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放入東亞脈絡、增加台灣本土化篇幅，正是錢穆撰寫《國史大綱》背後的精神價值

而後在663年，日本與百濟聯軍於白江口被唐、新羅聯軍擊敗。繼任的幾任天皇恐懼唐軍入侵日本，開始了更進一步的改革。例如天武天皇在位時開始發行日本最早的獨立貨幣「富本錢」。持統天皇更以坊市的形式建造了日本第一個都城「藤原京」，而藤原京是依照《周禮》而非參考「長安」的格局，便是出自白江口大戰後日、唐外交斷絕的原因。而某些學說認為日本的統治者開始使用「天皇」的稱號，也是在憂慮唐朝勢力東擴的情況下為了樹立對等政權的地位才開始採用。而這套完整的改革脈絡，在傳統的歷史課本中都不曾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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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傳統課綱中提到「甲午戰爭」，只是作為「列強」或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過程。但這場戰爭發生地的真正主角「李氏朝鮮」，卻在這個脈絡中完全缺席。更不要說課本完全避談當時李氏朝鮮夾在清、日兩國之間爭取獨立地位的努力。《朝鮮的困境》一書中談到當時朝鮮高宗的父親「大院君」認為依靠清朝藩屬關係的保護，能夠藉清朝的影響力來免於列強勢力的侵擾。但在「丙寅洋擾」「辛未洋擾」的過程中，清朝放任法、美進攻朝鮮，最後是靠朝鮮自身的軍力將法、美的入侵擊退。

1873年高宗親政後，在王妃閔氏（明成皇后）的影響下，開始與日本交好。而當時朝鮮所面對的困境，在於日本在《江華條約》中寫明的「自主、平等」地位，只是為了降低清朝對朝鮮影響，增進日本對朝鮮控制的策略。但清朝也希望透過在朝鮮對外國簽訂的條約中加入「朝鮮為清朝屬國」的條款，弱化朝鮮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例如清朝使節馬建忠在《東行初錄》中就提到自己在朝鮮對外締約時：「已乃為代擬照會一稿，寬假以自主之名，實申明其屬邦之實。」

在清朝、日本都不懷好意地試圖以帝國主義手段控制朝鮮的情況下，朝鮮的有識之士紛紛開始圖謀救國。然而由於朝鮮憂國之士的路線之爭，反而成為了清、日兩國干預朝鮮內政的藉口。之後的「壬午事變」「甲申政變」，無論清朝或日本都開始試圖以軍事力量介入。最後「甲午戰爭」的爆發，便是源於兩國都出兵干預朝鮮的「東學黨之亂」，最後在相互要求對方退兵不果的情況下，直接就在他人家中動手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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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我們拿錢穆著作《國史大綱》「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具備之參考。」中反映的精神，來思考台灣現今的問題就可以知道。如果我們是1940年代的中國人，傳統課綱這些去脈絡化的歷史片段，對於增進民族自信，或是團結國民對日的抗戰決心都有所助益。

但身為2017年的台灣人，傳統課綱這種去脈絡的片段歷史內容，對我們學習歷史經驗，面對台灣當前險峻的外交困境不只毫無助益。甚至會讓國民錯誤的拿傳統陸權帝國的思維，去思考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的外交策略，反而有害。所以將中國史放入東亞脈絡，甚至是世界脈絡的一環來看待，以台灣今日的客觀條件來說，本來就是一種必然的方向。

此外，台灣作為海洋國家，生存發展的關鍵在於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鼓勵多元的創造力，開展商業貿易。跟中國傳統作為內陸帝國，需要將維繫疆域統一、安定社會秩序作為最高原則的發展價值完全南轅北轍。

過去在〈跳脫狹隘的中原史觀，看看閩商、粵商如何影響了英國霸業與荷蘭獨立〉一文中，我曾談到了《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一書描述了月港與菲律賓「帕里安」（Parián）的閩、粵商人，如何在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中，賺走了西班牙帝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影響了全球的歷史。但另一方面，這群以月港為基地的閩粵商人，在明朝基於陸權帝國追求穩定價值所制定的「海禁」下，這些武裝商人在明朝官方眼中其實也是不折不扣的「倭寇」。

在《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書中另一段，作者就談到當時明朝的浙閩提督「朱紈」，因為試圖掃蕩這些非法貿易，最後被月港商人在朝中的共同利益者迫害，憤而自殺的過程。朱紈在死前說：「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以中國傳統的陸權史觀來看，朱紈是剿滅「倭寇」的忠臣，卻被刁民跟奸人陷害致死。但如果站在全球化貿易的海洋史觀來看，朱紈就只是一個冥頑不靈，試圖用渺小的行政權阻擋全球化貿易浪潮而失敗的例子。

而今日台灣要跟全球接軌，發展世界性的商業網絡。我們希望國民具備的是溫馴地接受中央威權規範的價值；還是具有反對威權、獨立自由，冒險向世界爭取財富的價值呢？這樣的價值差異，很明顯就會影響我們對前述如「朱紈」與「倭寇」等歷史人物跟事件的評價。

在過去的舊課綱中，倭寇總是被當成明朝中葉主要外患的負面要素。但以全球化的金融角度來看，倭寇所來的西班牙白銀與日本石見銀山的白銀，可是支撐明、清全國經濟的重要貨幣來源。甚至要沿用傳統的官方說法把這些走私業者全稱為「倭寇」，還是要加以區分稱為「閩、粵商人」或是什麼更精確的說法，這可能也是要重新探討的。所以就算是談中國史，我們自然需要一種與過往傳統中原史觀完全不同的海洋史觀。

進一步談，在我們希望台灣學生更具備全球商業競爭力的今天。比起要學生學習能夠分別「租庸調制」「井田制」，「察舉制」跟「九品官人法」間差異的能力。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讓學生學習諸如威尼斯共和國的「柯立甘薩」（colleganza）股份制度、「慕達」（muda）公共槳帆船制度等稱霸地中海商業的貿易制度。又或是更晚近的遠洋貿易時代，由荷蘭人發明的期貨交易、英國人發明的海上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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