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誕生》:一戰後歐洲秩序的崩裂、文化悲觀主義與衰退

《歐洲的誕生》:一戰後歐洲秩序的崩裂、文化悲觀主義與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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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不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重心移轉至大西洋彼岸。在這場大戰與緊接而來國際金融資本的轉換之後,美國取代了歐洲,前者擠下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債權國。

文:傑拉德.德朗提(Gerard Delanty)

歐洲的崩裂

沒有任何關於歐洲理念的解釋,可以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認同與歐洲整體的影響。這場大戰實際上葬送了歐洲秩序的概念。西元一九一八年後的歐洲理念可能再也無法與之前相仿。不同於以往的所有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場「總體戰」,標誌著工業社會永恆的戰爭經濟之開端。自西元一九一四年以降,西方國家一直處於備戰狀態(Giddens, 1985)。這場戰爭造成八百萬人死亡、諸多帝國毀滅,西元一九一九年的總算帳導致新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去殖民化的過程則是實際上預示著歐洲作為奠基於權力平衡的聯盟體系之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不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重心移轉至大西洋彼岸。在這場大戰與緊接而來國際金融資本的轉換之後,美國取代了歐洲,前者擠下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債權國(Gilpin, 1987, p. 309)。在這場戰爭的終末階段,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將戰爭轉變成西方資本主義政權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在帝國軍隊不復存在後,俄羅斯於西元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譯註:位於白俄羅斯靠近波蘭邊境)宣布投降,改由德國在東歐發號施令。

然而在這階段,英、法與美國的戰爭目標,還包括要遏止共產主義:吞噬德國的共產主義幽靈在西元一九一八年時還不存在。俄羅斯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代表團由托洛茨基率領,為了試著引發國際性革命,他在那兒放棄傳統的外交原則(Carr, 1979, p. 10)。圍繞著中歐政權崩毀的情勢導致權力真空,允許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在這塊場域,並取得這些坍塌中國家的控制權。

戰後與凡爾賽合約一同出現的新歐洲,是建構來對抗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後者聲稱世界革命是其中一項目標(Mayer, 1968)。西元一九一八年後有兩個世界相互抗衡:西方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古代的敵人如今由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定義。被視同是世界末日一般,即將來臨之革命想像,協助把歐洲認同塑造成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反革命堡壘。然而,真相是俄羅斯內戰後的紅軍早已筋疲力竭,就算歐洲真的有處於任何一絲一毫遭共產主義推翻的危險,那也不會是紅軍幹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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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托洛斯基與紅軍,攝於1921年。

戰後泛歐洲組織的出現,反映著歐洲認同的轉變(Pegg, 1983)。當中最知名的,就是西元一九二〇年代由康登霍維.凱勒奇所建立的「泛歐洲」運動。美國及其聯邦體制作為新歐洲的模型,一時間蔚為風潮。然而,主流趨勢還是伴隨著戰後中歐帝國解體過程的建國計畫。民族國家,相對於更加計劃性的泛歐洲主義,咸認是最適合替代敗戰的中歐帝國,以及作為新歐洲的基礎。戰後的組織,例如國際聯盟與泛歐洲聯盟,顯示著歐洲帝國崩毀的結果,是諸多新國家的創建。但是,新的國際主義精神更加反映著盛行的國族原則理念,而非以超國家聯邦取代民族國家的基進欲求。

既是區域也是理念的歐洲,在西元一九一八年後跟戰前有著顯著差別。二十世紀的歐洲是戰爭產物,而非和平。戰爭是凡爾賽秩序的基礎,事實上該秩序大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未曾變動。西元一九四五年後的歐洲跟西元一九一九年的樣貌,看起來沒有根本上的差異。歐洲史上建立的所有國家,其數量都比不上西元一九一九年遭分割之後的鄂圖曼帝國。儘管在西元一九九一年到西元一九九四年間有更多實質上的國家成立,但其中有許多是一開始就建立於西元一九一九年的。西元一八七一年時歐洲共有十四個國家,西元一九一四年有二〇個,而西元一九二四年有二十六個(Carr, 1945, p. 24)。到了西元一九九二年,總計有五十四個。

