度了。

其中代表性的事例便是後述的明末清初之史學家.王夫之(船山)所著的《讀通鑑論》中「華夷防衛論」各節。其中談論了中華王朝的北方戰略,卻展露出了完全脫逸出儒教道德命題及戰略論中不可或缺的合理性思考的激動情緒,反覆出現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反感與偏見。在第一章也有提到,內藤湖南認為「華夷思想」中包含了「種族的概念」,十九世紀後半,遭到西歐勢力侵略的中國,在對外觀上產生了變化,他評論如下。因湖南的這段言論,帶有極為重要的意涵,因此在此再次引用:

「支那這個國家,不僅限於此(清末),只要與外國的戰爭戰敗了,總是不時地興起種族的概念。久遠以前,宋被蒙古殲滅之時,這樣的概念相當地強烈,讓他們奮戰到了最後一刻。……明即將被現今的清朝滅亡時,也是依照這樣的思維戰鬥到最後。於是,每當遭受外國的侵略、敗北,便興起種族概念,等到自己強盛了,就如同船過水無痕忘得一乾二淨,立刻又回到中國就代表天下的思維模式」(內藤.前引書)。

丕變的機制

在此有二個重點,一是會讓「中華」興起「種族概念」的嚴重外部侵略,史上除了近代的西歐勢力外,就是北方遊牧世界(包含滿洲女真族)了。二是中國對外思想中,當來自外部的威脅感倍增時,以「禮」觀念為中心的普遍主義之「天下思想」、儒教的道德命題便會瞬間後退,包含了一種「丕變的機制」。

的確近代西歐的壓迫,在威脅感之中帶有以近代技術為中心的各種文明衝突,也佔了極大的位置,而「北方」給予「中華」的威脅感中,則不具有這樣的文明情結。中華感受到的,是「北方勢力」除非夾帶強大軍事力「進入中原」掌握住中國的統治權,不然絕不輕易承認或接納中華文明的優越性,是一種「文明上的無力感」,這也是綜觀歷史一貫存在的特性。

也就是說,「北方」對中華而言,不只是在力量上,在文明上也時常無法取得「對等」的地位。最後,北方勢力與近代的西歐一樣,都是超越了「亞洲」的勢力,是比「中華」來得更具備普遍性,更能展現出「歐亞」的勢力。這與北方勢力基層文化中的西方性,甚至「東方(orient)」元素,都較中華更與普遍性世界文明之系譜直接連結,也是一大因素。

此外,北方勢力活動的歐亞大陸為乾燥的大草原(steppe)地區,如同前述是具有「連成一體」的「地利」,在近代大航海成為主流前,一直都是世界文明史的「主要幹道」。這一點從草原世界的文字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滿洲文字、蒙古文字來自於從橫書變化為直書的維吾爾文字,而維吾爾文字則是由活躍於歐亞大陸中央地帶的維吾爾族及粟特族商人依據伊朗系統的粟特文字所創造;粟特文字則是受到波斯世界在西元前由地中海交易商阿拉姆人發明的阿拉姆文字之影響。

這一連串由東方.伊朗高原經過中亞進入蒙古高原.滿洲平原的歷史「文明圈」,其內在是相連在一起的,這對中華文明而言,只要望向北.西方,就會意識到這一面與自身文明影響力抗衡的沉重「高牆」之存在。不只是文字,儒教、中國佛教無法滲透至「北方」也是一例。萬里長城不只是是軍事上的意涵,在精神文明上,也代表了中華親自劃下了界限,成為一種具體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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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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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西輝政
譯者:李雨青

從東亞文明史的宏觀視角闡明中國之擴張理論。日中冷戰的本質其實就是「文明衝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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