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節】燥熱的焦慮:五部東南亞電影的多重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我們把這次台北電影節所有和東南亞相關的電影,視作音樂中的多重奏,則每部電影所依附的變奏,勾勒出的正是一個多重、複雜、在還未完成現代性之前,又得審視自身歷史幽微時刻的立體面貌。
文:區秀詒
炎熱,是許多人對於東南亞最簡易的想像,一種內部神經系統所啟動的外部身體感知。燥熱,則是一種內部神經系統啟動的外部身體感知所牽引出的內部心理暗流,是一種複雜內心狀態與外部感知的緊繃拉扯。熱帶,介於地球南北迴歸線之間的地帶,南北迴歸線做為地圖上一種界定位置的「線」,實際上卻因不具形體而不可視,也不可碰。這裡面牽動的是一種多重的視覺和影像思辨。熱帶,由精準的經緯度數字判斷其「正確」位置,熱帶與炎熱如同等號一樣相互依附,以至在炎熱平鋪直敘的蒼白中,很容易忽略潛藏於「蒼白」之下的合成幻獸(Chimera),牠以不同面貌顯身,有時是一種最日常的身體。如同電影中跳舞的少女、有點遲緩的過氣老歌手、面對家族記憶的攝影師、逃亡中的詩人、挫敗的演員、逐漸蒼老而自感齷齪的建築師。
發燒,一種疾病的可感病徵,以高溫度的灼熱感馴服生病中的身體。發燒多半也是一種警示,同時開展出可想像與無法想像的疾病之前兆。因應南向政策而勾聯出的東南亞熱儼然形成發燒中的多重奏。這首多重奏充滿了詭譎的、彷彿不可理解、無法理解的、以自信話語掩蓋的艱難步伐、反覆排除和納入的種種樂章與面貌。這首多重奏勾勒出的,是一幅牽連了當代隱藏式殖民者、過去殖民地之遺緒、拍攝者、拍攝對象等之間的對抗、制約、前進、後退等各種可相互置換的姿態的地圖。
英國小說家查德溫(Bruce Chatwin)曾在《歌之版圖》(Songlines)一書中描繪被殖民前澳洲原住民某種地圖「書寫」方式,一幅非以視覺存在而以歌曲聯動之地圖。「歌」所具備的詩意文字與旋律想像,在2017年的台北電影節以東南亞為主體的電影中顯身。「歌」所聯動的想像在觀看者意識中劃出視覺不可見的線,儼然是一幅「地圖」的建構過程。如果我們把這次台北電影節所有和東南亞相關的電影,視作音樂中的多重奏,則每部電影所依附的變奏,勾勒出的正是一個多重、複雜、在還未完成現代性之前,又得審視自身歷史幽微時刻的立體面貌,猶若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所說的:「將已分解的身體,塑造出新生的組合」。他們所指認的「已分解的身體」在此由多重奏的不同變奏中變身而來,而觀者在發燒症狀纏身的當下,如何在意識「塑造出」即可相互檢視、折射、反思、批判、思索的,進而牽引出實踐策略的「新生組合」。
或許可以這麼說,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你我同時參與了這幅既是立體地圖,亦是多重奏樂章的製圖過程。可視地圖的線條和色塊,灼燒的是製作地圖行旅之中的隱性勞動。這麼說來這就好像變成了一個探險家的故事。然而,探險家是否也是某種身分的障眼法?這種障眼法,在過去西方帝國主義以東印度公司之軀體所做的種種佈署,再日常不過。無論是如今的泰國過去版圖內的法國製圖探險家,還是19世紀以探險家之姿踏入當時英國人眼中的「黃金半島」(今馬來半島),後來轉身成為英國海峽殖民地官員的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這種類似的障眼法層出不窮,在如今台灣一片蔚為風潮的南向之「熱」的漩渦之中,亦佈滿了許多過去帝國擴張史中,種種身分幽魂的諸多變形。
這些頁面之間不含統計學、歷史、地理、科學、真實或偽造、政治、道德化、預言。這只是一次企圖挖出大家對於幾乎未被形容但極度有趣之人的興趣。這些在東方其中一個最美麗卻最不為人所知的國家的居民。
-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馬來速記》(Malay Sketches,1903)
變奏I:子彈與孤寂

