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放入東亞脈絡、增加台灣本土化篇幅,正是錢穆撰寫《國史大綱》背後的精神價值

將中國放入東亞脈絡、增加台灣本土化篇幅,正是錢穆撰寫《國史大綱》背後的精神價值
Photo Credit: Cartographer Ortelius, Abraham, 1527-1598 @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與錢穆的國家認同雖然不同,但對自己國家歷史的關懷與熱愛是相同的。與錢穆「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的精神一樣,我們必然不會排斥以自己身處的國家為出發點的新史觀。

日前有媒體披露教育部規劃中的「12年國教社會科領域課程綱要草案」。這個草案目前尚未正式公布,但媒體所披露的部分,已經開始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其中又以「歷史」這門科目的更動最具話題。目前從媒體所披露的資訊來看,歷史科可能的更動大概有以下幾點:

  • 歷史課綱將不再清楚畫分台灣史、中國史及世界史,而將分出三個分域,各兩學分。
  • 三個分域分別為「台灣相關分域」「中國與東亞的歷史交會」「台灣與世界」。
  • 台灣分域相對於以往以漢人為主軸的史觀,重點放在台灣近500年脈絡,再分為「多元族群社會的形成」「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及「現代國家的形塑」強調台灣是多元族群社會,原住民族將單獨成項。
  • 中國史將放在東亞歷史脈絡中討論。
  • 世界史更著重台灣與世界互動,並列出「伊斯蘭與世界」的章節。
  • 首創「有問號」的開放性課綱。

從上述幾點來看,今年的課綱調整在正式公佈後應該會引起社會高度的關注與討論。從目前媒體所披露的資訊來看,今年度課綱調整的方向是令人可喜的進步。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這樣的調整應該會引起某些人的反彈。尤其是「重點放在台灣近500年脈絡」與「中國史將放在東亞歷史脈絡中討論」這兩點,在某些人來看應該會覺得非常無法接受。

而今天我們就來聊聊,為什麼將重點放在台灣,以及將中國史放在東亞脈絡等等新課綱的改變,是令人可喜且進步的方向。

而既然要談改變的正當性,自然就要回過頭去看看所謂的「舊課綱」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印象中的歷史舊課綱,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威權時期的教育部「部編本」課本。而部編本的歷史課綱,若是從編目與內容來看,背後主要的精神跟價值來自於錢穆的《國史大綱》。

而《國史大綱》是一本在史學界廣受推崇的著作,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了大學中國通史的必修教材。而這本歷史書寫得好不好呢?持平而論,這本通史是一本相當精彩的史學著作,錢穆以極高的熱情,將畢生所學投注其中。那《國史大綱》既然這麼好,過去部編本的舊課綱又是以這本精彩的著作為基礎,為什麼我們還要改課綱去搞什麼「以台灣為主體」、「把中國史放入東亞脈絡」?

但有趣的是,我認為修改課綱,增加台灣本土化篇幅以及將中國放入東亞脈絡,增加台灣與世界交流相關內容的正當性,正是來自錢穆撰寫《國史大綱》背後的精神價值。

要正式談新課綱的優越前,我們先來看一下錢穆是怎麼談他著述《國史大綱》的精神。在國史大綱的最開頭,錢穆寫了一段「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這四點代表了錢穆希望這本歷史著作能帶給讀者的影響。他希望中國的國民在讀完這本著作後,能對中國本身的歷史具備了解與熱愛,繼而能以實事求是的自信精神,推動中國的發展。

除了上述四點,錢穆在《國史大綱》的〈引論〉中,還有這段話: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象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以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具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為全部歷史所由之推動精神仰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

總和以上六點,我們或許可以將錢穆撰寫《國史大綱》的精神歸納為下面兩大重點:

