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見到女孩子就變啞巴」,如今抓起大聲公就是導遊,這也是「產銷合一」的代價

從前「見到女孩子就變啞巴」,如今抓起大聲公就是導遊,這也是「產銷合一」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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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公司比個人會得到更多資源;農場比農田會得到更好的待遇;以產銷班為單位,比散戶能申請到更多補助⋯⋯不僅是台灣的農業政策在鼓勵農民組合,擴大規模,而是說,這其實是商業社會的規則:所有的資源,總是會流向團體。

文:綠妖

新管道誕生於老管道。

有賴於多年來的外出「觀摩」,台灣農民之間的聯繫非常密切。聽說我的下一站是大園鄉,王連華脫口而出:「你去大園鄉找誰?陳燕卿?!」

不僅是農會出錢的「觀摩」,他們在農閒時也會相互串門子,看看別人在做什麼,有什麼新資訊、新技術。串門的,往往是產銷班班長——他通常是一班之中技術最好、帳目最清楚、對新農業政策(補助)最有興趣的。稻農們串來串去,遂成立「台灣稻作協會」,在一起除了交流技術,免不了討伐糧商,悲嘆稻農命運,後來想出要「自產自銷」,脫離糧商掌控。王連華脫口而出的陳燕卿當初也在「稻作協會」中,只是他沒有加入「台灣稻農」,而是自己摸索了一條行銷之路,後文再表。

「台灣稻農」每股十萬元,王連華和哥哥王連寶一人買兩股,成為「股東」。

塑膠筐中放著許多窄條標籤,它們會被貼在各個企業的米箱上。企業包括臻鼎科技、石聯、國泰金控等,其中,石聯企業的標籤,標明是「無毒耕作」,意指不用農藥化肥除草劑。王連華自家吃的,也是這種米。它擁有「產銷履歷」。產銷履歷是「可追溯制度」(Traceability System)在農業應用上的叫法,追蹤食品在生產、加工、流通、販賣等各階段資訊,保證從生產到餐桌的安全。具體到生產,何日插秧、何日施用何種肥料、稀釋倍數多少、實際產量多少,以及何日收割、烘穀,寫完要一一上傳至驗證單位。

有「產銷履歷」,一般來說,會賣到一個較好價格。像電腦是一個門檻,「產銷履歷」也是,許多老農嫌它麻煩。但一九六五年出生、四十八歲的王連華,跟隨農業升級,尚算身手敏捷。不僅他自己要做,班員也都要做。班員全部填好,他收集起來,建檔。「我們這邊輸入網路,農糧署那邊就收到了。」核對後,驗證單位會發標章給他,標章上有條碼,米是從哪兒出來的,現在賣了多少,一查即知。

「這一期,你有多少產量,你自己填。好,三噸。你要賣的時候,奇怪!你怎麼賣了三噸二。是不是跟別人拿的米?」王連華煞有其事地表演著對話,他演繹的是生產履歷的「數量控制」。其實我沒問這個問題。像條件反射,講到產銷履歷,他的思路自行往他認為最重要的環節上走。

一九八九年,為了提升農產品的品質,台灣進入標籤化階段,推行CAS優良農產品標章、農藥殘留安全的吉園圃標章、產銷履歷標章、有機標章等。有過混亂期,「你要什麼標章,就給你貼什麼」,行政部門嚴格整治,抓到重罰,如今規範許多。比如248農學市集,兩位農友都有有機標章,一個賣得好、一個不好,就有人出主意,讓後者貼銷路好的農友的標章。被召集人楊儒門一通罵。他知道有農友被抓到,吊銷有機標章,罰三十萬。這也是為什麼,王連華和陳燕卿講到產銷履歷,一定會講「數量控制」。

陳燕卿講得比較細緻:「比如一個班員,今年收成稻穀六千公斤,折合白米三千六百公斤。驗證單位就核發三千六百公斤的標章,你每賣一包,都要連網從對方那裡列印標章,超過三千六百公斤,即無法列印。而收購稻穀時,每筆交易都有磅單。驗證單位會來核查,不能虛報產量。」農業標籤化之數位化管理,顯然已是共識,以及專業農民的必備素養。

「我的一畝田」上,傳統方式耕種的米,每公斤包括包裝、宅配費用一百零二元左右。無毒耕種,因其產量少、成本高,每公斤一百六十六元。這個價格,不便宜。而企業認養,最小包裝單位是六百克,每單元○.五公頃的地,要包將近三千個真空包裝袋,裝在四百八十六個紙箱裡。加上每單元給「台灣稻農」的兩萬元手續費和一萬元的快遞費用,成本確實不低。

王連華的十六、七公頃稻田中,只認領出去三、四公頃。剩下的,他仍然要走農會,給糧商「砍」。新的管道尚狹窄,更多稻米仍需依賴舊的管道。這也是說到稻農困境,他立刻扳手指算成本的原因。他從未脫離困境,只是比一般稻農際遇稍好一點。

