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質「宛如一顆洋蔥」:漢字中文為皮、民族多樣性為莖

中國­本質「宛如一顆洋蔥」:漢字中文為皮、民族多樣性為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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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了解「中國」一詞真正的由來,不只能幫助看透這個國家的本質,也提供了理解此國與世界(國際社會)之連結問題的重要關鍵。說得明白一點,若將中國­的國家本質比喻成「宛如一顆洋蔥」,倒是相當維妙維肖。

文:中西輝政

中國是一顆「洋蔥」

「中央之國」,至少有二〇〇〇年以上,「中國」使用了這樣的名稱代表自己。不過這與瑞士因為位於歐洲諸國之間,因而稱之「中央之國(Mittelland)」,明顯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含意。比起發源自秦朝的「China」、「支那」等稱呼,其實「中國」一詞起源更早。了解到這一點,對於理解這個國家的本質,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了解「中國」一詞真正的由來,不只能幫助看透這個國家的本質,也提供了理解此國與世界(國際社會)之連結問題的重要關鍵。

說得明白一點,若將中國­的國家本質比喻成「宛如一顆洋蔥」,倒是相當維妙維肖。這裡指稱的內涵,與戰前日本的大陸擴張論者不時提及的「中國沒有國家意識」等膚淺的視角,是有所不同的。

為什麼是膚淺的視角,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這正代表了他們放棄深入思考中國「國家意識的特殊性」,自始至終都是在外部的世界針對中國問題來來回回,僅具有眼前的短淺視野,才會如此斷言。

不過,現在再來指責十九世紀、二〇世紀初期的見解有誤,也是無濟於事,反倒是在社會主義中國持續了六〇年後的現在,中國的外貌呈現出強烈的國家性,反而讓人模糊了視線,開始認為「中國是具有過度國家意識的國家」,這樣的見解其實同樣潛伏著問題。

香港回歸時,眾多的日本媒體看到因「回歸中國」而欣喜的香港居民、看到表示「贊同回歸」的台灣居民或華裔美國居民而難掩困惑之情。

嘴上說著「慶祝回歸」的香港居民、一瞬之間露出「終於雪了一世紀的恥」等欣喜表情的台灣或華裔美國居民,他們的這些情緒,對於北京政府統治下香港今後走向之不安、以及身為中華民族一員的反應,其實是極其自然地同時並存的。而部份的日本媒體在面對這樣子的反應時所表露出的困惑,正代表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國家」與「民族」的特殊關係,還是一知半解。也可以說,這與戰前「中國不具有國家意識」的見解,其實是十分相似的。

藉由深入理解中國在「國家」與「民族」的特殊關係,不但能了解所謂的「中華民族主義」,在思考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時,也是不可或缺的大前提。

「中國宛如一顆洋蔥」這樣的表現方式,指的便是其中的「中核部份」,也就是人種上、民族上的核心區塊,是極為不明確的,同時,此一比喻也是在提醒各位,去關注洋蔥「莖部」的頑強運作。

現在的中國人民,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官方分類為「漢族」,其他則劃分為「少數民族」,是像壯族(一五六〇萬人)、回族(八六〇萬人)、維吾爾族(八〇〇萬人)、彝族(六五〇萬人)、苗族(七四〇萬人)、滿族(九八〇萬人)、藏族(四五〇萬人)、蒙古族(四八〇萬人)等,共分為五〇個以上的民族。這樣看下來,不禁讓人真的以為有所謂漢族這樣的單一民族存在,然而這其實只是在與少數民族對照之下,所產生的錯覺。這樣的視點,在觀察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時,也是相當重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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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代表現代日本東洋史學家的岡田英弘曾表示:「所有的漢族,都流有神話裡中國第一位帝王.黃帝之血脈,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即『黃帝的子孫』。這樣的觀念,最初是始自於一八九五年,清朝統治的中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開始轉向近代化、西歐化之後才出現的。於今日被稱為『漢族』的人們,其實當時為止都沒有把彼此視為同一民族之連帶觀念」(岡田英弘「東亞大陸的民族」/橋本萬太郎編《漢族與中國社會》/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八頁)。