  1. 幫助國民瞭解自己的國家與文化,進而熱愛自己的國家。
  2. 藉由歷史了解我們國家的優點與缺點的成因,幫助我們找出面對當前困境的解決方法。

在錢穆完成《國史大綱》的1940年,正是中國對日戰爭正烈的時刻。對當時的錢穆而言,中國隨時都有遭到日本亡國的危險。因此他在寫這本書時,主要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激發中國國民的自豪感與愛國情操,將他們團結起來共同面對外敵的進攻。這點從他對先秦諸子的智慧、漢唐盛世的功業,以及中國各種文化、學術發展的介紹中都可以看得出來。特別是錢穆將清朝稱為「狹義的部族政權」,可以看出他的漢人民族主義精神。此外錢穆也詳述了中國歷代王朝的制度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演變,希望讓當時的中國國民,瞭解中國何以會演變成當時的樣貌。

錢穆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國史大綱》的作者錢穆

在另一方面,錢穆也介紹了晚清中國積弱不振的情形,以專章談清末從自強運動一路到民國抗戰的歷史演變。從中探討中國人如何面對西洋文明的挑戰,其中經歷了哪些嘗試,以及成功或失敗的原因與影響。希望從這樣的探討,去激發其他中國人了解當時中國問題的結構性成因,並尋找改革的方法。

而國民黨威權時期的部編本歷史課本,雖然在內容上有所增減,但編排與取材的方式,大致不脫錢穆於《國史大綱》中所樹立的價值與精神。雖然錢穆的價值與精神很偉大,但以《國史大綱》為基礎所建立的部編本傳統課綱,卻是當前我們需要改革的最大問題。

為什麼以錢穆這位偉大史家撰寫的精彩著作《國史大綱》為基礎所安排的歷史教育會成為問題?

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不是活在1940年的中國人,而是活在2017年的台灣人。

錢穆撰寫這本史書所要探討的問題,是1940年代中國要面臨的問題。他在書中預設的對話對象,是跟他同時代的中國人。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陸權帝國,中國人要詳細了解農業社會的文化價值、經濟結構、社會制度是理所當然,沒有任何問題的。這些歷史經驗就算放在研究現代中國社會,也還是有一定的價值。而了解漢、唐這些偉大的陸權帝國興衰的始末,對今日中國思考自身的戰略,也是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但很多人似乎忘記了,我們生活的地方是台灣,不是中國。我們不是一個有什麼偉大傳統的陸權帝國。我們沒有廣袤的陸上疆界需要防守,我們不用面對來自西北中亞民族的壓力(廣義來說,俄羅斯跟中亞支持東土耳其斯坦獨立的勢力,都證明現代中國仍未擺脫這樣的壓力)。我們沒有龐大的農業人口壓力跟貧窮問題需要面對(這是中國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三農問題」仍是當前中國最大的隱憂)。這些在中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的因素,跟我們在台灣的生活沾不上半點關係。

相反的,身在台灣的我們有全然不同的課題需要面對。比起如何維繫漢、唐之類大帝國的繁榮,我們的國民更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如日本、韓國、越南之類的中小型國家在歷史上與東亞大帝國競合的策略。

在舊的歷史課本中,日本「大化革新」出現的原因,只是作為唐朝文明對外輸出政治制度的一個註腳。但在東亞的歷史中,大化革新象徵的是當時日本面臨唐朝勢力東擴的壓力,必須加緊腳步進行「現代化改革」(以當時的標準)來維持自身獨立地位的努力。大化革新發生於西元646年孝德天皇在位時,主要內容是消滅了氏族「蘇我氏」的勢力,將日本由鬆散的「氏族政治」轉化為「中央集權」的改革。

而後在663年,日本與百濟聯軍於白江口被唐、新羅聯軍擊敗。繼任的幾任天皇恐懼唐軍入侵日本,開始了更進一步的改革。例如天武天皇在位時開始發行日本最早的獨立貨幣「富本錢」。持統天皇更以坊市的形式建造了日本第一個都城「藤原京」,而藤原京是依照《周禮》而非參考「長安」的格局,便是出自白江口大戰後日、唐外交斷絕的原因。而某些學說認為日本的統治者開始使用「天皇」的稱號,也是在憂慮唐朝勢力東擴的情況下為了樹立對等政權的地位才開始採用。而這套完整的改革脈絡,在傳統的歷史課本中都不曾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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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arpkazu @ public domain
日本最早的貨幣,富本錢

