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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新加坡人應該不會對這種形容國家為「Big Brother」的政治語言感到陌生。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其實不難感受到新加坡人對「Big Brother」的政治警覺。
近期李氏家族圍繞李光耀故居處置方式的內訌，會對新加坡政治造成甚麼影響，其實很值得觀察。這場風波的政治影響，可從兩個層面討論：第一，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弟妹在公開信中，指控國家監控與壓迫，這會否引起新加坡國民的共鳴、國民是否因而對過往新加坡的政治氛圍有更多的思索？第二，這場爭議的公私屬性糾纏不清，是否因而影響李光耀作為國家圖騰的意義，引發更多新加坡國民思考李光耀乃至李氏家族與國家的關係？如會，這會如何影響新加坡人對國家未來政治秩序的想像，乃至他們對「後李光耀時代」的理解？
在李顯龍弟妹的公開信中，其中一段這樣寫道：
"We feel big brother omnipresent. （我們覺得大哥無所不在）We fear the use of the organs of state against us and Hsien Yang's wife, Suet Fern. The situation is such that Hsien Yang feels compelled to leave Singapore".
不少新加坡人應該不會對這種形容國家為「Big Brother」的政治語言感到陌生。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其實不難感受到新加坡人對「Big Brother」的政治警覺。記得有次在新加坡私人屋范走廊，與新加坡朋友談起新加坡政治，那位朋友開初說得興起，但突然因怕被鄰居聽到而止住。這種政治窒息感，至今仍然記得。
公開信發表後，這段提及「Big Brother」的文句所以會被不少媒體引載，大概是因為這種政治語言出自原屬形塑過往新加坡政治氛圍的體制內精英之口，著實吸引了不少人目光。事實上，在李氏家族風波浮現之前的5月，民間剛出版新著，討論國家作為「Big Brother」的問題、以及限制國家權力使用的必要。
這本新著的書名是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所謂「馬克思陰謀」（Marxist Conspiracy），是指在1987年5到6月，有22位社會人士被指「圖謀以共產黨統戰策略，推翻既有國家體制，建立馬克思主義國家」。這22人當中，有教會、劇場與社會工作者。當局引用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拘留他們。不少被拘留者通過電視公開承認指控，但後來其中9人發表聯合聲明，指在電視承認指控，是在被迫的情況下進行，且曾被拷打。被拘留者曾被釋放，但很快又被重新拘留，有些人被拘留長至三年。
「馬克思陰謀」至今仍是懸案。這22位被拘留者至今不曾被檢控或公開審訊。早在1987年，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便曾派員到新加坡了解事件，且曾發表報告指「馬克思陰謀」的說法缺乏證據。新加坡體制內的精英，對「馬克思陰謀」官方處理手法，看法其實也有分歧。例如在2001年，現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有朋友捲入「馬克思陰謀」事件的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曾說按他的認知，涉案的不少人是社會運動份子，但並沒有推翻政府的意圖。2009年，前總理吳作棟表示，1992年曾有政府高官因不滿當局對「馬克思陰謀」的處理手法而離開內閣。
今年5月25日，新加坡網上媒體Ｍothership.sg，亦有文章Why Singaporeans need to discuss 1987’s Marxist Conspiracy，解釋為何社會仍需討論「馬克思陰謀」事件，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限制國家權力與良好管治有關，文章這樣寫道：” Justice,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parency are bedrocks of Singapore society. In Operation Spectrum, the worry is that all three were suspended. Failure to address that sets a dangerous precedent for future governments.”可以說「馬克思陰謀」事件，充份反映新加坡國家作為big brother是怎樣的一回事。
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一書由30多位作者寫成，作者群之中包括當年被拘留者。新書會是在新加坡靠眾籌成立的獨立戲院Projector，戲院曾放映紀錄片《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新書會當天，也有放映這套紀錄片。新書會中，當年被拘留者倡議廢除內部安全法，以及讓政治流亡者回國。至6月初，有一群年輕社會活動份子矇著眼，手拿新書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乘搭地鐵，以抗議當局當年的處理手法。新加坡警方隨即表示會調查這次抗議活動。
「馬克思陰謀」事件當然不是唯一顯現新加坡國家之於民間力量的案例。新加坡著名民間網媒The Online Citizen創辦人之一Andrew Loh便在日前提起在1990年代，新加坡反對陣營政治人物鄧亮洪如何受到國家機器的政治壓力，最後他先流亡到香港，然後到澳洲尋求政治庇護。
2016年，當國會在審議旨在加強國家法律詮釋權、客觀效果會縮窄社會言論空間的《司法維護法案》之時，李顯龍之妹李瑋玲（Lee Wei Ling）曾公開批評草案是「一次讓輿論緘默的企圖」，同時批評李顯龍政府趨向濫權、在網上發言指「或許，新加坡人已習慣了一個威權政府，直到不久前，這個政府一直是為了他們的幸福而行動的」。今次李顯龍弟妹在公開信中抨擊國家機器「無處不在」的壓迫，難免會更加令人聯想，他們對上述「馬克思陰謀」與鄧亮洪遭遇等政治事件、乃至新加坡政府過往一貫管治作風有何看法──畢竟，這種對國家政治手腕的批判出自體制內精英之口，不無份量。
