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總統:真正勇敢的政治家,保持自己的尊嚴比贏得眾人的聲望更重要

甘迺迪總統:真正勇敢的政治家,保持自己的尊嚴比贏得眾人的聲望更重要
Photo Credit: U.S. Embassy New Delhi@Flickr CC BY-ND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記述了八位參議員們的政治風範後,約翰・甘迺迪闡述了他對政治勇氣的意義,也表明了他更加明白林肯那句話的智慧:「幾乎沒有一件事一無是處或者十全十美。幾乎每一件事,特別是政府的政策,總是利弊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需要我們不斷對利和弊哪個作為主導做出最佳的判斷。」

文: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勇敢的意義

本書談論了勇敢和政治。政治是本書的場景,勇敢是本書的主題。勇敢是一種普世美德,我們大家了然於胸,但是本書關於勇敢的闡述仍沒有消除政治的神祕感。

前面各章故事人物的動機和成就沒有一個能夠簡單明瞭地說清楚。他們每個人的複雜性格、前後行為不一致以及思想的疑惑往往使我們百思不得其解。不管我們對他們生平的研究多麼詳盡,名人或多或少還是帶著神祕莫測的色彩。不管他當仁不讓產生了多麼明顯的效果,他的事業還是蒙上一層難以消除的神祕陰影。也許我們能信心十足地說出其所以然來,但是有些事總是難以解釋。我們以為答案就握在我們手中,可是不知怎麼卻會悄悄地從手指間漏失。

正如精神病學家說的那樣,動機總是難以評估的。在陰暗的政界探究動機特別難。為了國家利益而拋棄州和黨派利益的人,例如丹尼爾.韋伯斯特和山姆.休士頓,這些人要在政治上步步高升的抱負是明擺著的,動輒受到非議,因其他們只千方百計去滿足自己爭當總統的野心備受指責。那些為了爭取實現更崇高的原則而與政黨斷絕關係的人,像約翰.昆西.亞當斯和艾德蒙.羅斯常常面臨譴責,說他們站在某個黨派的旗幟下接受了官職,卻在危難時刻見風轉舵,拋棄了原黨派。

但是從前面幾章敘述過的幾件實例中,經過對文件記錄的長期研究,我完全相信這些人的行為基本上都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不是私人或政黨的利益,所以他們的事蹟得到傳頌。這麼說不意味著他們當中許多人並不謀求從自己採取的艱難方針中獲得好處,雖然能從中得到好處的人寥寥無幾。因為作為政客 (把他們都稱之為「政客」,絕無貶義)他們要謀取一點私利顯然也是正當合理的。

當然,所有這些人假如完全忘掉自我,致力於實現崇高的原則,那麼本書所敘述的勇敢行為在傳統的英雄崇拜熱中就更加鼓舞人心,更加顯得光彩奪目。但是,約翰.亞當斯總統(他無疑是我們有史以來最明智、最無私的公僕),在其著作《捍衛美國憲法》(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寫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說出了真相:「事實上,誰都不會熱愛公眾勝於熱愛自己。」

假若果真如此,那麼是什麼原因使本書前幾章提到的政治家當仁不讓?原因不是他們「愛公眾勝過愛自己」,相反,確實是因為他們真的愛自己——因為保持自己的尊嚴比他在眾人當中的聲望更重要,因為贏得或保持剛正不阿、敢作敢為的名譽的願望比保住官職更強烈,因為他的良知、個人的道德標準、正直或道義,無論如何都比公眾反對他這種壓力強大,因為他認為自己的行動方針最佳,並且最終會證明是正確的這種信念壓倒了他對公眾會進行報復的擔憂。

儘管公眾利益受惠於個人犧牲是一種間接結果,但是並非這種模糊籠統的觀念,而是一種或數種自愛壓力的推動,才使他採取勇敢的行動方針,從而導致前面講過的口誅筆伐。當政客既不愛公眾利益,也不愛個人利益,或者對個人利益的愛有限,滿足於一官半職時,公眾利益便被忽視了。只有當政客十分自重時,他的自尊心才會要求他走上造福大眾的英勇無畏和問心無愧之路。到此時他對自己行動方針的正確性堅信不疑,如同約翰.卡爾霍恩說過的:

我從不知道南卡羅來納州想要怎麼做。我從未與這個州商量過。我根據自己的最佳判斷,並且按照我的良心行動。如果這個州同意我的行動,那最好。如果它不同意,想找人替代我,我樂於讓出職位,我們就此兩清。

