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民謠介入台灣:評《菊花夜行軍》十五年演唱會

另類民謠介入台灣:評《菊花夜行軍》十五年演唱會
Photo Credit:劉振祥攝/山下民謠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5年了,〈風神125〉和〈菊花夜行軍〉繼續傳唱,感動每一個想家、欲歸家與尋家而不得的人。15年,交工的音樂養分與創作理念,支持了南洋台灣姐妹會等社區實踐,哺育了諸如音樂、策展、戲劇等更多的文化作品。

鐘永豐在十五週年的紀念短片裡說,阿成是連接起來80年代台灣返鄉青年、無殼蝸牛運動和泡沫經濟的縮影。林生祥則說,人生就是受盡煎熬,要不斷面對失敗。他們都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投身到創作中。但這不只是阿成的故事。女性,也是專輯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面向。娶妻,是父母對男丁的期盼,然而台灣經濟的劇變,使農村男青年的婚姻問題,不得不通過國際婚姻市場來解決。

阿芬擐人〉便以嗩吶、鈴鼓、三弦等傳統樂器,展現南洋媳婦懷孕分娩的過程。一方面,她「無根無底」,另一方面,卻要「像花生種土中」,讓孩子生根又發芽。這歡樂的曲調,實際上改寫自牽亡歌陣的三弦彈撥手法。往生,又迎接生命;歡樂,又哀愁。這是南洋-台灣婚姻中的國族與性別的張力,也是文化融合的希望。

在《報導者》的訪問中,林生祥談及他的父權記憶:家庭里沒有人敢反抗男性長輩,只要反抗就是不孝。每次到台北領金曲獎,陪同的媽媽一路都會訴苦,講出來了,她才有笑容。由生祥媽媽親自演唱的〈愁上愁下〉,運用客家傳統山歌大埔調,講述的正是女性的艱難:一面是壓抑的婆媳關係、一面是對兒女的擔憂。這些憂愁都藏在山歌中,也釀造了生祥媽媽等婦女天生的好嗓子。十五週年當晚,她盛裝打扮,站在台上,一詞一句都唱的中氣十足。

十五週年紀念短片中,也拍攝了生祥回到了當年錄音的煙房。因台灣加入WTO荒廢的煙房,被他們改造成創作「手工業」音樂奇跡的錄音房。那時候的音樂生產,自始至終都是「交工」的:農田與野豬就在隔壁,鄉親們熱心地送來鳳梨與芭樂,更參與錄音;從錄音、嗩吶編排到詞曲咬合,每個樂隊成員都在表達自己的意見,每個人都在領導、每個人也都被領導。

15年了,〈風神125〉和〈菊花夜行軍〉繼續傳唱,感動每一個想家、欲歸家與尋家而不得的人。15年,交工的音樂養分與創作理念,支持了南洋台灣姐妹會等社區實踐,哺育了諸如音樂、策展、戲劇等更多的文化作品。

我們最基本的立場,就是社會主義。

中國樂迷初聽交工最驚喜的段落,應是〈菊花夜行軍〉二、三段落之間的嗩吶版〈國際歌〉獨奏。那熟悉的旋律,是經歷過社會主義的我們的知識背景。然而比起親切,更多的是錯愕。不只國際歌,嗩吶吹奏下響起的旁白,是刻意模仿蔣經國口音的廣播:「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是我中華民國建設的基本策略」。三民主義與國際歌齊飛,戳破了「以農養工」發展主義的虛偽。

鐘永豐曾在2008年一篇與《南風窗》的對談中說,他們介入公共議題多年不變的立場,就是「社會主義」。在他看來,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如果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和主張,將會非常糟糕。

國際歌、社會主義、甚至是毛澤東,在對岸交工的音樂創作中有奇妙的漂流。2009年,鐘永豐在廣州的一場交流會直言毛澤東對他的影響-他對公益、對運動、對音樂與文化關係的理解,得益於《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說如果希望人民能聽得懂創作者的語言,就要保證三點:寫的東西不讓人討厭;寫的東西可以回到自己家門;即便由運動產生,也要讓音樂可以在床邊、在書桌聽,才有意義。

後來又有人問起鐘永豐「社會主義」的立場,他卻說自己已經過了貼標籤的年紀。而林生祥坦言,比起對理論的認知,他更在意的是人性與生活。比起意識形態的認定,更令人啓發的,還是他們的創作方法。林生祥與交工的音樂功底已無需贅言;鐘永豐的歌詞、專輯理念與介入主義,同樣有其豐富的脈絡。

社會學調查,是鐘永豐掌握「語言」的工具。為了每張專輯、每個議題、每個概念,他都會去做訪談、做田調。知識分子出身,則讓他可以發表論述,組織行動。而文學與音樂素養,更是支撐他這麼多年的歌詞創作的支柱。

《杜詩詳注》是鐘永豐的床頭書。鐘永豐多次演講,都會將杜甫和迪倫串聯在一起。乍聽起來這有些奇怪,但在他看來,杜甫就是當年唐朝的龐克歌手。在鐘永豐眼裡,杜甫和迪倫一樣,都是民歌大流在某個時間點的集大成者。杜甫的詩,以精准的節奏反映社會現實。這也啓發他,以龐克搖滾來呈現2016年生祥樂隊的專輯《圍莊》。以迪倫為代表的美國民謠/搖滾,則是另一大養分來源。民謠作為路徑、民謠作為方法、民謠作為思想……這些題目,鐘永豐總能講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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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劉振祥攝/山下民謠提供
為了重現歌曲裡「鐵牛車」的引擎聲,演唱會中特地商借一台鐵牛車在現場,並由生祥樂隊筆手鍾永豐負責啟動,除了朗誦過場之外,這台鐵牛車成了鍾永豐的樂器。

在鐘永豐看來,搖滾樂與民謠同源,都要不斷與社會現實對話。它可以用來理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更能「通靈」-掌握到生活環境中人的情緒與心靈狀態。儘管搖滾樂是西方的文化霸權,但它自身的反抗性、階級性、運動性,在深層結構上可以讓全人類都來欣賞。他還特別看重創作中的「語言」與「勞動」的辯證關係。寫作農村、勞動的東西,以現代或是知識分子的語言,很難產生對話。在勞動場合,語言一定是「競爭」出來的,節奏要強、語言要鮮活、比喻要夠巧妙。惟如此,體力耗累的勞動者,才能願意聽創作者說話、唱歌。

所謂客家話,也只是生活語言,而非區隔、分化族群的標識。198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讓客家話有機會突破官方國語與「台語」的夾擊。「四大族群」漸成官方論述,客家人似乎被正名,但族群邊界也越來越清晰。林生祥與鐘永豐選擇有意識地超越族群區隔:交工深受福佬民間音樂人陳達影響,也創作過台語歌、國語歌;到後來,林生祥甚至因堅持音樂類型才是劃分獎項的依據,而拒絕領取金曲獎「最佳客家樂隊/專輯」。

回不去的縣道184,種不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