這說法是依據歷史性本質,以近代化的民族觀念論述「中華民族」的起源而來,是極其明確的論點。然而,在論述中國的民族(漢族)與國家時,最棘手的問題在於,必須追溯至久遠以前,思考作為政治上一統性之「中國」,其構成成員的歸屬感、「具有共享同一體系之文明所產生的同胞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問題。此時,在追溯到遠古之前的同時,也必須去探討「國家」與「文明」,此一極為複雜的問題。

在現今中國的土地上,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首次出現可以稱之為「中國」的政治上一統性。在秦始皇統一之前的中國,也就是「中國以前的中國」,其實是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各種族、各國、各王朝,以洛陽為中心遍佈黃河中流域,不斷重覆興亡、融合、分裂當中,才逐漸形成中國人,也就是漢族(華夏族)的概念。

這裡所謂的「中國人」,其實不時地與「夷狄」等各種族互相接觸、融合,進而形成都市居民,是一種優越的文化概念,以人種來說,其實該說是「蠻」、「夷」、「戎」、「狄」的子孫才是(前述的岡田也是秉持這樣的見解。橋本編、同前引書)。換言之,最初所謂的「中國」,其實就是「洋蔥」的概念。

相對於外部的中央

實際上在思考中國所謂的民族時,以下三點是決定性的重點。其一,不論是稱為「漢族」、「中國人」或任何其他的稱呼,擔負了古代中國史的集團,總是在極度缺乏人種、種族核心的情況下,聚集於所謂「中原」之地,也就是大陸中心部;進而在擁有迥異生活形態的各種族(四夷)之接觸交流下,以「無中生有」的形式、在嶄新的社會脈絡(都市形成)下,以人為的方式產生具有統一的集團、集團觀念的族群。意即,「中華民族」的形成,其本質上的契機,其實源自於多元的角度,在極其偶發性的接觸與相互作用下,以「內向性同化」的方式形成的。

「中華」性質的組成要素,其本質的起源,便在於中國文明的去種族性,並透過防禦吸引邊境地區或種族的歷史性同化力。換言之,這正是「洋蔥」形中國的誕生過程。

當然,世界上眾多的民族都是藉由各類相異的要素相互接觸、融合而形成的,上述的中國誕生過程,看似也相當普遍。不過,同一時期,同樣標榜「普遍文明帝國」的羅馬帝國,儘管時代變遷,也始終保有其核心價值,在種族.文化上都極為狹義,內包了拉丁、義大利式的一貫性地鮮明存在於其中。至於中國,其特徵則是每一次都會產生與構成要素截然不同的全新生活形態,並反覆出現根本上的文化性變形(metamorphose,全面性變化)。基本上,中國沒有起源、欠缺人種上的核心契機,總是不斷地反覆變化,也沒有能夠稱為「民族性原型」的元素。這便是思考漢族形成及特質時的第二個重點,此一角度也與中國文明中顯著的「都市文明」性格有相當大的關連。

中國文明中的「都市」化性格,在之後思考中國國家本質上,是極為重要的一點。中國的都市多為「城郭都市」,更重要的是皆具有「商業場域」之本質。早期,中國國家的本質起源於都市的商業管理,也因此,中國的國家根幹,始終不是農村,而是都市。從都市網路的行政組織化,擴大成為政治統一體,進而演變為國家,「成為」中國。正如岡田英弘所言:「中國的本質便是以皇帝為至高點的一大商業組織,在其經營下,各商業都市群的營業範圍,便是所謂的『中國』」(岡田/同前論文、橋本編/同前引書)。

「國」字的字義,常被定義為城郭都市(「國」音似「郭」),而「中國」則是首都的「城壁內側」之意。之後字義經過擴充,「中國」意指首都直轄之地域,也就是「京城內」,最後演變為皇帝統治權實施範圍之內,皆稱為「中國」。