這些新國家中,有許多是比民族國家更「民族的」,以語言作為民族性的界定特徵。既然相互敵對的族群都在同一個國家裡,「自決」原則就幾乎等同於民族性的政治化。為了支持單一民族國家,早期的多民族原則便遭到否定(McNeil. 1986)。順著國族路線以創造新國家的計畫,帶來了種族-民族主義的斷層線,從波羅的海延伸到巴爾幹半島,以及自高加索至近東。這點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尤其顯著,當地的民族衝突在以往的多民族鄂圖曼帝國與哈布斯堡王朝中是被抑制的,如今則有了這樣一個容器,得以醞釀新一波的種族國族主義。當古老的國族主義越是被導向反抗帝國核心時,南斯拉夫建立之後所發展的新國族主義就越是一個在新國家中族群緊張關係的表現方式。

的確,西元一九一九年所建立的新國家中,有許多是由上而下強加的國族主義產物,它們的出現普遍來說都激起人民一點小小地騷動。在東歐,大部分的國族認同是在諸中歐帝國的省份中發展的。相比之下,西歐的國族認同則是普遍地在現存的民族國家結構中得到形塑(Mayer, 1996)。當這些省份於西元一九一九年成為獨立國家,相對來說已經不重要的國族認同,便轉換為更強而有力的政治認同。

創造新國家的行為,往往伴隨著恣意劃定的邊界、產生長期的族群緊張,並且在歐洲邊緣地區中發展為新的國族主義力量(Hobsbawm, 1992a)。問題在於,族群邊界並不總是與國界相符。政治與種族基本上缺乏一致性,在東歐當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所發生的是倒退性現代化的國族認同,是從民族與宗教傳統中逐漸形成,後兩者曾僵固了帝國的邊界。問題並不在於新國家如此多的人工特色,因為所有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人為專斷的,一如古代帝國那姍姍來遲的解體,以及轄下省份依民族準則轉而建立新國家的過程。

這無可避免的導致了人民大規模的顛沛流離與屠殺之後果。從人口統計學來看,創造新國家而不產生大範圍的人口動盪是不可能的。自西元一九一五年——土耳其人殘殺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以來,為了在東歐建立種族民族國家所付出的代價,就是人群的驅逐與屠殺。

此外,建立於西元一九一九年的新秩序,本身就包含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實際上已脫離了昔日帝國民族邊境地帶的國家結構,被證明是場災難。以二十世紀的長遠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建立於西元一九一九年的國家,無法支撐到西元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蘇俄解體之時。波蘭與匈牙利堅持下來,自主權也重歸波羅的海國家,但捷克斯洛伐克跟南斯拉夫則分崩離析了。幾乎不需要指出,威瑪共和是如何作為凡爾賽秩序創造長期歐洲和平及認同的失敗縮影,以及西班牙內戰所透露出被分裂成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歐洲。

歐洲悲觀主義

文明理念無法在二十世紀裡存續。世紀末思潮的偉大題旨之一就是對文明的批判:文明造就野蠻理念。啟蒙運動的一切偉大許諾都被認為是失敗的,歐洲的意向也棄文明而就文化。史賓格勒寫於西元一九一八年的著作《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1971),以西方文明之黃昏為主題,成為威瑪共和時期廣泛流傳的作品之一。大戰的主題作為西方文明的預兆,同樣盤旋在湯恩比的著作裡,他那巨大的一致主題就是西方文明的衰退作為世界週期典型的一部分,藉此全世界的文明都是在攀上自己的巔峰之時,開始經歷衰退的過程。對湯恩比而言,西方在二十世紀時前已然抵達光榮之頂峰。

文明臻於化境的理念——史賓格勒將之定在十九世紀初期——導致了放棄文明理念而就文化的狀況。構成這個運動基礎的,是強烈的現代主義,藉此歐洲理念越益等同於布爾喬亞的文化與知識之工具,他們在舒適的高等文化中找到了避難所。因此我們發現一種據信是朝向真正歐洲文化的回歸,以作為現代性的知識空虛與技術文明的替代物。

一些關於這類「文化悲觀主義」的著名例子,如尼采對「現代歐洲文明痼疾」的批判、韋伯的「西方理性主義」作為除魅與理性世界觀的社會學、卡爾.施密特(Karl Schmitt, 1990)試圖找到真正的,深植於猶太-基督教傳統與羅馬法根基的歐洲法學體系、赫胥黎(1965)打算為了新的哲學而放棄實證主義,在前者的最崇高形式中將會跟歐洲精神合而為一,以及海德格對於早期希臘哲學中所顯露出,原初的歐洲「存有」(being)本體論之探索。