談到收益,他突然變得嚴肅:你不能以我們這一個公司為標準衡量,我們是個別的,有企業找我們認購。不用依賴糧商,我上網銷售就好,這樣是利潤比較高,可是沒有管道的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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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連華的倉庫是多功能的。插秧體驗日時,倉庫騰空,放幾十把椅子,話筒一拿,兄弟倆化身農業導遊,給都市來的客人講農業樂趣、種稻心得;收割季,並排放四張桌子,員工有:王連華的兩個孩子、哥哥家的三個孩子,共五名童工加兩位媽媽集結,企業加個人認領的三、四公頃稻田,化成近兩萬包白米,在這條「媽媽與孩子」的流水線上包裝。這也是台灣農業傳統的一面:再如何機械化,仍然有許多勞動是家庭內部消化。農民通常不會把這個計入成本。

拜機械化的完成,農家小孩不再放牛,卻改為從小要面對機器。計量機是電腦操作,設定好每包的重量,按啟動,白米會自動裝滿一包。右邊的孩子接力,拿來放在真空包裝機裡,壓一下,封好,再轉給右邊裝箱,最小的孩子負責貼標籤。收割後,這個流水線要忙一個多月。最忙時,一天能做一千多包。可這麼多孩子,做著做著會吵架,吵起來,生產線就斷了。更有孩子膽大包天,做一做就伸手:「爸爸,薪水。」計量機上有做多少包的紀錄。王連華口中嘟囔著:「我們小時候要你做事,你敢要錢嗎?」還是連哄帶騙,拿錢擺平。

例如這一期,等他們插秧完畢,穀子拿到大廠商碾成白米,桌子擺起來,流水線就將啟動。

他們的地還空著,等著「穀東」們來插秧。認養稻田的企業是穀東,八月的第二個週末,是穀東的插秧體驗日,要來五、六台遊覽車,每車四十人。十二月分,穀東們再來一次,收割自己種下的稻米。下田耕種,對農人是日常工作,對都市人卻是新鮮的「田間一日遊」。這個活動也創造人與土地、人與農業、人與食物的親近感,你吃到的是自己種出來的稻米,而不是超市裡不知道出自誰人之手的食物。「台灣稻農」會派攝影師,收割之後,裝米禮盒上將印上插秧與收割的照片。

「我的一畝田」上說,哥哥王連寶內向,而弟弟王連華較為健談,兩人分工默契。可以推想,穀東來到,導遊必然是王連華。其實,最早要求採訪的電話是打給哥哥的,那邊「啊」的一聲,像看到一頭老虎,半天一聲不吭。最後給我一個電話:「你打我家裡。」打過去,那頭有女人說話,還有男孩的聲音,商量半天,又給我一個手機:「你打這個電話。你問他,我們說不清。」這最後一個電話,是王連華的電話。接通後,三言兩語,告知交通路線,在哪裡等——他儼然是他們兩家的對外發言人。

採訪中,他忽然神祕地問我:「你小孩多大了?」發現我還單身後,看看我,耿直道:「你年紀也不小了⋯⋯」然後面帶慍色,開始論單身的危害性。聽了半天,發現他在說他哥哥的兒子,三十七歲,還沒女朋友,一天到晚工作,晚上回家睡覺,睡覺工作睡覺工作。「老爸以前跟我們講,世世代代相傳,不要到你這一代絕後。緣分不到,都是藉口了,是自己不努力!」其實,王連華自己,按農村標準就算晚婚,四十六歲,孩子還在上小學。「我三哥比我還晚!」好在,經人介紹,三哥還是娶上了老婆,「他娶的是越南的咧。」

三言兩語,卻有一個社會大背景:台灣的外籍新娘潮。一九九○年代後,台灣男性娶外地女性已成為普遍現象。以二○○三年為例,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外籍及大陸新娘占台灣總結婚對數的三○%以上,亦即,每三對新人中,就有一對是移民婚姻。其中,農業縣市比率更高。這件事的經濟背景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台商為降低勞動力成本,紛紛選擇外移東南亞等地投資建廠,他們及其員工逐漸成為跨國婚姻的介紹者。農村或城市邊緣地區男性娶妻困難,只好娶外籍新娘,如越南、印尼等地女性。生活習慣差異、語言不通,導致妻子的精神壓力,乃至對後代教育等,都是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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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高雄縣美濃鎮,針對外籍新娘,開辦「外籍新娘識字班」,教她們說本地話,融入當地生活。之後,該班加入內政部「輔導外籍新娘融入我國生活實施計畫」,除了原有語文訓練,增加了居留、生活適應及優生保健等課程。累積多年操作經驗,美濃的外籍配偶與學者、志願者、其他地區的外籍配偶結盟,組成「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為台灣地區的外籍配偶提供服務。美濃交工樂隊為此班創作了〈外籍新娘識字班之歌〉(又名〈日久他鄉是故鄉〉):