這不是說勇敢的政治家以及他們挺身支援的原則始終是正確的。據說,約翰.昆西.亞當斯本應認識到,禁運可能毀掉新英格蘭,而且幾乎刺激不到英國人。批評丹尼爾.韋伯斯特的人這樣說,他對維護奴隸制的勢力的安撫徒勞無功;湯瑪斯. 哈特.本頓頑固不化、自吹自擂和自私自利;山姆.休士頓花言巧語、變化無常和不能信賴;在有些人眼中,艾德蒙.羅斯投票支持的是個蔑視憲法及國會的人。盧修斯.拉馬爾未能懂得,有計劃地實施通貨膨脹這種有害的政策有時候比發生無法控制的蕭條這種不幸更可取。還有人說,諾里斯和塔夫特行為的動機主要出於盲目的孤立主義,而不是憲法原則。

說過的話遠不止這一些。大家對這些人的奮鬥過程有什麼價值,都可自己作出判斷。

但是為了讚揚他們的勇氣,有必要對這個問題作出判斷嗎?這些人是否僅僅為了事後證明是正確的原則而拿自己的政治生涯來冒險,以便讓子孫後代欽佩他們的勇氣?我認為不是的,沒必要。當然在曾經兄弟鬩牆的美國,我們不是透過一個人在什麼旗幟下戰鬥來判斷他打仗是否勇敢。

我不認為所有冒著犧牲政治生涯的風險來直抒己見的人都是對的。事實上,韋伯斯特、本頓和休士頓顯然在《1850年妥協案》上不可能都對,因為他們各人雖然追求維護聯邦統一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對於這個綜合性的政策措施卻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盧修斯.拉馬爾違背參議院的指示後不肯辭職,他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與約翰.泰勒的風格完全不同,後者認為參議員有義務遵守參議院的指示,既然自己不遵守了,那就該辭職。另一方面,泰勒瞧不起亞當斯,亞當斯則討厭「丹尼爾.韋伯斯特的忌妒性、勃勃野心和腐敗透頂」。共和黨人諾里斯和塔夫特意見有分歧,民主黨人卡爾霍恩和本頓看法也不一致。

美國國會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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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大廈

這些人不都是一面倒的。他們不是一切都對,並非全是保守派或全是自由派。他們有些人代表選民中沉默多數的真正觀點,對抗喋喋不休少數人的大聲疾呼。但是他們大多數不是這樣的代表。有些人實際上是在促進其本州的長遠利益,反對選民短視和狹隘的偏見,另外一些人恰恰相反。他們有些人在一生的事業中表現出率真、慷慨、和善與崇高,符合美國英雄最優秀的傳統作風,但是也有很多人並非如此。諾里斯是一個頑強不屈、奮鬥到底的人;亞當斯是一個自命不凡、令人惱火的傢伙;韋伯斯特從商賈那裡受益;本頓大放厥詞、橫行霸道——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政治英雄就是這樣各有特色。

有些人在堅定地為亙古準則而獻身的過程中展現出勇氣,有些人則在接受妥協、宣導和解或願意以合作取代衝突的過程中顯示出勇氣。儘管各人能力不同,但他們的勇氣肯定同樣地堅毅。但如果每一個身居要職的人處理每一個問題都像做高階數學題一樣,很少顧及黨派的要求和人類的弱點,像約翰.昆西.亞當斯那般,美國的政府系統也無法運轉。

儘管這些勇者有差異,但是大多數具有不少共同點:具有令人驚歎的演講天賦、出色的學術造詣和超越黨派偏見的寬闊胸懷,尤其是對自己的正直誠實和正義的事業具有堅定的信念。

勇敢的意義,像政治動機一樣,常常被人誤解。有的人讚賞勇敢拚搏的激動精彩,卻沒有注意勇敢所產生的影響。有的人欽佩別人或別的時代見義勇為的美德,卻沒有理解這種勇氣對現代具有的潛在作用。也許,為了使關於政治勇氣的記敘更有意義,最好講一講本書未曾言及的面向。

本書不想為「為獨立而獨立」的行為進行辯解,不想證明執意支持一切妥協或過分自豪和倔強地堅持個人信念的正當性。本書也不想表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有對的一方和錯的一方,以及所有參議員,除了傻瓜和無賴外,總會發現對的一方,並且堅持站到對的一方去。

相反,我持有與墨爾本 [1] 首相一樣的感受,當年他被年輕的歷史學家湯瑪斯.麥考利 [2] 的批評所激怒,說過他很想像麥考利表現出來的那樣,對什麼事都很確定。在國會的九年使我懂得了林肯那句話的智慧:「幾乎沒有一件事一無是處或者十全十美。幾乎每一件事,特別是政府的政策,總是利弊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需要我們不斷對利和弊哪個作為主導做出最佳的判斷。」

