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民謠介入台灣:評《菊花夜行軍》十五年演唱會

另類民謠介入台灣:評《菊花夜行軍》十五年演唱會
Photo Credit:劉振祥攝/山下民謠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5年了,〈風神125〉和〈菊花夜行軍〉繼續傳唱,感動每一個想家、欲歸家與尋家而不得的人。15年,交工的音樂養分與創作理念,支持了南洋台灣姐妹會等社區實踐,哺育了諸如音樂、策展、戲劇等更多的文化作品。

文:許振華

來台灣交換前,我從未想過我能碰上林生祥的演出,更不要說是《菊花夜行軍》十五週年的紀念演唱會。

菊花夜行軍》是台灣音樂史上最特別的專輯之一。獨立於流行音樂工業之外的它,錄制於高雄美濃客家農莊的菸樓,被戲稱是「手工業」錄音。專輯一共十首歌曲,具有完整的概念性,以客家話演唱,帶來超越語言/族群的感動。知名樂評人馬世芳評論說,這張專輯能讓「城裡知青、美濃老農和遠嫁的南洋姊妹」都聞之落淚,既能在社運現場點燃熱血、又能像發燒唱片一樣在音響店用來測試器材。

15年前,交工樂隊憑借這張專輯以黑馬姿態獲得金曲獎最佳樂隊。主唱、月琴手林生祥的獲獎致辭說,引領他們的是羅大佑和崔健影響下的「在地搖滾路線」,是陳達告訴他們的「音樂要走入社會」。他們所要做的,是將作為麥克風的自己,遞到農民和工人面前。因此,他們在對現代搖滾樂樂理的深刻理解之下,引入嗩吶、改造福佬傳統月琴、對話大浦調等客家山歌,以客家話為主要唱詞,以此為在地搖滾張目;音樂要走入社會,他們就直接投身到90年代美濃反水庫的運動中。

2003年,交工樂隊突然解散。林生祥與「筆手」鐘永豐繼續創作,與新樂手形成新團隊,精進音樂縱深;貝斯陳冠宇、鼓手鐘成達與嗩吶郭進財則組成「好客樂隊」,擴大議題關注面向。在地搖滾與走入社會的路線,仍然貫穿在樂隊成員分別後的音樂實踐。

「毋當來歸毋當來歸」(客家話「不如歸鄉、不如歸鄉」),是〈風神125〉中主角阿成的自白。15年後的5月20日(2017年),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老交工終於回歸。有幸親臨現場的我,想趁這個紀念節點,回溯《菊花夜行軍》與交工樂隊的音樂創作。

好山好水留子孫 好男好女反水庫

「交工」二字,取自台灣美濃煙農在農忙時期,彼此「交換勞力」的習俗。1999年的《我等就來唱山歌》與2001年的《菊花夜行軍》,是完整理解交工缺一不可的兩張專輯。談到他們的起點,一定是美濃的反水庫運動。美濃,是台灣高雄客家農莊,佔地約120平方公里,屬六堆客家文化區域,「卷首詩」〈縣道184〉的歌詞唱:「沿公路出美濃,就是不通語言的另一個山頭。」

1992年,美濃水庫大壩的規劃未經廣泛咨詢便著急上馬,得知消息的鄉親義憤填膺。延續「解嚴」後台灣社會運動的能量、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後客家族群在台灣社會的「現身」,美濃的在地知識分子開始組織串聯,反水庫的八年抗爭就此展開。

到了1998年,反水庫運動情勢急轉直下,社會學背景的年輕知識分子鐘永豐-日後與林生祥長期合作的「筆手」,三番兩次地去請生祥回鄉做運動音樂。他列舉民謠-社運脈絡下的迪倫(Bob Dylan)、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等搖滾要角,又搬出社會學知識敘說「音樂生產方式與社會意義的辨證關聯」。認識了生祥的他,寫好了〈夜行巴士〉的歌詞,講述1993、1994年美濃鄉民乘夜車北上抗議的公路旅程。