天皇皇 地皇皇
無邊無際太平洋
左思量 右思量
出路在何方

天茫茫 地茫茫
無親無戚靠台郎
月光光 心慌慌
故鄉在遠方⋯⋯

旋律借用越南古調,一唱三嘆,遠望當歸,長歌當哭。

幸運的是,王連寶娶的是一位台商去越南工作時當地的翻譯,會講台語。至少溝通上沒有問題。

王連華說,他的初中同學,有一半還沒結婚。是因為務農的關係嗎?他沉思:「有的是做水泥工啊,也找不到老婆。」他將這個問題歸結於他們「口才不行」,「我現在是結婚後,參加農委會那些的(觀摩會),還要經常開會,才慢慢磨練成這樣,以前也是看到女孩子就不會講話,變啞巴了。」

他一直站著和我說話,穿著那雙下田用的高筒膠鞋,也不知道換雙鞋涼快涼快。經提醒,他恍然大悟地拎出兩只紅色塑膠凳,凳面浮著一層淡黃色米糠,他低頭看看,毫不猶豫地在自己屁股褲子上蹭了蹭,遞過來一只:「請坐。」

「當時沒有加入稻作協會的那些人,後來後悔了嗎?」

「說後悔也沒那麼後悔了,他們工作時間比較正常,不會很忙,稻子割下來,交給農會糧商,就正常過日子了。我們⋯⋯比較忙,又要招待遊覽車,很累吶。」他冒著得罪人的風險,戰戰兢兢說了句真心話。並非不好客,只是活動要求必須口舌生風的導遊,和農民的生活經驗相距甚遠,他只好努力扮演。

這是「產銷合一」的代價。傳統中,直面消費者的客戶服務,由終端零售商完成。既然要跨過中間商,必然要負擔起部分的客戶服務。雖然,行政手續由「台灣稻農」接手,但類似田間導遊的角色仍然要由農民承擔。

想想王連華從前「見到女孩子就變啞巴」,如今臨場發揮,抓起大聲公就是導遊,原來農業升級,不只是機械升了級,也是農民自身的升級。

兩兄弟種了十六、七公頃的地,即使按「給糧商砍」的平均每公頃三萬塊,每人一年也有五十萬。再加上他和哥哥給人以農機代工,收入遠勝在工廠打工。

王連華的名片上,印著「大溪鎮良質米產銷班第一班」,但最醒目的是「和毅農業」的公司名,業務範圍包括「農地委託經營、水稻代耕、土地介紹、整地、耕耘、插秧、收割」,基本上,如果購買他們的服務,從耕耘一直到收穫,收割完的穀子還可以一路開到農會,代你賣掉。農民只需噴藥施肥灌溉。這一條龍服務,簡直像為老齡化嚴重的台灣稻農量身訂製。

做公司難嗎?被問到這問題,他又一臉莫名其妙的表情,像聽到「申請補助容易嗎?」的樣子,「每個人都可以做個自己的公司呀。」存四、五萬在農會,存摺複印給相關部門。證明你們有這麼多錢。不想做了,隨時可以註銷,把錢拿出來。他和哥哥因為做代耕,必須開一間公司繳稅,一年兩萬。但公司也有好處,比如,他的大卡車,是每年兩次收割季時,載運農機的得力戰車(農機具不能上馬路行駛)。卡車,需要掛靠在車行下才能購買,每月須向車行繳行費約七、八千元,但他以公司名義購買,省下了行費。

公司比個人會得到更多資源;農場比農田會得到更好的待遇;以產銷班為單位,比散戶能申請到更多補助⋯⋯不僅是台灣的農業政策在鼓勵農民組合,擴大規模,而是說,這其實是商業社會的規則:所有的資源,總是會流向團體。而幸好,在台灣,一個農民很容易以團體身分出現:做公司、加入協會,最少最少,還可以成立一個產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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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耕地的人,另一種生活想像》,圓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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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綠妖

在台灣,農民是生活的創造者與享有者,而不只是承受者。他們持續學習並精進技術,向政府爭取權益;他們與供給產銷自由的民間團體密切合作,將揮汗後的收成銷往受保障的管道。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名片,小而美的農作就是他們的品牌。他們以不同於城市的視野,過著有尊嚴而滿足的生活,體現一道道台灣農民風景。當中有傳承、有無奈,卻沒有沉默,而是一種積極熱切的參與。

作者走訪台灣六十餘位農民、十餘個民間團體與政府單位,平實而動人地寫下了農民的生活及農村現狀。同時串聯台灣農業、歷史、經濟、自然生態、傳統產業的翻新等多種面向,豐富多元地呈現出台灣農民的尊嚴、職業、創造與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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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