本書並不想表明,接受政黨的規則約束和承擔黨員責任必然是一件在任何時候都會影響我們決策的壞事;本書也不想表明,一個州或一個地區的利益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被合法考慮權利。相反,每個參議員對自己的政黨、州、小團體、國家和良知都要分別顯示忠誠。在政黨的一些問題上,他對黨的忠誠通常是受控制的。在地區爭端上,他在本地區承擔的責任可能指導他的行動。而最考驗他們的膽量和勇氣的是國家大事,是向他們對黨和地區的忠誠提出質疑的個人良知問題。

與總統、政黨或全國絕大多數人的觀點唱反調是需要勇氣的,但是在我看來,這與參議員藐視掌握著他的前程的憤懣選民所需要的勇氣不能相提並論。正是出於這個理由,我沒有在本書中列入我國最著名的「造反者」——約翰.藍道夫 [3]、賽迪斯.史蒂芬斯 [4] 和羅伯特.拉福萊特 [5] 等人的故事,這些人勇敢正直,但他們知道自己進行的鬥爭會得到國內選民的支持。

最後,本書並不想貶低民主政府和順乎民意的統治。本書列舉選民激烈地、不公平地非議講原則的人士,並不是無可爭辯地說明我們反對選民最大程度地參與選舉過程。本書講述面對公眾的惡言誹謗仍急公好義的那些人的故事,也不是要證明我們在全國性問題上可以一直忽視選民的感情。正如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過的,「民主是最難的一種治理方式,除了一直不斷地嘗試所有其他方式」。我們可以改進民主程序,闡明我們對民主問題的認識,而且會更加尊重始終認為有必要與公眾輿論對立的人,但是我們不可藉由廢除或限制民主來解決立法獨立和責任的問題。

相關書摘▶改變美國歷史的八位參議員,甘迺迪總統親筆記錄了他們的正直與勇氣


註釋

[1] William Lamb Melbourne(1779∼1848年),英國首相(1834年、1835∼1841年),1829年繼承子爵爵位。1830∼1834年任內務大臣。1834年任首相,不久被英王威廉四世撤職。但因保守黨未能在議會中獲得多數席位,他再度組閣。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後,他成為女王的密友和主要政治顧問。1839年在「宮廷內侍問題」的危機中辭職。

[2]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年),英國政治家、散文家、歷史學家。1830年代表威爾特郡進入國會,支持國會改革。在根據1832年法案選出的第一屆國會裡當選為議員。1839年擔任梅爾本內閣的國防大臣。1841年梅爾本內閣倒臺,他出版了《古羅馬之歌》和《批評和歷史文集》。1849到1855年間出版《英國史》四卷,成為輝格黨歷史學派的創始人。

[3] John Randolph(1773∼1833年),美國著名政治領袖。積極支持州權主義,反對中央集權政府。1799年任美國眾議員。1801年任眾院賦稅委員會主席,國會中傑佛遜共和黨領袖。1824∼1825年總統選舉中,他斥責克萊支持亞當斯競選,因而與克萊決鬥,結果均未負傷。1825∼1826年任美國參議員。

[4] Thaddeus Stevens(1792∼1868年),美國南北戰爭後重建時期(1865∼1877年)激進派共和黨人的國會領袖。1833∼1841年任賓夕法尼亞州議員,支持國內改革,反對傑克遜民主黨人和奴隸主。1865年在國會帶頭拒絕接納戰前南部參、眾議員。1868年因詹森總統對南部持寬容態度而提出彈劾總統決議案,任彈劾條款起草委員會主席。自撰墓誌銘闡明他畢生提倡「在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

[5] Robert La Follette(1855∼1925年),美國眾議員、州長和參議員,因他先後揭發州內共和黨黨棍行賄、政府官員貪污舞弊、提出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成為國內進步運動的著名領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正直與勇敢》,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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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譯者:楊宇光

回應時代的挑戰,我們需要正直與勇敢。約翰・甘迺迪總統寫給每個人如何堅持所衷的勇敢之道──在面臨國家變革的當今,一本所有人都需要一讀的經典,看見讓人重新尋回勇氣的群像。

八位改變美國歷史進程的參議員,在面臨選民的輿論壓力、黨內同僚的批評聲浪、敵對政黨的攻擊與鬥爭之中,仍為國家利益而堅持原則,甚至不惜犧牲個人政治前途。他們如何在遠大的眼光中,為了國家與人民挺身而出?他們為什麼選擇做出超越個人及黨派利益的決策,只為堅持自己的信念?什麼樣的人格特質,促使他們在政治生涯中當仁不讓、勇往直前?八位參議員們無畏的政治風範值得後世銘記,他們「在壓力下展現的優雅」對甘迺迪有無比的啟發。

正直與勇敢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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