此外,在傳統課綱中提到「甲午戰爭」,只是作為「列強」或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過程。但這場戰爭發生地的真正主角「李氏朝鮮」,卻在這個脈絡中完全缺席。更不要說課本完全避談當時李氏朝鮮夾在清、日兩國之間爭取獨立地位的努力。《朝鮮的困境》一書中談到當時朝鮮高宗的父親「大院君」認為依靠清朝藩屬關係的保護,能夠藉清朝的影響力來免於列強勢力的侵擾。但在「丙寅洋擾」「辛未洋擾」的過程中,清朝放任法、美進攻朝鮮,最後是靠朝鮮自身的軍力將法、美的入侵擊退。

1873年高宗親政後,在王妃閔氏(明成皇后)的影響下,開始與日本交好。而當時朝鮮所面對的困境,在於日本在《江華條約》中寫明的「自主、平等」地位,只是為了降低清朝對朝鮮影響,增進日本對朝鮮控制的策略。但清朝也希望透過在朝鮮對外國簽訂的條約中加入「朝鮮為清朝屬國」的條款,弱化朝鮮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例如清朝使節馬建忠在《東行初錄》中就提到自己在朝鮮對外締約時:「已乃為代擬照會一稿,寬假以自主之名,實申明其屬邦之實。」

在清朝、日本都不懷好意地試圖以帝國主義手段控制朝鮮的情況下,朝鮮的有識之士紛紛開始圖謀救國。然而由於朝鮮憂國之士的路線之爭,反而成為了清、日兩國干預朝鮮內政的藉口。之後的「壬午事變」「甲申政變」,無論清朝或日本都開始試圖以軍事力量介入。最後「甲午戰爭」的爆發,便是源於兩國都出兵干預朝鮮的「東學黨之亂」,最後在相互要求對方退兵不果的情況下,直接就在他人家中動手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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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労働経済社「映像が語る日韓併合史」 @ public domain
東學黨首領,有「綠豆將軍」之稱的全琫準

若是我們拿錢穆著作《國史大綱》「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具備之參考。」中反映的精神,來思考台灣現今的問題就可以知道。如果我們是1940年代的中國人,傳統課綱這些去脈絡化的歷史片段,對於增進民族自信,或是團結國民對日的抗戰決心都有所助益。

但身為2017年的台灣人,傳統課綱這種去脈絡的片段歷史內容,對我們學習歷史經驗,面對台灣當前險峻的外交困境不只毫無助益。甚至會讓國民錯誤的拿傳統陸權帝國的思維,去思考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的外交策略,反而有害。所以將中國史放入東亞脈絡,甚至是世界脈絡的一環來看待,以台灣今日的客觀條件來說,本來就是一種必然的方向。

此外,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生存發展的關鍵在於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鼓勵多元的創造力,開展商業貿易。跟中國傳統作為內陸帝國,需要將維繫疆域統一、安定社會秩序作為最高原則的發展價值完全南轅北轍。

過去在〈跳脫狹隘的中原史觀,看看閩商、粵商如何影響了英國霸業與荷蘭獨立〉一文中,我曾談到了《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一書描述了月港與菲律賓「帕里安」(Parián)的閩、粵商人,如何在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中,賺走了西班牙帝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影響了全球的歷史。但另一方面,這群以月港為基地的閩粵商人,在明朝基於陸權帝國追求穩定價值所制定的「海禁」下,這些武裝商人在明朝官方眼中其實也是不折不扣的「倭寇」。

