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日本社會的「劣等民族」:飽受各種歧視的愛努人、部落民與朝鮮移民

百年前日本社會的「劣等民族」:飽受各種歧視的愛努人、部落民與朝鮮移民
愛努人,1904年攝於日本東京|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Wiki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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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紀之初,一些部落民成員開始組織自我改良的社團,鼓勵部落民接受教育,移風易俗,以便能夠融入主流社會。當這些努力收效甚微時,一些忍無可忍的部落民成員開始採取更加激進的措施。

文:詹姆斯・麥克萊(James L. McClain)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日本的少數民族和異教徒也要求更多的社會和經濟公平。在德川時代,愛努人經常遭受那些大名領主和幕府官員的壓迫;近代以來,他們繼續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儘管明治政府已經賦予了他們日本國民的資格,但政府在官方統計中將他們列為「前土著居民」的做法,還是使他們的文化與日本的主流文化顯得格格不入。此外,隨後開展的同化運動並沒有取得什麼成效,僅僅剝奪了他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土地,將他們隔離在孤立的小村落和城市貧民窟裡。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隨著日本逐漸顯示出其殖民力量,種族身份的觀念與大和民族的優越感開始形成,對這一點那些來自朝鮮和台灣的移民深有感觸,而這也強化了對愛努人扭曲的看法。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不把愛努人看作一個有著自己獨特文化風俗的少數民族,而是將其視為與世隔絕的劣等種族。一九一二年,在東京大學主講殖民政策的新渡戶稻造教授將那種觀點表達得很清楚。他寫道:「愛努人是一個與拉普人有著很近關係的種族,還沒有從石器時代進化出來,並且除了掌握一些原始的園藝之外,沒有什麼文明可言。」與此類似,其他一些學者和政府官員也將愛努人形容為全身長毛的未開化的野人部落,是一個不能融入現代文明的即將滅亡的種族。

由於缺乏教育,為貧困所困擾並且居住在與外界隔絕的分散小村落和城市貧民窟裡,愛努人並沒有什麼手段可以改變人們對他們所持有的態度,也沒有能力反對政府的現行政策。有鑑於此,在大正時代,一些重要的愛努人發言人開始尋求融入日本的主流社會。一九三○年,他們成立了「愛努人會」,那是一個受到北海道社會事務部門監管的組織。此後,他們開始遊說一些國會議員,以通過一些保障他們福利和公平待遇的立法。愛努人的其他一些成員則開始保存一些過去的民間故事和英雄神話,以一種看似消極的做法,努力抵抗對他們文明的同化,扭轉本民族傳統的日漸式微。

一九一五年,一位人類學家記錄下了一條據說是「長久被人遺忘」的傳說,說的是愛努人進攻古代日本的首都,並且綁架了一名貴族少女。在一九二二年去世之前,十九歲的知里幸惠編纂並出版了一套民間口頭流傳的故事集,包括現在著名的《貓頭鷹神之歌》。這個故事說的是一個男孩「曾經富有但現在很窮」,但是他的高貴氣質得到了貓頭鷹神的青睞,神靈看出了這個男孩衣衫襤褸的外表下的真實身份,幫助他恢復了自己原來的地位,淩駕於「那些過去很窮但現在富裕的人們」之上。


大正時代,日本一些被社會所排斥的群體也發起了一系列反對歧視的運動。四十年前,即一八七一年,明治政府廢除了一些侮辱性的詞彙,如「穢多」和「非人」,並頒佈法令,規定「從今往後,必須在就業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對屬於這些階層的人民一視同仁」。然而,這一解放敕令卻具有正反兩方面的雙重作用。儘管從理論上說,這條法令廢除了在居住和婚姻方面的一系列限制,但同時也正式消除了屠宰業和皮革製造業的壟斷,因而損害到許多「部落民」的生計。這些被社會排斥的群體喜歡稱呼自己為「部落民」。