因此,「中國」常被誤解為「世界中心之國」,說的明白一點,其實指的是「對照外部的中央(內部)」,這內向性的含意,才是點出中國本質的解釋。而這樣的視角,才是今日在思考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連結時,極其重要的一環。

「中國」這個空間,將都市城壁之外的世界劃分為「蠻、夷、戎、狄」,這明確的界線也帶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不過,更重要的則是對「外」的強烈界線性及「外」與「中」的二元性。在另一方面,此一對照外部的中央,依含括性、同化力又具有極端的可變性。換言之,不論出身於什麼樣的種族、人種,只要曾居住於此一都市中,設有「戶籍」成為市民,並實踐了勞役、兵役等市民的義務,並依照職業別穿戴正規的服裝,那麼此人便是中國人,便是秦朝統一之前的「華夏」人。

意即,不論是漢朝之前、亦或之後,「漢族」此一人種都是不存在的,自始至終都是一文化上的概念。這便是在討論「漢族」、「中國」時決定性的重點。因此,居住於都市與都市之間,­「沒有被圍起來」的地帶(農村)之人,對漢族(即中國人、都市市民)而言,就是「夷狄之民」。

隨著時代變遷,越來越多的夷狄移居至城郭都市、設置戶籍,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之前,黃河及揚子江沿岸的平原地帶,大半的夷狄都已「中國」化,原有的蹤跡跟著消逝,而居住於山間僻壤與秦帝國版圖之外的周邊各民族,則成了「新的夷狄」。

語言連續體之存在

第三點,中國的民族成立,看重是否通用漢字作為文字體系來進行溝通,只要符合這一點,便被視為中國文化圈,而圈子裡的人,即為「中國人」。這麼一來,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至少在近代之前,都可依此理論被劃分至「中國」的範疇之內。是否使用漢字作為溝通手段,成為民族概念的支柱之一,只要稍微了解到這一點,便可理解在思考中國民族時,為何總是極端地複雜又微妙了。

此一定義同時也可以看出,在討論「中國」為何這個問題時,「文字」與「語言」間深層緊密的關係,這也是其他文明圈不曾出現的。實際上,只要稍微著眼於中國大陸及周邊地域的語言分佈,便會發現這幾乎是網羅了世界各語系,極端復雜的狀態。東北有朝鮮語、通古斯語、滿洲語、蒙古語;西北則是包括了所有突厥語系的「阿爾泰語族」;西北也有少數的「印歐語族」;中央地帶則是中文、西藏.緬甸各語系,也就是「支那.藏語族」的大族群;南方則是泰語系及少數越南語等孟高棉語系的「南亞語族」;再加上台灣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南島語系)」。將這麼多多彩多姿的語族劃分成一狹隘地域(中國大陸及周邊)的政治共同體(以國家來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地球上可說是絕無僅有。

滿蒙漢合璧教科書_(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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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蒙漢合璧教科書 (節錄)。

不過在思考中國的國家性與周邊諸國.諸民族的關係時,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便是這些複雜的語族,並非只是單純地雜居在一起,最近的研究闡明,這些多樣的語言已超越了語族的框架,在語言構造上形成了「單一的連續體」。從中國本土北部的阿爾泰語族到南端的南亞語族,在每一個相異語族交接重疊的邊境地帶,都可發現他們透過中文的各種方言,以一種「構造上的語言連鎖」來進行語言的推移(橋本編/同前引書)。這令人驚訝的「語言性連續體」,讓所謂的漢族集團中的各族群及其文化圈,得以以「中原」地區為中心,歷經數千年將周邊的各民族漸漸地吸收,進行「內向性同化」,留下壯大的歷史過程痕跡。

其中,本書特別關注的,是中國內部及周邊地域中,在各境內展現出語言文化之豐富多樣性的同時,其構造上,則以中文的各語言(方言)作為中間形態,保有逐漸推移的連續性。這一點,對於探討被稱之為「東亞世界」的中國,在歷史世界中的國際秩序,具有相當重要的指標意涵。