將信將疑的林生祥很快將字句轉換成彈唱自如的新曲。林生祥原先就讀於有深厚民歌傳統的淡江大學,70年代李雙澤等人「唱自己的歌」的運動餘韻,仍蕩漾在校園文化中。距離他最近、影響最直接的音樂創作思潮,則是「黑名單工作室」掀起的「母語歌」運動。他在淡江大學組建的觀子音樂坑樂隊,便努力走入社區,以普羅大眾為表演對象。

1998年,他和改組的交工樂隊回到美濃參加運動。村民提供靈感、永豐撰寫歌詞、交工完成音樂創作。「我等就來唱山歌」 、「好山好水留子孫,好男好女反水庫」、「水庫若做得、屎不也食得」等等,都是在抗爭現場響起的音樂語言。這場運動的音樂成果便是《我等就來唱山歌》。2000年扁政府上台,正式宣告美濃水庫工程暫停。在這之後,交工還要創作什麼呢?

回到80年代,要加入世貿組織的前身GATT,那麼台灣菸草業勢必遭受衝擊,美濃老菸農就此轉型,種起了菊花,人們的作息也隨作物改變。構思專輯概念與寫作歌詞的返鄉知識分子鐘永豐,從那時起就決定,以後一定要寫一個以《菊花夜行軍》為名的東西。鐘永豐早已經有了題目,林生祥則在廢棄煙房改造的錄音室內對夥伴們預言,《唱山歌》之後,一定能做出「更屌的專輯」。

那當然就是專輯《菊花夜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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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劉振祥攝/山下民謠提供
在《菊花夜行軍》15週年演唱會中,邀請過去一起創作的南洋姊妹會,並演唱移工運動名曲〈日久他鄉是故鄉〉。這也是生祥樂隊以及交工時期從街頭一路唱上演唱會舞台的重要歷程。

重返縣道184,把什麼種回來?

「重返縣道184,把自己種回來」,是十五週年紀念演唱會的宣傳語。交工在專輯歌詞本中說,縣道184之於美濃人,「唇齒相依、愛恨交織」。它將美濃分割出來,為其輸送外界的營養,也帶來經濟上的剝削。《菊花夜行軍》,以「阿成」為主角。阿成是台灣80年代返鄉青年的一員,因在城市找不到「頭路」(台、客語「出路」之意),寧受父母責怪、同鄉笑話,也要回家耕田,要沿著〈縣道184〉的公路,騎著機車〈風神125〉回到美濃。

為提高生產,夜晚的菊花田,燈火通明。阿成感覺這景象如夢似幻,但他很快又要遭受挫折。經銷商真的可以把菊花銷往海外嗎?一旦失敗,所有經濟損失都要由農人承擔。點題曲〈菊花夜行軍〉的第一段落,便以哀嘆之聲鋪陳種菊人內心的不安。何謂夜行軍?「日光燈暈暈」,阿成暢想菊花海洋中的各個品種要來一起踢正步。此時鐵牛車(拖拉機)的聲音突然響起-置身菊花田,阿城彷彿在夜行軍,所謂六萬六千朵菊花都是聽命於他的士卒:「一二、一二三四,全部都有,跑步走。」

鐘永豐在十五週年的紀念短片裡說,阿成是連接起來80年代台灣返鄉青年、無殼蝸牛運動和泡沫經濟的縮影。林生祥則說,人生就是受盡煎熬,要不斷面對失敗。他們都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投身到創作中。但這不只是阿成的故事。女性,也是專輯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面向。娶妻,是父母對男丁的期盼,然而台灣經濟的劇變,使農村男青年的婚姻問題,不得不通過國際婚姻市場來解決。

阿芬擐人〉便以嗩吶、鈴鼓、三弦等傳統樂器,展現南洋媳婦懷孕分娩的過程。一方面,她「無根無底」,另一方面,卻要「像花生種土中」,讓孩子生根又發芽。這歡樂的曲調,實際上改寫自牽亡歌陣的三弦彈撥手法。往生,又迎接生命;歡樂,又哀愁。這是南洋-台灣婚姻中的國族與性別的張力,也是文化融合的希望。

