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達哥拉斯的門徒們:西方世界如何從神學觀念過渡到科學觀念?

畢達哥拉斯的門徒們:西方世界如何從神學觀念過渡到科學觀念?
Photo Credit: Michelangelo@ CC0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數學不但是人類探求自然真理的必要工具,更重要的,多數人都相信,不單單「數字會說話」,透過演算各種數學方法與程式,真理終究「能被探求出來」,不確定者只是到底得花多少時間而已。這也正是我們在本段一開始所提到,那股子莫名樂觀主義的邏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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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東杰

畢達哥拉斯門徒們

在數學的天地裏,重點不在於我們知道些什麼,而是我們如何去知道。
——古希臘哲學家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英格蘭科學家 牛頓(Isaac Newton)

你覺得五十年之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呢?

我經常問人這個問題。至於得到的答案,儘管五花八門,有時也蠻光怪陸離的,但除了少數可能屬於天性悲觀、愛鑽牛角尖者之外,即便這些年籠罩在全球金融風暴、氣候環境劇變,甚或馬雅末日預言的陰霾下,末日小說或電影四處橫行,大家也多少有點兒過苦日子的準備,多數人還是習慣沿襲著進步主義的目光,從近乎好萊塢科幻片的角度,憑空勾勒出一幅比今日更便利的生活景象。歷史學家波拉德就這麼說過:「如果在人類史上確實存在某種不可逆行的發展方向,那麼它一定就是進步。」

明天應該會更好,或許吧。

當然,人類抱持著這種「無可救藥的樂觀」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例如,約莫一百五十年前,人稱「科幻小說之父」的法國小說家凡爾納便曾經倡言:「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什麼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即便在樂觀當中也穿插著若干負面想像,例如外星人入侵或極權統治等等,就算在德國威廉二世於一八九〇年代高舉「世界主義」標語,將歐洲帝國主義競爭推升至某種爆炸性頂點時,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戰爭氣息,也因此彌漫開來之際,美國《紐約時報》仍於跨入新世紀之際,在一九〇〇年的元旦社論中如下預言:「那即將到來的輝煌世紀,將卸下窮人身上的重擔,掃除所有的不幸與謬誤,並讓天使所頌讚的和平仁善,如雪花飄揚大地,灑落在那些爭戰對立的國家中。」

於此同時,英國社會主義者狄瑾蓀在一九〇五年也表達了類似的正面期待:「……我看到這個時代即將來臨:世界各國捐棄政治敵對,以和平貿易競爭結合在一起,民族障礙消融在科學與藝術的照耀下,槍砲聲為織物聲所掩蓋,工匠裙與農夫短衫較之軍服更受到尊重,上帝不再被人類的無知愚行與罪惡所隔絕,個人的努力與發明將成為全體的成就。」即便是公認最富懷疑精神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也認為:「當時(意指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我們全都確信,十九世紀的進步將會一直延續下去。」

無論如何,兩次大戰證明,結果跟前述想像實在差距太遠了。

分享這種無謂又盲目的樂觀,自非此處重點。我的問題是:支撐著這些預言的認知基礎和心理圖像究竟是什麼呢?

從某個角度看來,歷史,往往是人類集體意識或觀念的產物。至於意識或觀念,又源自於人類對於周邊現實環境的理解方式,以及對於未來的一種計畫性憧憬。阿克頓爵士講得透徹:「我們試圖瞭解歷史,其重大目的就是要看透人類,尤其是抓住人類背後種種觀念。」他在一八九五年接任劍橋大學近代史欽定講座時,更進一步強調:「我們的職責就是去掌握住這些觀念的動向,因為這些觀念並非已知事件的結果,而是它們的原因。」一點沒錯,觀念就像是一副有色眼鏡,目的是改變我們對事物的第一印象,但我們又確實天天戴著它。

那麼,影響近代人類認知世界的觀念根源又是什麼呢?

想搞清楚這個問題,牛頓絕對是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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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onhams @ CC0 Public Domain

無論是否真有一顆蘋果砸中他的腦門子,從而激發他對萬有引力定律的靈感,又抑或他究竟是不是丹布朗在《達文西密碼》書中所描述,身為神祕團體「錫安會」組織的一份子(這當然僅是小說家瞎扯胡掰的),牛頓在一六八七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一般被認為是開啟物理學新紀元和後來工業革命運動的一把重要鑰匙。正如書中名言「我從不做假設」一般,後世學者紛紛高聲頌讚此書「讓數學的光輝,照亮了長久以來,籠罩在假設與猜想之間的一團漆黑迷霧」。自此,人類衡量萬物既有了明確的邏輯根源,也有了統一而無庸爭辯的計算標準。

一六四二年生於林肯郡一個商人家庭中的牛頓,是個遺腹子,三歲時母親再嫁,把他留在娘家養育,直到七歲繼父過世才又母子重聚,這段分離過程或許是他一生始終情緒不穩的原因。儘管他就讀的劍橋大學當時不怎麼重視數學教育,牛頓後來在科學方面的貢獻依舊廣為人知,無需多費唇舌介紹,在此要特別一提的,乃是他在西方思想史敘述中向來被忽略的地位。