這次風波也不免會對李光耀作為國家圖騰、甚至作為「國魂」核心構成部份造成一定影響。李光耀去世前後，新加坡不斷出版李光耀的訪問集、相片集、演講文稿等，自然是為加強李光耀作為國家圖騰的象徵意義。在今次風波中，同樣可以見到這種「李光耀－國家」互為一體的精神意識──例如李顯龍弟妹在facebook發表公開信，是以「What has happened to Lee Kuan Yew’s Values？」問句為圖；又例如，2016年9月在網上小型民調中得到超過八成人支持、成為部份新加坡人眼中理想總理接班人的尚達曼，日前在Facebook發表力挽回民眾對政府信心的文章中，也以這場風波「無損李光耀及其團隊建立的管治系統」的一類理由游說大眾。原文這樣寫道：
「So have confidence, no matter today’s sad dispute. We have a system of governance that Lee Kuan Yew and his team built, and it isn’t going away. You can count on PM Lee Hsien Loong and all of us in his team for that. You can count on the fourth generation leaders to keep to a system that upholds the laws of the land, prioritises the common good and looks to the long term.」
不過，這場圍繞李光耀生前對故居處置方式意願的政治風波屬私人還是公共議題，官方一直有不同說法。公開信發表後不久，李顯龍Facebook回應的首句，便是對弟妹公開議論「私人家事」表示失望。期後前總理吳作棟在Facebook撰文，指「新加坡不會被李氏家族內部瑣碎的紛爭拖累」，部份原文這樣說："We are bigger than our troubles, stronger than our differences. Whatever damage Singapore may suffer, willfully inflicted or otherwise, I know Singaporeans will not lay meek. We will not be dragged down by a family's petty disputes," 但是官方之後的說法，卻又表明李氏家族內部的紛爭，不只是「瑣碎的紛爭」──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公開表示，現今政府有權決定李光耀故居命運，這與公開信強調李光耀生前希望去世後拆除故居的講法存有張力。
公開信的一大指控，是總理李顯龍有以權謀私之嫌──他希望運用公權力，以抵抗李光耀拆除故居的意願。公開信中描述了這樣一個細節：2011年，在總理李顯龍的堅持下，李光耀與內閣會面，商討其故居的未來去向。事後據說李光耀告訴女兒他感到「憤怒與沮喪」，認為不應「聽從李顯龍的意見與內閣會面」；公開信解釋說，這是因為李光耀為李顯龍「違背自己意願而感到痛苦」。
對於李光耀的意願，李顯龍的反駁是，在李光耀最後一份遺囑之前，已有六份遺囑，且李光耀曾指示移除遺囑中的關於故居的「拆除條款」，但這條被移除的條款，在最後一份遺囑重新出現，因此李顯龍公開疑問：Did Mr Lee give specific instructions to re-insert the Demolition Clause in the Last Will, and if so, to whom?。新加坡《聯合早報》隨即以〈李總理指李光耀遺囑最終版本 在「極度令人不安的情況下」擬定〉為題報導。
（李顯龍聲明影片）
某程度上，這場風波令人感到李光耀作為國家圖騰背後，不乏人工建構痕跡與角力。李瑋玲其實並非首次公開批評兄長利用李光耀圖騰服務個人政治議程──2016年4月，李瑋玲便曾指責兄長領導的新加坡政府，「借紀念她的父親李光耀來謀求自己的政治資本」，用她的話語，是新加坡當局「拿我父親造神」。
這對解構李光耀圖騰的潛藏影響與意義，似乎已經蓋過新加坡應否保留李光耀故居的議題。如果如官方所述，國家與李光耀有著緊密關連，那為何在李光耀故居去留問題上，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如果如李瑋玲所言，不應「拿其父造神」，那麼新加坡應如何紀念李光耀？「李光耀」與「國家」應保持何種關係？
事實上，民間已然浮現對「後李光耀時代」的思索。於2016年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會，在「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故事與歷史」環節中，便有學者提問：李光耀回憶錄以「新加坡故事」為題，那是否代表李光耀的國家歷史敘事，就等如國家歷史的全部呢？2014年有新加坡學者參與組建網站Living with Myths、思考官方的國家論述。網站如此介紹：
＂The Myths project is not about myth-busting. Not all the myths are false or bad. For many traditional societies, myths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identity and harmony. Are myths different in a nation? Yes, because a nation comprises not only the elites, but also the people.＂
就在6月初，Living with Myths結集成書、以"Living with Myths in Singapore"為書名出版、並舉行了新書會。
從這兩個層面看，這次李氏家族風波，也許是「後李光耀時代」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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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審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