佛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把文明描述為根深蒂固的精神官能症之昇華。出於對「真正的」歐洲文化之反現代的強烈喜好而摒棄文明理念,化身為自十九世紀對於進步的崇拜中出現的悲觀主義,對保守天主教知識份子有著特殊的吸引力(Beloc, 1973; Jaspers, 1947; Ortega y Gasset, 1932),對他們來說,大戰摧毀了歐洲的文化與傳統的完整性。在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1932, p. 195)獨樹一格的觀點中,其結果是:「當今的世界正處於嚴重的消沉,在其他癥候裡,這點透由一場不尋常的群眾暴動顯示出來,並且起源自歐洲的衰退。」訴諸「歐洲精神」同樣是知識份子對「群眾社會」(mass society)表達鄙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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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

歐洲的沒落與退化理念也能在涂爾幹、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瓦勒希與艾略特等人的著作中尋得,而艾略特寫於西元一九二二年的《荒原》(The Wasteland),為消逝在現代性境況下的歐洲理念提供終極的見證。奇妙的緊張關係因此進到文化與文明的分別中,並且在從現代性的虛無主義中拯救歐洲理念的企圖裡具體了起來。

歐洲認同是出自文化悲觀主義與衰退的經驗,誕生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裡。某種程度上它是場在藝術與文學領域中的跨文化之前衛與現代主義運動,這兩種領域明確賦予歐洲一個認同。這是一種跟歐洲城市——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蘇黎世——的關係,要比跟造成戰爭精神官能症的國家還要密切的認同。這些城市在某種非常獨特的意義上來說,是兩次大戰之間的文化大城,而且對許多人而言是歐洲精神動能的化身。

現代主義與城市之間的緊密關聯作為一種主題,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幾乎可說是被稱之為想像的美學歐洲。羅伯特.伯瑞佛特(Robert Briffault)的兩本小說可作為例子,《歐羅巴:愚昧年代中的小說》(Europa: A Novel in the Age of Ignorance, 1936)與《靈薄獄中的歐羅巴》(Europa in Limbo, 1937)。在這些作品中歐洲理念和諸多個體的個人生命史糾纏在一起,他們的命運反映著世紀末的沒落精神,以及災難即將到來的觀念。歐洲理念稍早便已出現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寫於西元一八七八年的小說《歐洲人》(The Europeans)中,它也反映在拉侯謝勒的論文〈青年歐洲人〉(Le JeuneEuropéen, 1927)裡。時代的渴望死亡(Todessehnsucht),或許是論及歐洲文明的典範小說,也就是湯瑪斯.曼寫於西元一九二四年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取得最偉大的表達方式。

沒有其他作品中的歐洲認同之理念,能有著相同的文采與自我意識的高度。其主題是那些關於(文明)終結的不祥預兆而心神不寧的末期布爾喬亞世界:歐洲、死亡、戰爭。就像黑格爾的米納娃之梟(Owl of Minerva),作為歐洲意志在其頂點實現了自我意識的象徵一樣,在曼的想像中,歐洲在對死亡的預期中達到自我意識的完滿。從另一個觀點來看,歐洲理念與愛之間的連結,在胡澤蒙寫於西元一九三九年的知名作品《西方世界中的愛》(Love in the Western World, 1983)裡頭有著仔細的研究。我們所能確定的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有一個已鞏固為知識份子個人認同的歐洲認同,並且和當代的沒落與悲觀主義之時代精神(Zeitgeist)關係密切。

相關書摘 ►《歐洲的誕生》:沒有邊疆的俄羅斯究竟屬於亞洲,還是歐洲?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歐洲的誕生:理念、認同、現實》,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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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傑拉德.德朗提(Gerard Delanty)
譯者:陳子瑜

「歐洲」來自發明、來自人為的發明!而且是帶著敵意與血腥的發明!本書是關於在每個年代中,歐洲這項理念是如何在自我認同的鏡像中再次創造。我明白地將「歐洲」視為文化建構,並論證不能將它視為不證自明的整體:它是跟實在幾乎同等的理念。我也將論及歐洲是有爭議的概念,它的過去是在困阨中演變成具有自我意識的理念。如同繁複文明的核心與系統化隱喻,歐洲理念所呈現的,是我們那帶有矛盾與衝突的文化鬥爭。

我的主旨是,歐洲作為一種理念,永遠都處於創造與再造的進程中,由許多新的集體認同的壓力所決定。我希望解構的,是柏拉圖式觀點那種永恆不變的歐洲理想,此一理想的內含總是與追求自由、民主與自治的價值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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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王國仲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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