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取代著「全球反恐戰爭」,成為世界政治史的新主軸(上)

地緣政治,取代著「全球反恐戰爭」,成為世界政治史的新主軸(上)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華府的角度來看,「伊拉克戰役」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延長,目標相當多樣,其中最重要的是勒索沙烏地阿拉伯、使伊拉克變成美國的軍事跳板,以及向穆斯林世界展示美國的權力與意志力。

文:張錫模

中東的政治理論

長期以來,圍繞著人們對中東.伊斯蘭世界命運的爭論,存在著一種共識,兩派理論。共識是,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命運,至少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是由外部各種強權與內部各種勢力複雜互動、盤根交錯而成。其中,主要的外部強權包括大英帝國、法國、俄羅斯.蘇聯,以及美國,而主要的內部勢力,則包括政府、統治者、部族領袖、宗派領袖,以及軍閥。

一方面,在介入中東.伊斯蘭世界事務的過程中,外部強權經常利用在地勢力自有的各種斷層線、分歧與利益對立,操作「分而治之」的策略,漁翁得利。另一方面,在外部強權介入的過程中,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各種內部勢力,根據自身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定位與利益評估,透過聯盟、順服、兩面做人、叛服無常、敵對等全方位手法,謀求操作外部強權的行為與外部諸強權之間的利害對立,藉以獲取本身在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最大利益。簡言之,外部強權在操作與運用在地勢力,在地勢力也在操作與運用外部勢力。

在比較的觀點上,外部強權介入世界上某一區域的現象,並非中東.伊斯蘭世界獨有。這是全球性的現象。但是,中東.伊斯蘭世界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外部強權介入的強度、滲透度及影響的深遠度,遠超於其他被介入的區域,致使中東.伊斯蘭世界被認為是「今日世界最被滲透的國際關係次系統」。

然而,在上述的共識之外,關於究竟是外部力量決定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命運,還是內部力量握有真正的關鍵,卻出現巨大的分歧與爭論。前一種見解,姑且稱為「外因論」,一直是中東.伊斯蘭世界穆斯林之間佔據主流地位,他們認為外部強權握有對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生殺予奪大權,是外部強權,而非內部勢力,才是中東.伊斯蘭世界命運的真正決定性力量。與此相對,另外一派,姑且稱為「內因論」,則主張,儘管各種學術著作經常將中東.伊斯蘭世界描繪「彷彿是漂流在國際關係之海的浮木,命運由他人決定」,但仔細考察外部強權與內部各勢力之間的互動及其關係演變,不難發現,真正的景觀是,「區域內各種勢力對外部強權的操縱與運用」。

學術上,「外因論」與「內因論」的爭議,或許會無限期持續下去。重點是,在「全球反恐戰爭」的過程中,無論是奧薩瑪.賓拉登或是美國政府,都採取「外因論」的觀點來推進他們的政策,並在實踐上遭遇著「內因論」的現實。

就像很多國家的反美情結一樣,「外因論」的見解,使「基地」的成員憎恨美國。「外因論」也決定著「基地」的戰略規劃。具體地說,「基地」發動九一一攻擊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伊斯蘭世界的革命,至少是某一個重要的穆斯林國家的革命。根據「基地」的戰略思維,重擊美國,會刺激美國在中東.伊斯蘭世界作出重大反應,據此拉緊穆斯林諸國政府與人民大眾之間的緊張關係,製造與擴大革命所需的社會能量,進而實現革命。在這套戰略的背後,是一種「外因論」:中東.伊斯蘭世界諸國的政府,被視為受到外部強權扶植與支持才能生存的附庸,這些附庸只是「漂流在國際關係之海的浮木」,一抽離海水(美國),或者,用行動向穆斯林證明海水只是假象(美國權力不可怕也不是無敵),浮木就會自動乾枯斷裂。

但是,事與願違。九一一攻擊確實刺激美國作出強烈的反應,中東.伊斯蘭世界諸國的政府,也確實被夾在外部壓力與內部壓力之間,並先後順應美國的壓力,著手鎮壓內部的親「基地」勢力。一切皆如「基地」所料,符合「基地」戰略的前半段。但是,之後,沒有伊斯蘭革命,甚至沒有大眾蜂起。實踐證明,在個別的國家之中,穆斯林並非鐵板一塊,而是高度分歧的聚合體,他們彼此之間的分歧,制約著革命的動能。革命需要的是在草根層次對一般穆斯林進行持久的宣傳、組織、訓練與動員,一言以蔽之,在地社會力的草根動員,但「基地」並未從事這些工作,他們期望中的革命沒有出現。

同樣地,在「全球反恐戰爭」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對中東.伊斯蘭世界,尤其是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略思維,也是立足於「外因論」。隱喻性地說,華府的戰略是,強行灌入高能量的海水(美國權力),就足以使美國期望的浮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民主體制)在中東.伊斯蘭之海中浮了出來。但是,現實是,在地各種勢力之間的利害對立、權力衝突與戰略議程的拉扯,使美國無法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締造出安定可持續的民主體制。美國只能在地各勢力的傾軋之間,勉強運用既存的宗派.部族斷層線來維持權力平衡,並在此一過程中,陷入任務滑走的困境。