日本的「部落民」有八十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他們的社會地位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由於害怕這些所謂的賤民會給自己的社區帶來「污染」,許多普通國民反對政府的法令,甚至攻擊這些部落民所居住的社區。在一八七三年五月一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有二十九名部落民死傷,他們的三百座房屋被毀。在明治時代,這些部落民很少能在工廠裡找到活幹,除非他們向雇主隱瞞自己的身份。學校的老師也將部落民的孩子安排在班級座位的最後幾排,並且當學生在操場上玩耍時,也將他們分開,以防止部落民的孩子和普通孩子有身體接觸。公共浴室和理髮店也拒絕接待他們。直到一九○二年,廣島的一位地方法官還支持一位非部落民婦女與她的部落民丈夫離婚,理由是他來自一個「劣等種族」。

在新世紀之初,一些部落民成員開始組織自我改良的社團,鼓勵部落民接受教育,移風易俗,以便能夠融入主流社會。當這些努力收效甚微時,一些忍無可忍的部落民成員開始採取更加激進的措施。這些年輕的激進分子認識到,主流社會永遠不會給予他們實現理想和抱負的機會。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匯聚京都,成立了水準社,發誓要通過自己的奮鬥實現徹底的解放。水準社在全國成立了二百個分社,發起了一場「部落民解放運動」,要求任何歧視部落民的人做出公開道歉。這些舉措確實收到了不少成效:在大阪府,一些地主開始向部落民出租田地和房屋;在廣島縣,公共浴室也向部落民敞開了大門。

水準社所取得的這些不大不小的勝利,並沒能使所有部落民成員感到滿意。他們相信,只有整個工人階級實現了解放,他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一九二一年,一位新人會的活躍分子(一九二二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在《解放》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號召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並鼓勵部落民與其他工人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受害者聯合起來。由於水準社沒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果令人感到失望,這篇文章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越來越多的部落民成員開始與一些工人組織和農民組織聯合起來,有些還加入了無產階級的政黨。


同樣生活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邊緣的是那些來自朝鮮的移民。從法律上講,日本對朝鮮的吞併使得朝鮮人民自動獲得了日本國民的資格,因此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數以千計的朝鮮人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和就業機會而移居日本。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越來越多的來自朝鮮南部農村的窮苦男青年湧入日本尋求就業機會,因為像東方拓殖會社這樣的日資農業墾殖公司奪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使他們全家淪為佃農。在日本待了一段時間後,許多人最終有了回國的念頭,但仍有相當多的朝鮮人留了下來,使得在日本的朝鮮人數量由合併之初的一千餘人上升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的三十餘萬人。

除了為數不過數千的學生以及一小部分餐館老闆和店主之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裡,絕大部分朝鮮移民從事的都是礦工、建築工以及低級企業裡的非熟練勞工等職業。由於沒有什麼資金可供他們創業,許多朝鮮人無奈地接受了貧苦不堪的事實,他們的薪水通常要比從事同種工作的日本工人低得多。更為糟糕的是,這些移民勞工經常要忍受各種無端的指責,說他們從日本國民手中「偷」走了工作崗位,說他們接受低薪水的工作從而壓低了工資水準。因此,在日本的朝鮮移民發現他們往往成為社會歧視的犧牲品。報紙上經常把他們說成是沒出息的具有犯罪傾向的人。很少有房東願意把房子租給他們。

一項政府研究報告也認為:「在社會習俗上,朝鮮人和日本人基本上是兩種不同的人,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極度骯髒無序,他們遭到居住在附近的日本國民所唾棄是理所當然的。朝鮮人往往心胸狹窄,疑心病很重,並且嫉妒心很強,也容易誤會別人。此外,在日本國民中有一種將他們看成劣等民族的趨勢。」