在《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書中另一段,作者就談到當時明朝的浙閩提督「朱紈」,因為試圖掃蕩這些非法貿易,最後被月港商人在朝中的共同利益者迫害,憤而自殺的過程。朱紈在死前說:「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以中國傳統的陸權史觀來看,朱紈是剿滅「倭寇」的忠臣,卻被刁民跟奸人陷害致死。但如果站在全球化貿易的海洋史觀來看,朱紈就只是一個冥頑不靈,試圖用渺小的行政權阻擋全球化貿易浪潮而失敗的例子。

而今日台灣要跟全球接軌,發展世界性的商業網絡。我們希望國民具備的是溫馴地接受中央威權規範的價值;還是具有反對威權、獨立自由,冒險向世界爭取財富的價值呢?這樣的價值差異,很明顯就會影響我們對前述如「朱紈」與「倭寇」等歷史人物跟事件的評價。

在過去的舊課綱中,倭寇總是被當成明朝中葉主要外患的負面要素。但以全球化的金融角度來看,倭寇所來的西班牙白銀與日本石見銀山的白銀,可是支撐明、清全國經濟的重要貨幣來源。甚至要沿用傳統的官方說法把這些走私業者全稱為「倭寇」,還是要加以區分稱為「閩、粵商人」或是什麼更精確的說法,這可能也是要重新探討的。所以就算是談中國史,我們自然需要一種與過往傳統中原史觀完全不同的海洋史觀。

進一步談,在我們希望台灣學生更具備全球商業競爭力的今天。比起要學生學習能夠分別「租庸調制」「井田制」,「察舉制」跟「九品官人法」間差異的能力。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讓學生學習諸如威尼斯共和國的「柯立甘薩」(colleganza)股份制度、「慕達」(muda)公共槳帆船制度等稱霸地中海商業的貿易制度。又或是更晚近的遠洋貿易時代,由荷蘭人發明的期貨交易、英國人發明的海上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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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artographer Wit, Frederik de, 1610-1698 @ public domain
荷蘭人筆下的台灣地圖

然而思考課綱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回歸錢穆所說的:「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或許有人會覺得新課綱「重點放在台灣近500年脈絡」是一種狹隘的觀點。500年的歷史很短暫,台灣也不過是一個小地方,聚焦在這樣的時空背景格局太小。但我必須說,這種評價台灣歷史的觀點,就跟當年錢穆所批判的「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者如出一轍。當年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當時一種批判中國歷史的論調進行反擊。這種論調來自於中國當時積弱不振,因此在國際處境間處於劣勢。當時有一群人便認為中國的積弱來自於歷史文化的根本缺陷,因此需要整體揚棄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而在今日的台灣,我們同樣也面臨了險峻的國際形勢。這時台灣內部也同樣出現了一票人,跟著外國人的論調去攻擊台灣的本土文化歷史不夠國際化。又或是批評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造成社會停滯不前云云(諷刺的是,這些攻擊台灣的論調有很多就來自當代中國)。

然而錢穆說得很清楚,沒有對本國歷史文化懷抱敬意的人口中所稱的改革「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由此可見,這種貶斥台灣本土歷史文化意見的「大國格局」,實在不值得一提。

可以說,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的論點,與今日我們支持政府推動「12年國教社會科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歷史科目變革的價值,差異只是在於你的自我認同是1940年代的中國人,還是2017年的台灣人。若你的認同在今日仍是停滯在1940年的中國,沈溺在永無休止的抗日戰爭中,覺得日本人還是你的死敵,那你自然會認同傳統的課綱。但要是你認同的是今日的台灣,嚮往的是全球化開闊的商業遠景,那自然就會支持向東亞以及開闊的世界靠攏的海洋史觀。

陸九淵曾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我們與錢穆的國家認同雖然不同,但對自己國家歷史的關懷與熱愛是相同的。錢穆終其一生的認同都是中國人,而《國史大綱》便是他站在中國史觀的心血結晶。而當我們認同的是當前的台灣,站在跟錢穆「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一樣的精神,我們自然也會認同鄭南榕說的:「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也必然不會排斥以自己身處的國家為出發點的新史觀。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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