在《報導者》的訪問中,林生祥談及他的父權記憶:家庭里沒有人敢反抗男性長輩,只要反抗就是不孝。每次到台北領金曲獎,陪同的媽媽一路都會訴苦,講出來了,她才有笑容。由生祥媽媽親自演唱的〈愁上愁下〉,運用客家傳統山歌大埔調,講述的正是女性的艱難:一面是壓抑的婆媳關係、一面是對兒女的擔憂。這些憂愁都藏在山歌中,也釀造了生祥媽媽等婦女天生的好嗓子。十五週年當晚,她盛裝打扮,站在台上,一詞一句都唱的中氣十足。

十五週年紀念短片中,也拍攝了生祥回到了當年錄音的煙房。因台灣加入WTO荒廢的煙房,被他們改造成創作「手工業」音樂奇跡的錄音房。那時候的音樂生產,自始至終都是「交工」的:農田與野豬就在隔壁,鄉親們熱心地送來鳳梨與芭樂,更參與錄音;從錄音、嗩吶編排到詞曲咬合,每個樂隊成員都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每個人都在領導、每個人也都被領導。

15年了,〈風神125〉和〈菊花夜行軍〉繼續傳唱,感動每一個想家、欲歸家與尋家而不得的人。15年,交工的音樂養分與創作理念,支持了南洋台灣姐妹會等社區實踐,哺育了諸如音樂、策展、戲劇等更多的文化作品。

我們最基本的立場,就是社會主義。

中國樂迷初聽交工最驚喜的段落,應是〈菊花夜行軍〉二、三段落之間的嗩吶版〈國際歌〉獨奏。那熟悉的旋律,是經歷過社會主義的我們的知識背景。然而比起親切,更多的是錯愕。不只國際歌,嗩吶吹奏下響起的旁白,是刻意模仿蔣經國口音的廣播:「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是我中華民國建設的基本策略」。三民主義與國際歌齊飛,戳破了「以農養工」發展主義的虛偽。

鐘永豐曾在2008年一篇與《南風窗》的對談中說,他們介入公共議題多年不變的立場,就是「社會主義」。在他看來,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如果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和主張,將會非常糟糕。

國際歌、社會主義、甚至是毛澤東,在對岸交工的音樂創作中有奇妙的漂流。2009年,鐘永豐在廣州的一場交流會直言毛澤東對他的影響-他對公益、對運動、對音樂與文化關係的理解,得益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說如果希望人民能聽得懂創作者的語言,就要保證三點:寫的東西不讓人討厭;寫的東西可以回到自己家門;即便由運動產生,也要讓音樂可以在床邊、在書桌聽,才有意義。

後來又有人問起鐘永豐「社會主義」的立場,他卻說自己已經過了貼標籤的年紀。而林生祥坦言,比起對理論的認知,他更在意的是人性與生活。比起意識形態的認定,更令人啓發的,還是他們的創作方法。林生祥與交工的音樂功底已無需贅言;鐘永豐的歌詞、專輯理念與介入主義,同樣有其豐富的脈絡。

社會學調查,是鐘永豐掌握「語言」的工具。為了每張專輯、每個議題、每個概念,他都會去做訪談、做田調。知識分子出身,則讓他可以發表論述,組織行動。而文學與音樂素養,更是支撐他這麼多年的歌詞創作的支柱。

《杜詩詳注》是鐘永豐的床頭書。鐘永豐多次演講,都會將杜甫和迪倫串聯在一起。乍聽起來這有些奇怪,但在他看來,杜甫就是當年唐朝的龐克歌手。在鐘永豐眼裡,杜甫和迪倫一樣,都是民歌大流在某個時間點的集大成者。杜甫的詩,以精准的節奏反映社會現實。這也啓發他,以龐克搖滾來呈現2016年生祥樂隊的專輯《圍莊》。以迪倫為代表的美國民謠/搖滾,則是另一大養分來源。民謠作為路徑、民謠作為方法、民謠作為思想……這些題目,鐘永豐總能講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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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劉振祥攝/山下民謠提供
為了重現歌曲裡「鐵牛車」的引擎聲,演唱會中特地商借一台鐵牛車在現場,並由生祥樂隊筆手鍾永豐負責啟動,除了朗誦過場之外,這台鐵牛車成了鍾永豐的樂器。

