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復辟政權 vs. 台北流亡政權：鄧小平在台灣問題上至少犯了三個致命錯誤

文：劉仲敬

列寧黨在中國的復辟

毛澤東的綁架策略暫時保護了自己身後的歷史地位，卻保護不了自己的家人和追隨者。尼克森衝擊波奪走了他在阿爾巴尼亞和第三世界的最後幾個支持者，江青和波爾布特的垮台結束了毛主義對列寧主義的挑戰。列寧主義復辟政權在鄧小平身上找到了第二個劉少奇，在陳雲身上找到了第二個周恩來。劉少奇和鄧小平是蘇聯模式的幹部黨領袖和意識形態政策制定者，周恩來和陳雲是行政事務和經濟政策的負責人。「撥亂反正」意味著列寧黨試圖恢復幹部黨的嚴格管理和計劃經濟的勞動紀律，但毛澤東已經提前堵死了重返蘇聯乳房的道路。蘇聯輸出革命的主戰場已經移到印度支那和阿富汗，沒有餘力資助其他地方。印度支那和阿富汗佔據了曾經屬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的生態位，容不下回頭的浪子。復辟政權除了迎合美國的保護和資助以外，已經無路可走。

一九七二年外交革命產生了高度現實政治的內亞防疫計畫，將安卡拉、德黑蘭和北京連成一線，阻止莫斯科重演列寧的側翼包圍戰略。東亞土耳其的任務只能是保護美日大後方，相應地贏得替代蘇聯的乳汁。

「撥亂反正」最終演變為改革開放，事後的追認掩蔽了事先的設計。鄧小平不在乎經濟，所以允許民間自行試驗；在乎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因此絕不允許違背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八○年代的政治僵化源於他的蓄意收割，經濟發展源於他的無所作為。他主持的治理整頓沒有什麼成就，為邊緣地帶的冒險家提供了各顯神通的機會，反而產生了他「設計改革開放」的神話。實際上，他最初的方針是治理整頓，也就是說恢復計劃經濟的勞動紀律，肅清毛派造成的渙散和混亂。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成效卻小得可憐。

民間力量像野草一樣生長，在經濟、文化、政治各方面都產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成就。他只能區別對待，准許或禁絕。農民的擅自行動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準，他予以追認。知識分子的擅自行動引進了危險的西方思想，他堅決清理精神污染。學生的擅自行動挑戰了列寧黨的政治壟斷地位，他決心斬盡殺絕。這三方面的活動，在八○年代初期都是引人注目的實驗。實驗的結果如何，在開始並不是一目了然的。鄧小平的歷史作用與其說是改革的總設計師，不如說是改革的總把關員。

台灣戰略地位的下降

華盛頓－東京－北京非正式聯盟牽制莫斯科－河內聯盟，發揮了舊金山體系編外保安的作用，降低了世界警察維持遠東秩序的成本。莫斯科遭到了實實在在的圍堵，北京只得到了登堂入室的幻覺。復辟政權暫時得到安全，卻始終沒有得到合法性。從板門店到金門的冷戰邊界只能淡化，無法抹去。北京鑑於自身地位的脆弱性，決定滿足於自己能夠得到的東西，共同抵抗蘇聯擴張的大局。

國會堅持美國法律高於外交政策的原則，通過了《台灣關係法》，目的在於防範未來的尼克森，在羅馬義務面前保護美國的憲法自由。遠東的合縱連橫在國會政治的百年大計當中，只能構成微不足道的周邊因數。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對美國國務卿范錫說：「美國政府與國會制定什麼法律是美國的內政，中國不予干涉。」三月中旬以後，北京才發現《台灣關係法》繼承了《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核心內容：安全和軍售。

此後的談判重複了一九七二年交易的格局，停留在「坦率交換意見」層面，擱置沒有共識的項目，經營利害一致的項目。只要蘇聯的威脅尚未解除，求同存異的原則就能解決問題。南越和台灣是一九七二年交易的主要受害者——美國過去以台灣和南越為亞洲反蘇的前線國家，一九七二年後以中國為亞洲反蘇的前線國家。台灣和越南的戰略地位自然相應地下降，體現為美台斷交和美軍撤出南越。北京從西貢的陷落得到安慰，以為台灣早晚會重複南越的命運。

一九八二年，廖承志致蔣經國書宣稱：「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其亂。願弟慎思。」「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識之士，慮已及此。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

蔣經國作為資深的聯共（布）黨員和情報工作者，完全懂得怎樣翻譯統戰語言。北京實際上在說：「無論你如何偽裝，國民黨都不是美國秩序的合格成員。大中華主義並不比泛亞主義更符合威爾遜主義，新三民主義跟列寧主義都不符合美國憲制。美國人可以出於權宜之計保護你們，但早晚會培植更加接近這兩種標準的本土派取代你們。你們為什麼不在為時太晚以前，恢復自己的本來面目呢？半列寧主義的政黨離不開列寧主義的保護，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大中華主義是你們的優勢和我們的白手套，所以你們不用擔心失去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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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流亡政權的本土化

國民黨習慣將特務工作交給黨內左派，以及真實或偽裝的前共產黨人。蔣經國深厚的蘇聯背景使他特別適合駕馭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產黨人對五○年代的白色恐怖負有最大的責任，老派軍人或體面的資產階級人士遠不如他們擅長斬草除根。他們一方面消滅了本土士紳，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階級鬥爭工作；另一方面又消滅了自己在島內的同志和晚輩，實質上完成了對岸同黨的自相殘殺工作。他們在前一方面的徹底性不及對岸，結果導致台灣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義復辟；在後一方面的徹底性大於對岸，結果導致台灣技術官僚提前以建設名義搶班奪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