簡言之,在中東.伊斯蘭世界,「基地」與美國都採用「外因論」的戰略,並遭遇來自「內因論」的現實阻礙。

與此相對,在伊拉克對抗美國與在伊斯蘭世界和「基地」爭奪伊斯蘭大纛的伊朗,根據伊朗革命的經驗(標準的「內因論」經驗),採用源自「內因論」的戰略,運用中東.伊斯蘭世界入部各勢力極端複雜的競爭與相互交錯的矛盾,推進自己的戰略議程,讓美國在伊拉克陷入困境,讓「基地」在遜尼.什葉的宗派競爭中處於劣勢。不過,意味深遠的是,德黑蘭當局的戰略,表面上似乎推進得很順利,卻也因此讓伊朗陷入一種「外因論」的陷阱,認為伊朗對外的權力擴張,可以解消伊朗內部的體制崩解壓力。

無論如何,可以說,九一一事件之後的五年間,「基地」並未達成他們企求的戰略目標(伊斯蘭革命)。與此相對,美國雖達成保衛本土免於再遭到恐怖攻擊的戰略目標(這是巨大的成就),但由於任務滑走,很快地在兩個重要戰區陷入戰略危機,儘管這場危機並未逆轉美國先前取得的成就。

重要的是,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締造民主的任務設定,使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陷入任務滑走。根據美國政府推行「全球反恐戰爭」的目標,駐阿富汗與伊拉克美軍的根本任務,是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作為軍事跳板,執行後續的作戰任務,而不是留在當地,協助兩國建設自己的主權國家與民主體制。這種任務滑走使美國政府的政策在美國國內所獲得的支持明顯降低,毀損著美國政府運用美國權力推展美國戰略的人民委任,而且還使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遭遇到極大的困難,並因此產生許多非意圖的後果。

世界政治原理之爭

所有的戰爭都有後果,有些是意圖性的後果,即戰爭當事者在戰爭之前即有意識地設定並通過戰爭來追求的結果,有些則是非意圖性的後果,其出現遠超乎戰爭當事者事前的預期與企求。

不同性質的戰爭,有著不同性質的後果。有些戰爭,僅具有地方性的後果,如一九九九年的柯索沃戰爭;有些戰爭,具有全球性的後果,深刻地改變全球政治的面貌,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些戰爭,具有獨立性質,其波及面侷限在一定的領域與範疇,如一九六二年的中(國)和印(度)戰爭;但有些戰爭,雖說是「戰爭」,卻只是一場更大規模且更長期武裝衝突的一個段落,因而在性質上應稱為「戰役」(campaign)乃至「戰鬥」(battle)而非戰爭(war),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北非戰役或太平洋之戰。

「全球反恐戰爭」也有其意圖性的結果與非意圖性的後果。在戰略上,「基地」的意圖性結果——伊斯蘭革命——並未獲致,而且還遭致不利的非意圖性後果:什葉派的競爭,以及那些明顯遭遇解體危機的穆斯林國家(印尼、巴基斯坦等)之國家體制,反而因為美國及其盟友的支持而再度獲得強化,致使這些國家內部的革命動能被弱化,如果不是被剪除的話。

同樣地,在戰略上,美國達成意圖性的結果——至少在九一一事件後五年間,美國本土並未再度遭到「基地」的攻擊。但是,美國也遭遇到一系列非意圖性的後果,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歐洲,以及在波斯灣區域。其中,最重要的非意圖性後果是啟動新的世界政治體系原理之爭,以及什葉派伊朗因素在伊斯蘭世界的再崛起。

從二〇〇一年以迄二〇〇六年的「全球反恐戰爭」過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伊拉克戰役」。從華府的角度來看,「伊拉克戰役」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延長,目標相當多樣,其中最重要的是勒索沙烏地阿拉伯、使伊拉克變成美國的軍事跳板,以及向穆斯林世界展示美國的權力與意志力。然而,從其他國家的角度來看,議題並不是伊拉克,也不是反恐,而是其他;全球權力平衡(法、中、俄)、石油(俄羅斯)、波斯灣地緣政治(伊朗)。這種分歧導致法俄中三國在國際舞臺上共同建立一個反戰陣營,謀求牽制美國及其盟友(首要是英國)的行動,並因此導致兩大陣營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角力,而這場角力的非意圖性結果,是直接衝擊,甚至可說是差一點擊潰一九四五年以降的國際政治體制,以及此一體制背後的,從一六四八年以降的國際政治原理。

地緣政治,取代著「全球反恐戰爭」,成為世界政治史的新主軸(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全球反恐戰爭》,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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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錫模

反恐自二〇〇一年起是美國戰略的一部分,但是真確來看,預防競爭性強權崛起的全球戰略才是美國主要的戰略重心,這點由美國於二〇一三年針對中國崛起與競爭,所提出重返亞洲的「亞洲再平衡」政策來看,就可明白。以其他國家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全球戰略,問題在於戰略所涉及範圍已超出美國原有的勢力範圍:北大西洋區、南大西洋盆地區及部分亞洲季風區,且戰略具有針對性,特別是針對中國與俄羅斯兩國。美國要在裏海盆地及中亞諸國等歐亞大陸中部南緣地帶進行戰略操作,勢必挑戰中、俄兩國在這些地區的勢力及利益,且這兩國絶不會坐視。

從二〇〇一年到二〇〇六年,反恐是世界各國炙熱的核心政策,時至今日,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等國際互動場域中,美國、俄羅斯及中國以地緣政治做為戰略擘畫的角力力度遠超過反恐炙熱期,三國的地緣政治角力對全球的影響程度早已成為世界政治史的主軸。

全球反恐戰爭 張錫模
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