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的語言遊戲:「維根斯坦盒子」裡的台灣人

身份認同的語言遊戲:「維根斯坦盒子」裡的台灣人
圖片來源:《悲情城市》劇照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一個人說出「我是台灣人」時,我們如何知道他心中是不是「台灣人」?林文清說不出話來,難道他就不是台灣人?而信誓旦旦說自己是台灣人別人不是的人,難道就一定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這是攸關兩千多萬人安身立命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大家並無一致的答案。若根據憲法,台灣人是中華民國人。

然而大陸上的中國人認為中華民國早已亡於1949年,這幾年雖然有人談起「民國範兒」,大約也只是一種對現實不滿的懷舊心情。即使1949年後在台灣出生、長大、居住的人,今天對中華民國也無共同認知。

2015年三月作家朱天文來德州休士頓演講,提到她正在寫長篇小說《在民國的黃昏裡》。一年之後,旅美作家白先勇來奧斯汀德州大學演講,我問起「民國範兒」,他說對他而言,中華民國已亡於1949年。果真如此,那麼朱天文所寫的國家何在呢?黃昏國度裡的人們是哪一國人呢?

歐陽子:我們的國家是「吉─屋─卡─民─可─古」

與白先勇同輩的作家,定居奧斯汀的歐陽子其實早在1949年之前就碰到過這些問題,那時她才5歲。2015年1月號的《印刻文學生活誌》刊登了她〈日本童年的回憶〉一文,其中有這一段她(智惠子)與姐姐(美智子)兩位小女孩與她們三叔的對話:

「美惠子,智惠子,你們是哪一國的人?」他問。

「當然是日本人囉!」我搶著回答。

「美惠子呢?你說!」

美惠子眼望三叔,回答:「是日本人。」

「都不對!」他斥道。「你們不是日本人!」

我疑惑地看著他,問到:「我們是亞美利加人嗎?」

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大日本國」和美國兩個國家。

「也不是!」三叔訓道。

他把我和美惠拉近,讓我們一人坐他一隻腿上。於是他告訴我們,我們的國家叫作「吉─屋─卡─民─可─古。」

「中華民國」的日語發音,聽起來好彆扭,我和美惠差點笑出來。

「跟著我說!」三叔叱罵:「吉─屋─卡─民─可─古。」

我們吞下笑聲,跟著三叔說了好幾遍,卻總是說不順口。

「自己去練習!一遍一遍練習!」三叔瞪眼說。「明天如果講不出來,要痛打屁股!

我和美惠,那天就很緊張地拼命練習。

次日,三叔果擾驗我們。

「美惠子,」他厲聲問。「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吉─屋─卡─民─可─古。」回答得十分流利。

「智惠子,」他又厲聲問。「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吉─屋─卡─民─可─古。」也十分流利。

三叔嚴厲的臉,突然綻開大笑,他歡喜得把我們一一舉抱起來。

接著,三叔向我們細述,我們的故鄉叫作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島,四面都是藍色的海。……

梁朝偉:「哇台灣人」

三叔為生為日治之下台灣人美惠子、智惠子小姊妹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吉─屋─卡─民─可─古」認同,很快地就受到考驗。兩年後的228事變中,外省人、台灣人涇渭分明:無辜的台灣人受到中華民國國軍集體屠殺,而無辜的外省人、甚至貌似外省人的台灣人也不乏受到民眾毆打。電影《悲情城市》中,梁朝偉飾演的啞吧林文清,在火車上被持棍棒尋毆外省人的民眾盤查,有這樣一幕:

民眾甲:「(台語)你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台語)你是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台語)要去哪裡?」

林文清:「(台語)哇……台灣人!」 

民眾甲:「(日語)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甲:「(日語)哪裡人?」 

林文清:「……」

民眾乙:「(台語)這一定是阿山外省人!」 

林文清:「哇……」

(民眾作勢毆打林文清)

