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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殺戮的權利》看菲律賓Lumad人的命運:有最蓊綠的山林,也最受外來者垂涎

從《殺戮的權利》看菲律賓Lumad人的命運:有最蓊綠的山林,也最受外來者垂涎
Photo Credit:Tu Pug Imatuy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久遠以前有個神話。一群伐木者闖入了Monobo族祖先的領土,族人們因餓昏頭,誤將其中一名伐木者誤當作野豬殺害,從此使Monobo族人被冠上了「Sagasa」

文:張馨云

「孩子們,聽我說個故事......。」 主角深沉的聲音出現在緩慢移動的森林畫面,為這既嚴肅又優美的電影起了頭。《殺戮的權利》原文「Tu Pug Imatuy」,是菲律賓Lumad原住民其中最大族馬諾波族(Monobo)的語言,他們居住在南部民答那峨島,那裡有著蓊綠的山林、豐富的資源,於是受到外來者的垂涎。

久遠以前有個神話。一群伐木者闖入了Monobo族祖先的領土,族人們因餓昏頭,誤將其中一名伐木者當作野豬殺害,從此使Monobo族人被冠上了「Sagasa」-森林守護神的稱呼。這部片獲得馬尼拉獨立電影節(Sinag Maynila)六個獎項,講的便是這群「森林守護神」在現代遇到的危機。

是誰握有殺戮的權利?

這部電影的主角是一對Monobo夫妻-Dawin和Obunay,他們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以傳統方式過活,片子開頭,當他們帶著捕獵好的山豬,靜默望向遠方蓊綠的山林,眼前卻出現一片被夷平、紅土滾滾的山頭,不詳的氛圍,預示了這裡的人們將面臨到生存的威脅。 當爸爸Dawin與孩子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一台推土機,那突兀的人造物,代表入侵原住民祖先的貪婪外國礦業者,經過挖土機後,等待著的是握有武器的軍人,便揭開了重重殺機的序幕。

脆弱的山林被資本主義的電鋸破壞,剩下醜陋又光禿禿的土地,這幅景象對台灣人來說並不陌生,但《殺戮》這部電影要傳達出的是更複雜的社會因子-菲律賓政府與「另外一個政府」菲律賓共產黨長久以來的鬥爭,這兩方各自擁有武力,在菲共底下的軍隊被稱為「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NPA),是政府眼中的恐怖份子,也是社會暴動的起源。

為根除反抗軍,拿著先進武器的士兵在山林中穿梭,所作所為卻不是替人民服務,而是成了國外大企業的看門狗。原住民多數居住在礦產豐富的地帶,當他們連基本的教育權都不受到照顧,於是自己成立小學,而扮演國家守衛的軍人卻以他們是新人民軍之「罪」,行使大量的人權侵害。原住民被殺戮、騷擾,為了躲避危險而流離失所,不僅出現在電影劇情,也發生在現實之中,讓人看盡利益與暴力的勾結。

無論是為了生存、利益,或者是「正義」,電影中殺戮的場景反覆出現,最後當新人民軍出現時,傷心欲絕的Obunay並未顯露出害怕,而是在新人民軍護送之下回到孩子身旁。誰具有殺戮的權利?誰才是濫用權利的「恐怖份子」?在一個容忍暴力、基本權利被忽視和被剝奪的社會中,反抗的力量勢必會增加。透過電影,這幾方所扮演的角色也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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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u Pug Imatuy

比真實還要真實的恐懼

創作這部片的導演Arbi本身就來自民答那峨,並流著Lumad原住民血統,於是在身處在部落時,他對於發生的一切感受極深。三年前,Arbi在庇護所遇上一位名叫Obunay的Manobo族婦女,成為他籌備《殺戮》的出發點。在Obunay抵達庇護所前,軍方將她拘留了一周,要求她引導出新人民的藏匿地點,她的衣服被剝去、雙手被綑綁、被餵食草料,因無法動彈便溺在身上,然而這不忍聽聞的故事,還只是Lumad原住民面臨生死威脅的冰山一角。

飾演這部片的男女主角都來自Monobo族,在現實中與他們的家人們都面臨過相同處境。女主角的家庭在她童年時因動亂而撤離了蘇里高,而男演員本人的父親,則是一名反礦業的運動者,在他還是青少年時被不明人士暗殺;而男演員與族人居住的部落,兩年多前則因軍人進駐,使他們至今都回不了家。

對於軍人的暴行,導演表示,他並不想批評軍人本身,而是他們遵循的這個制度,「民答那峨島經歷了長時間的戰爭,不是叛亂分子,而是人民不能擁有自己的土地。」電影中也體現了這個概念。

回到問題根本,這個國家受到外來殖民者和帝國主義的影響,控制經濟的只有少數人。導演指出,這與台灣原住民有著相似的命運,他們的權益被犧牲,而破壞然資源的外國礦業公司則受到保護。

說來諷刺的是,每年6月12日菲律賓舉國歡慶「獨立日」,但若依照進駐在民答那峨島上的外資企業畫出一張地圖,這座島看起來簡直是小型聯合國,被各國礦產公司各據山頭。現今有八成以上的礦產都位於Lumad原住民的領土。這些企業富可敵國,不僅破壞千百年孕育的自然環境,也讓這個國家的人上演相互殘殺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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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u Pug Imatuy

導演小故事

即將來台進行放映的Arbi,年輕時從沒想過自己會走上導演一途,而他可能更沒預料到,13年前來到台灣工作,會成為他這條路上的催化劑。

Arbi在26歲來到台南當廠工,在這之前,他是一名熱愛視覺藝術的青年,從小居住在部落裡的他,就常聽他的原住民祖父跟他分享迷人的故事,使他隱隱之中也有了說故事的渴望。來到台灣之後,他持續著興趣,偶爾繪畫消遣,當時他發現好幾位工廠的移工朋友都買了數位相機,像有魔力似地,在把玩幾次別人的相機後也買了一台,「攝影其實跟繪畫的原理一樣,也講求構圖,顏色,燈光,平衡等等。」

Arbi說,他當時不僅把攝影當作興趣,還認真地買了相關書籍鑽研,放假時,他會帶著自己入手的相機,在充滿歷史感的城市遊走。每一次離開工作場域短暫旅行對他都是一場冒險,也是最好的練習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