正如眾所周知,幾乎在所有思想史教科書中都不曾用專章來討論牛頓。在此,倒也不是說他真提出過甚麼了不起的哲學見解,關鍵是,其學術影響力確為當前世界埋下了深遠的意義。

可以這麼說,正是牛頓,確立了近代人類對於世界圖像的認知出發點。

故事要從歐洲人走出中古「黑暗時代」的過程談起。

從這個漫長的時代一度以「黑暗」作為形容詞,可以想見,在充滿暴力與不確定性的騷動氛圍當中,宗教力量的伸張,首先被提供了高度合理的正當性基礎。由於戰爭破壞乃司空見慣的日常現象,人們面對現在與未來時的猶疑與甚至絕望,既讓邁向「上帝之城」成為共同期盼,希望藉由深刻自我懺悔以獲得最終救贖的信念,也使販賣「贖罪券」獲得廣大市場。

在此情況下,樂觀看待未來,當然是不切實際的。

到處瀰漫著不安全感的社會環境,固然給了教會空前的發展契機,而配合基督教義與教會統治的經院哲學,也順勢成為當時思想主流。弔詭的是,正由於教會確實大體維繫了歐洲的秩序,再加上部分為了強化教權,自十二世紀起陸續發動數波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結果,受到國際貿易活動熱絡的刺激,基於地利之便,義大利半島的經濟發展不僅跟著繁榮起來,發跡於此的所謂「文藝復興」運動浪潮,居然反過來直接挑戰了基督神學的權威。其緣由首先是對教會「因絕對權力以致陷入絕對腐敗」的思想反動,其次則由於中古封建秩序逐漸解體,導致半島上相對富庶的小城邦經常成為劫掠對象,這些事實不啻在在證明了馬基維利所言,此際「基督教已無法繼續作為國家安全及自由的有效屏障」了。

為找尋解答以謀生路,歐洲開始走出中世紀神學體系,透過「托古改制」的間接路線,引進古希臘思想以重新尋找另一個認知世界的角度。

值得一提的是,其實早在五世紀,經院哲學的奠基者早就開始吸收古希臘時期諸如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作為捍衛教義的權威依據,例如聖奧古斯丁便認為「所有的哲學家都應該讓位給柏拉圖」。其後,在文藝復興運動理性主義的刺激下,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則激起一股解構教會思想權威的浪潮。

科學,顯然是新浪潮領袖對抗神學的主要武器。

英國哲學家羅素曾這麼說:「科學憑藉的是理智上的威信,與教會大不相同,否認它的人既不會受到懲罰,承認它的人也沒有甚麼立即的現實利益可拿,它不僅在本質上追求透過理性裁斷,也全憑此克敵制勝。」

在一五四三年的《天體運行論》引發所謂「哥白尼革命」後,伽利略進一步介紹了「讓證據說話」的科學實驗方法,儘管後者最終在軟禁下度過餘生,但再接再厲的聲浪不絕如縷。例如耶魯大學教授包默便直截了當地宣稱:「正是由於培根,自然哲學成了學術界的新女王或母親。」甚至因科學影響力日增,神學還淪為「科學的皇后」。培根還轉過身嚴厲抨擊那些終身汲汲替亞里斯多德作註解的人不過是一群毫無創意的工匠罷了,同時直接回應伽利略,主張以實驗與親身觀察作為重新開啟自然的鎖匙。

以前述想法作為基礎,笛卡兒為塑造一幅「機械化」的新世界圖像進一步提出最系統化且對後世意義深遠的宣言,強調「絕不承認任何事物為真,對於我完全不懷疑的事物才視為真理;必須將每個問題分成若干簡單部分來處理;思想必須從簡單到複雜;我們應時常進行徹底檢查,確保沒有遺漏任何東西。」至於以上四條基本邏輯法則,也受到成立於一六六〇年倫敦皇家學會內新興科學家們的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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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Nils Forsberg@ CC0 Public Domain

取代先驗式教條,以經驗性邏輯為基礎的科學正蓄勢待發。接下來,站在這股似乎無窮力量巔峰位置的人,正是牛頓。

頂有趣的是,性格內向、看來似乎將終身隱沒在學術象牙塔深處的牛頓身影,卻也曾蠻「市儈」地放過小額高利貸,更於一六九六年從劍橋大學跳槽皇家鑄幣局接下廠長職務,且在一封已成為貨幣史著名文獻「致財政委員會」的信函中,不失其絕對精準性地寫道:「拿金衡一磅的黃金,裏面十一盎司是純金,一盎司是合金,可製成四十四半幾尼的金幣,若拿一磅重的白銀,裏面十一盎司二錢是純銀,十八錢是合銀,則可製成六十二先令;依此比例,一磅純金等於十五磅六盎司十七英錢與五格令的純銀,一幾尼則等於一磅一先令六便士銀幣。」