吳寬榮:「你們要幹甚麼!」

吳寬榮:「他是聾子。」

吳寬榮:「八歲就聽不見了!」

啞吧被逼急了竟冒出一句話來──「哇台灣人」──才替自己解圍。這是侯孝賢及其編劇朱天文、吳念真的神來之筆,但也反映了台灣人認同浮現初時的驚悸與悲憤。

二二八以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是「中華民國認同」在寶島台灣的全盛時期,我這一代人讀小學時體驗了說台語要受到處罰的恐怖。我就讀的台中國小就發給所有學生一張卡片,上面印滿了從1起忘了到好幾的數字,要學生隨身攜帶。規定每說一次「方言」被抓到便劃掉最小的數目,同學之間還要互相檢舉。然後一段時間之後總清算,按照卡片所記錄的次數處罰。

有一次,有一位同學在回答老師提問時,不經意用台語回答,老師竟然立刻罰他跪下直到下課。而我自己有一次母親節不小心把卡片留在換洗的制服裡給媽媽洗了,星期一早上發現洗爛的卡片,大哭大鬧不敢上學。這些陳年往事,在我的記憶中經常浮現。

蔣經國:「我已經是台灣人了」

台灣人認同的壓抑,要一直到黨外運動在1980年代不斷衝撞國民黨政權之後,《悲情城市》啞吧林文清「哇台灣人」的話語才得到政府的認證。那是蔣經國在其晚年終於吐露出的外省人的悲情:

「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已經是台灣人了!」

蔣經國說了這話之後四年,也就是1992年,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開始在全國民調中作「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測量。其問卷問的問題是:

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

有趣的是,在這裡,「中華民國」已經不被列為選項了。

二十五年來,這個問題在各機構的民調中被一問再問,台灣人認同趨勢攀升。根據民調結果的起伏動態,政治人物也紛紛在選舉中表態。當年美惠子、智惠子小姊妹與三叔的問答、《悲情城市》劇中啞吧林文清與暴民的問答、臨終前蔣經國對國人的表態,已經成了台灣全民生活形式的一部份。用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話來說,它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的一個「語言遊戲」。

Wittgenstein
合理使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curid=464935
維根斯坦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語言遊戲

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語言使用者說出字詞,同一脈絡中人自然懂得而有所回應。字詞的一來一往密切配合著生活形式中語言使用者人際之間的互動,有如在玩一種遊戲,因此維根斯坦稱之為「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

因為生活形式不同,同一個字詞在不同的語言遊戲中也會有不同的意義,這些不同的意義可能有所重疊,但不會有共同的核心意義。這種意義的蔓延,維根斯坦把它稱作「家人相貌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比如兒女跟父母在相貌上各有部分相似,但要說全家相貌的特徵,卻又舉不出來。

維根斯坦的門徒們,喜歡用一個過度簡化的口號來點明這種對字詞意義的理論:「意義就是用法」(meaning is use),並無所謂本質(essence)存在。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因此是反本質主義的哲學(anti-essentialism)。

從光復初長輩對幼兒的教導,到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關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語言遊戲,包括對認同的詢問、質疑、回答、表態:

  • 「(厲聲)你是什麼國家的人?」/「吉—屋—卡—民—可—古。」
  • 「(持棍棒作勢欲打)你是哪裡人?」/「哇……台灣人!」
  • (本土反對運動風起雲湧)/「我已經是台灣人了」
  • 「(單調聲)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台灣人」

這些「語言遊戲」都不只是語言,而是動作。而且即使同樣字詞如「台灣人」、「中國人」、「中華民國人」的發聲都是不同的動作、有不同的意義。它可能是討好尊長、避免毆打、迎合民心、或者表達感情。

當台灣經歷日治結束、國府遷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經濟起飛、本土運動、到民主化,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發現他們或者有必要來詢問、質疑別人的認同,或者有必要來回答、表達自己的認同。當政治及社會有所變遷,認同問答語言遊戲的脈絡也發生了變化。《悲情城市》中啞吧林文清「哇台灣人」、蔣經國晚年「我……已經是台灣人了」、以及民調受訪者回答訪員的問題說「台灣人」,同樣的「台灣人」一詞在不同的時空脈絡裡,其實只有「家人相貌的相似性」,而難說有不變的抽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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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