在鐘永豐看來,搖滾樂與民謠同源,都要不斷與社會現實對話。它可以用來理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更能「通靈」-掌握到生活環境中人的情緒與心靈狀態。儘管搖滾樂是西方的文化霸權,但它自身的反抗性、階級性、運動性,在深層結構上可以讓全人類都來欣賞。他還特別看重創作中的「語言」與「勞動」的辯證關係。寫作農村、勞動的東西,以現代或是知識分子的語言,很難產生對話。在勞動場合,語言一定是「競爭」出來的,節奏要強、語言要鮮活、比喻要夠巧妙。惟如此,體力耗累的勞動者,才能願意聽創作者說話、唱歌。

所謂客家話,也只是生活語言,而非區隔、分化族群的標識。198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讓客家話有機會突破官方國語與「台語」的夾擊。「四大族群」漸成官方論述,客家人似乎被正名,但族群邊界也越來越清晰。林生祥與鐘永豐選擇有意識地超越族群區隔:交工深受福佬民間音樂人陳達影響,也創作過台語歌、國語歌;到後來,林生祥甚至因堅持音樂類型才是劃分獎項的依據,而拒絕領取金曲獎「最佳客家樂隊/專輯」。

回不去的縣道184,種不回的自己

比對中國的音樂創作,若談與工人、農民的連結,新工人藝術團、重D音等都是實打實的草根實踐;若以搖滾、鄉土、方言、地方、批判等等為關鍵詞,我們能列舉出萬能青年旅店、腰、蘇陽、野孩子、舌頭、五條人、頂樓馬戲團等一大票樂隊名字。但論及音樂概念的完整性、錄音的創意、音樂的生產方式以及介入運動……他們與交工、與《菊花夜行軍》又太不一樣,面臨的社會條件,更大不相同。

這樣的音樂創作,即使在台灣也很難再尋得——熱血、集體討論、扎根地方、「手工業」錄音、與村民共同生產/創作——這是名副其實的「交工」,是好幾條時代脈絡匯流下的「奇跡」。

5月20日,我們回到縣道184了嗎?這是林生祥第一次嘗試大場館,3,000人,全座席。這個確證經典的時刻,多少有些尷尬:固定、安穩的位置,與旋律引起的律動完全逆反;期待林生祥繼續突破自我的死忠樂迷,大概也會失望於現場表演的保守編排。這種製造經典時刻的尷尬,在正式演奏《菊花夜行軍》前的熱身中多少消解。大家自願站起來隨音樂搖擺,在「晚點名」的經典橋段化身菊花大聲喊「有」,與生祥一唱一和地呼喊「菊花夜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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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劉振祥攝/山下民謠提供
《菊花夜行軍》15週年演唱會是林生祥出道以來第一次舉辦中、大型演唱會。在這個3千人的全座席場地裡,演唱會尾聲,在樂團的邀請下,觀眾起身一同演唱〈菊花夜行軍〉等曲。

這一幕多少令人想起「交工舞」。當時還在社區與社區間巡回的他們,為讓演出真的面向大眾,真的能讓大家都參與進來,特地編排了「交工舞」,好讓所有人都能感受音樂律動與身體的共振。或許就如中國樂評人劍燒所說,交工的前成員都已經有了不錯的生活,他們無法、也不需要把自己「種回來」。這一晚的林生祥,以「音樂上的尷尬」平衡懷舊與創新的矛盾,「把自己置身於失位的音樂人與一代人宴會司儀的分裂角色」。

可為著十五年,為著音樂本身的經典,為著這反省的契機,我也選擇「諒解」這位苦心的司儀。縣道184,早已變成「台28線」;那個眾志成城反水庫的美濃,也許永遠都回不去了;我們中國的聽眾,更難以代入那個「南台灣」的鄉愁。

然而面向生活、面向社會、面向公眾的思考與創作,還將繼續。社會和音樂的關係是什麼?在何種脈絡下,兩者才有可能完美結合、並創造出雋永的作品?15年前的《菊花夜行軍》,在今天繼續拷問著我們。

本文獲土逗公社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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