儘管他以數學為基準,對當時歐洲金銀波動所做的預測完全失準,證明「原以為自然而然的供需法則,事實上不可能自然地解決問題」,但無損其崇高聲譽。在牛頓最終於一七二七年去世後,英國詩人波普在他的墓誌銘中仍如此寫下:「當自然與自然法則隱沒在黑暗時,神說,讓牛頓來吧,於是,一切又重現光明。」完全呈現出他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

毫無疑問,牛頓確實是個「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

首先,他總結了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透過自然科學研究以鞏固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比起前輩們雖充滿創意但畢竟說服力不足的缺憾,牛頓以嚴格數學程式證明的所謂「運動定律」,其龐大的震撼力或許只有摩西的「十誡」足以比擬。更甚者,牛頓亦的確稱得上是古希臘哲學的正統繼承者。根據羅素的看法:「畢達哥拉斯不僅是自有人類以來最聰明的人,對於重視數學在證明與推論方面的角色,也是從他開始的。」至於柏拉圖,既是希臘時期思想的總結者,其形而上學的論證基礎深受畢達哥拉斯的影響,自牛頓以降,柏拉圖思想亦廣泛影響了歐洲的政治學、哲學、數學與各種科學。例如寫作《數學原理》的羅素與懷德海,便是此脈絡下,在二十世紀初集大成者的下一世代象徵人物。

自此,數學不但是人類探求自然真理的必要工具,更重要的,多數人都相信,不單單「數字會說話」,透過演算各種數學方法與程式,真理終究「能被探求出來」,不確定者只是到底得花多少時間而已。這也正是我們在本段一開始所提到,那股子莫名樂觀主義的邏輯來源。

真的是這樣子嗎?

說老實話,從牛頓對其「學術政敵」胡克的極端不寬容,很難想像他能實踐作為科學研究基礎的「價值中立」(value-free)要求。無論如何,由於牛頓跨時代的卓越貢獻,以及數學在方法論上的強力加持,科學研究終於在脫離宗教束縛後,發揮一日千里的無窮氣勢,一方面奠下工業革命與現代新生活的根基,自十八世紀末以來長達兩百餘年來連續高度跳躍式的歷史進程,也讓「進步」成為當代人類建構未來世界圖像時,無可取代的深刻銘記。

當然,科學對近代文明進步的貢獻是難以磨滅的,但是,在自然科學定律與數理邏輯方法成為顯學主流的同時,無可否認,人類世界中仍有諸多關鍵發展要素是永遠無法被「公式化」或「量化」處理的,情感與文化傳承都是重要例證,我們不但不能因為無法被科學化便因此忽略它,如何妥善地處理那些無法被以數學邏輯處理的「非科學性元素」,絕對關乎人類未來,也是我們必須突破數字洪流的思考重點。

我總認為,唯物雖提供了社會演化的主動能,唯心始終是社會穩定的根基。

更何況,時至今日,科學早已不僅自我設限是一套用以「探求自然真理的工具」而已,甚至隱然自視擁有「創造自然的能力」。

比起牛頓時期的科學革命先驅還曾拚命去結合機械論哲學與神意觀念(儘管不無與當時教會力量妥協的意味),在羅素這個最後一位橫跨哲學與科學、量化與質化研究,甚至還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師頹逝後,隨之出現的「科際整合」聲浪只能是一段無力的吶喊,進展有限,至於終究不過成為「數學工匠」的當代科學家無視於自然規律、不斷進行越軌挑戰(例如複製技術)的大膽嘗試,個人雖不願直斥其非,當前有關人類未來世界圖像的最終詮釋,應該仍有三思的空間才是。

雖然我們習慣放馬後砲地將既有歷史視為「理所當然」的結果,但畢竟歷史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偶然,更甚者,歷史也從來不是直線前進的。

真的有「絕對」的東西存在嗎?至少我如此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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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遠西掠影:十六世紀以來的歐洲與世界》,暖暖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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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東杰

對歐洲來說,「落後」乃是形容野蠻的慣語,「停滯」則是造成長期落後的原因。「文明」與「進步」是歐洲自認為有別於他者的顯著差異,而得以擺脫停滯,則是創造奇蹟般成就的關鍵。不可諱言,現今世界的樣貌、主流價值和國際社會架構,是由歐洲人於十六世紀開始歷經數百年逐一打造拼貼而成的。非西方世界,無論是古文明大帝國或是原生態部落,都在此一過程紛紛崩解傾頹在歐洲大步向前的腳下。

在相對世界其他的文明地區,處於落後、停滯狀態下的黑暗中世紀,歐洲又是如何重新獲得「動能」突圍而出,甚至將對手遠遠拋於腦後?歐洲在開創當今這個世界的樣貌和架構中,究竟扮演甚麼角色?歷史雖是一面鏡子,但上頭已被刻意灑上積年塵埃,在「落後─停滯─進步─文明」這一主旋律下,有多少歷史事件被長期封印或刻意忽視誤導?

本書由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宗教、音樂、美術、建築等不同視角切入,拭去在歷史這面鏡子上頭的塵埃,透過不同視野的交叉觀察與解讀,讓歷史回歸歷史,更正確、客觀地去還原歐洲「真實」的面貌,掀開被掩蓋的若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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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暖暖書屋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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