包含中國及周邊地區的「東亞世界」,不只是在自然生態、語言文化形態上,即便在歷史性的國際秩序(各民族間的秩序)中,中國內部秩序因素之間,都存在有「單一的連續體」作為推移形態(graduation)。中國及其周邊勢力間的關係,總是缺乏種族、語言、自然邊界或生活形態等明確的不連續斷面作為「國境」,而是不時地依照權力關係及其他的歷史性、政治性因素令「邊界」具有相當敏感的變化特質,這樣的特性與上述的單一連續體,也是有所關連。也因此,在這樣特質的延續下即便到了二〇世紀,中國的領導人腦中,才能夠如此輕易地浮現出「一國兩制」,這種與近代國家體系大相徑庭的思考模式與想像。

至少我們可以理解,之後被稱為「中華國際秩序」的內涵與東亞大陸上以語言作為基層文化的極其特殊「連續體」之間的關連,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因素,並逐漸形成文明構造與對外關係的一種相互作用。說得明白一點,意即此一「洋蔥型」的中國文明特質,深深地反映出中國歷史上的國際秩序及中國對周邊世界的看法與態度。此一歷史性東亞國際秩序,其實也是反映了「洋蔥」構造的本質,此一假說可以說是目前相當強而有力地的論點。

不過更重要的在於,作為語言文化構圖的「漸進式推移連續體」及作為對外秩序觀基本因素的政治性反應,是基於何種更深層的歷史性權力本質而產生的?讓認同意識從「無」到「有」的生產源頭、讓中國史得以貫徹不間斷的形塑力,這是自外而內將自然的多樣性人為地聚合為一的「向心力」,也就是藉由自外而內的第二手整合力不斷運作於歷史性中國世界,才得以打造出上述的各種構圖、因素。位於「洋蔥」莖部的,就是此一「向心力」,讓原本不具有核心部份的整體,可以從外部進行內向化的連結,進而成形。

中國語,現今也稱為漢語,其實不過是雜亂多樣的語言之集合體,再透過使用「漢字」包含整體罷了。

與實際上人們使用的語言構造無關,其實只要以極為簡單並高度人為性的規則去排列漢字,其表意文字的特性便可讓語言相異的人們彼此進行溝通。如此排列的漢字群,作為全新的人工符號體系,與日常使用的言語不同,成為文字通信專用的「語言」。於是,這些漢字的組合被各種不同的語言解讀,又或是其排列法本身融入進各自的語言中,如今稱之為中國的各地域,便以漢字作為媒介漸漸地出現了各式新型態的人工性語言。

以極度概略的方式而言,這便是漢語(亦稱為中文)的形成過程。此外,漢字本來便是「筆談的詞語」,「書寫」本身具有本質性的重要意涵,這也是中國文明的特質之一,也因此,中國文明中「歷史」的記錄總是具有獨特的地位。

漢字語(以漢字之文字倒行產生出的人為語言)具有獨特的人工性(技術普遍性,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簡易化排列體系)及其生產「記號」,成為中國大陸內部諸民族的機械性整合機能,也就是「洋蔥」的莖部,讓原本缺乏文化性核心部份的中國世界整體,得以聚合。這也讓中華文明的普遍性及涵蓋性得以不間斷地持續運作。再者,此一漢字文明,其實與中國文化圈特有的世界觀「天下的概念」及儒教思想根基的形成,也有相當深層的關連,同時也能連結到中國傳統性國際秩序觀(華夷思想)的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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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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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西輝政
譯者:李雨青

從東亞文明史的宏觀視角闡明中國之擴張理論。日中冷戰的本質其實就是「文明衝突」的問題!

從安倍政權的安全保障政策看清中國外交的本質。為什麼中國總是反覆地擴張與分裂?冀望建立起含括日本在內的新國際秩序之中國外交與霸權,其背後的理論,將以文明史.地政學的視角予以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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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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