面對持續升溫的敵對情緒和社會歧視,朝鮮移民逐漸遷居到了諸如東京、橫濱、名古屋、神戶和福岡等一些工業中心城市附近的貧民窟裡。最大的朝鮮人居住區位於大阪。一九三○年時,這個城市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外來移民,這些移民的居住條件和那些部落民相差無幾。面對惡劣的生活環境,這些貧民窟的居民採取了一系列不同的應對手段,一些人通過犯罪來發洩對日本人的不滿。這並不是這些移民忍無可忍的反常回應,因為幾乎在任何地方他們都受到了主流民族的歧視。其他朝鮮移民則開始選擇一些政治性的鬥爭,例如在大杉榮的幫助下,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群朝鮮學生成立了黑浪社,以開展政治革命,爭取最終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性別和國籍差別的平等社會。與此類似,還有一些朝鮮人開始成立勞工組織,其中有一些通過了激進的綱領。朝鮮勞工大阪聯合會的創立者發誓,要「保衛階級鬥爭的勝利果實」,並且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一些溫和派的朝鮮移民領袖擔心,政治性對抗和工人運動只會招致日本當局的敵對政策。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他們成立了「相愛會」,以改善移民社區的形象和增進朝鮮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友誼。相愛會是一個調和性組織,它將殖民主義當作無法回避的事實,譴責激進行動是自取滅亡的做法。在東京和其他大城市建立了分支機搆之後,相愛會開始發揮互助社的功能,以幫助朝鮮勞工尋求工作機會,並幫助他們解決勞資糾紛,還為失業者提供食物和住處,並為他們治療疾病。相愛會得到了在日本的朝鮮移民的熱情支持。到大正時代末期,它的在冊會員數已經將近十萬人。


紛紛成立的各種新的宗教組織,為某些日本社會的失意者提供了庇護所。一九二四年日本政府的官方統計,將九十八個團體歸類為「新出現的宗教」。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這個數目翻了四番,同時,新的教徒數量也達到了幾百萬人。與德川時代後期成立的新宗教組織一樣,二十世紀的群眾宗教運動往往都鼓吹他們的教宗擁有神授的神奇力量,可以幫助那些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失意的人戰勝生活中的苦難,並最終建立一個充滿希望的烏托邦社會,因此對他們的吸引力很大。

在這些新的宗教組織中,最突出的要算是大本教。它是由一名老年寡居農婦建立的,她幾乎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和許多其他在新千年成立的新教派的建立者一樣,這位老年農婦過著一種極端貧困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生存在「地獄之火烘烤的大鍋裡」。一八九二年,六十五歲的她突然進入了一種神奇的幻覺狀態,在清醒後宣稱她的身體已經具有某種強大的神秘力量,因此可以治癒他人的苦痛,對各種問題,從一般的婚姻障礙到生存危機,都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大本教的大發展是在一八九八年,當時,農婦遇到了一個年輕人,他能夠有效地對農婦的宗教想法進行創造性的解釋。後來,年輕人娶了農婦的女兒,成為該教的領袖。他具有引人注目的堅強個性,經常身著那種日本婦女才穿的明亮和服去為他的教徒們祈福,並常常騎在一匹白馬上檢閱教徒們的公開遊行,而這往往是日本天皇在檢閱帝國軍隊時的慣常姿態。

在位於京都的巨大朝聖中心外面,大本教的教宗譴責日本社會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抨擊資本家和地主給普通民眾帶來的痛苦。他還創立了一套嚴謹的「末世論」,預言所有罪惡將會受到懲罰,社會財富將會重新分配。他的預言在日本的女工、非熟練勞工、小店主和小商販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這些人往往迫切需要關於新世界的精神寄託,以幫助他們減輕工業化和城市生活所帶來的苦痛。根據官方統計,在大正時代末期,大本教已經擁有大約四十萬名教徒,而據該教派自己宣稱,則達到了差不多三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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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日本史:1600~2000 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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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麥克萊(James L. McClain)
譯者:王翔

本書全面敘述了從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將軍直到當今時代的400餘年日本歷史,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熔為一爐。美國的《圖書館學刊》評論說:「這份全覽式的研究是個了不起的成果,實際上敘述了日本從十七世紀迄今現代史的每一個層面,勝過其它同範疇的所有作品。」《出版者週刊》則稱讚道:「這本書不單是描述日本在二十世紀成為先進國家的方法,其中還為天皇的詔書、松尾芭蕉的詩歌以及勞工領袖的訴求留有空間。」

作為一部大跨度的歷史著作,《日本史》顯示出了深厚的歷史意識與理性精神。在對待歷史的態度上,不是將歷史作為可以任意揉捏的泥巴,而是將其作為史實、文化、道德以及人性的存在過程與載體,從而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歷史感。本書以時間架構縱向的軸線,配以空間的橫向流動,使厚重的歷史感和歷史情懷盡情呈現在讀者面前。在這時空交織的歷史場景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由客觀史實的詩性描寫所帶來的強烈的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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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