如花一樣/我們猶如你不願意/耕種的花/你更喜歡建造/房子與掠奪土地
如花一樣/我們猶如你不願意/讓我們存在的花/你更喜歡建造/大道與鐵欄杆
如花一樣/我們是在自身土地上/被摧殘的花
如果我們是花/你就是圍牆/但在圍牆的身體上/我們已經灑下種子有一刻我們將會和自信/一同成長:你必需要粉碎
於我們的自信之中/無論在哪裡,暴政必需要倒下
這是《詩人的漫長返鄉》(Solo, Solitude)裡頭,因為批判印尼蘇哈多(Soeharto)總統所領導的新秩序政權(New Order Regime)而被迫逃亡,最後被失蹤的詩人瑟古爾(Widji Thukul)的〈花與圍牆〉。這首詩隨後在詩人遺孀和家人的允諾下,集結於其個人詩集《我想要變成子彈》(Aku Ingin Jadi Peluru)。電影中的女人對詩人說:「我只需要你存在」。如此形體存在,也就是活著的卑微願望,最終並沒有實現。詩人的身體消失於空氣中,其文字和文字附體的念白在電影中重生,組裝成一副新生的組合,在孤寂中面對政治機器的歷史幽魂。
變奏II:死亡
他們將全部死去並且離開/我遠離家鄉/在墓地上歌唱/我所有的朋友已然死去並且離開
《歌手阿伯告別秀》(Singing in Graveyards)述說一位年屆70的過氣菲律賓搖滾明星的模仿者,老年時依然懷抱著搖滾夢而在苟延殘喘終至失落而緩緩凋零的人生。這位扮演年邁模仿者的演員,本身即是曾經叱吒一時的搖滾傳奇派佩.史密斯(Pepe Smith)。觀者從派佩.史密斯的身體中猶若同時看到雙面鏡的兩面,真實人生與電影人生的不斷折返,於一片搖滾靈魂、身軀、精神的死亡所變奏出的重複性卻又層層交匯的樂音之中。片末的歌曲,即是預言,也是一種即便面對死亡,也要繼續歌唱的重生。
變奏III:寂寞公路

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是泰國電影《親愛的大笨象》(Pop Aye)中的主體,也是主角大象的名字。經典美國動畫中的水手卜派(Popeye),其實隱匿了某種身體特質的敘述:突出的眼睛。水手的身分本身,即具備了突出的眼睛以觀看地平線以外另一方的神祕境地,也隱藏了一種以航海來發現新大陸的想像。然而,電影中的卜派,則被塑造成某種對於逝去時光的懷舊和緬懷。在這部人與象的公路電影中,對於鄉下與自然、城鄉差距的描繪,配置於同樣被遺忘、嫌棄的過氣建築師身上。在大力水手的旋律之中,隱匿了對於當代社會意圖尋找過去的失落和嚮往。這種充滿矛盾的追尋過程,也在曼谷這座原來由運河做為命脈,如今發展出了高空式陸上行舟運行和移動法則的城市顯露其身影。電影中的建築師做為建構實體的策畫人物,在這趟公路旅程中彷彿和大象一同測量和繪製出了不可見而佈滿矛盾的心靈地圖,或更確切地說,牽引出製圖過程中的諸多悖論。曼谷和許多正在向經濟發展靠攏,摒棄過往的東南亞國家或城市一樣,究竟誰才是最終掌握了話語權的征服者?
現代的製圖話語是最終的征服者。它的權力是通過那些代表各國主張的主要代理者的行動而展現的。新的地理學知識是隱含在構思、規畫以及創造新實體的每一步背後的推動力。
-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
變奏IV:蟬鳴

超越運動場上的勝利,定義屬於自己的成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運動競賽中,總有站上頒獎台、榮獲金銀銅牌的高光時刻,但每每在賽事裡,即使遭逢意外受傷,仍要堅持運動精神、完成比賽的運動員們,也值得獲得全場觀眾們的熱烈鼓掌。場外勿以一時成敗論英雄,成功應由運動員自己來定義。如同Nike秉持Just do it的精神!鼓勵大眾全力以赴、放手一搏,何謂成功?將無所定義!

0.03秒,對日常生活中的你我,可能只是一個彈指的瞬間;解鎖手機的指尖滑動,可能都遠多於這剎那。但對於2023年成都世大運游泳賽道上的台灣選手王冠閎來說,這卻是奪得金牌或銀牌的差距。在200公尺蝶式的決賽中,與日本選手寺田拓未僅有0.03秒的差距,王冠閎以1分55秒69的成績奪下銀牌,也為接下來的亞運增添信心。無關排名,王冠閎在賽事中的全力拼搏,更值得所有人鼓掌喝采。事實上,從甫落幕的世大運,到即將登場的2023年杭州亞運,甚至延續到眾所期待的2024年巴黎奧運,贏與輸或許是運動場上寫實的成功象徵,但無論是否如願奪牌,展現竭盡所能對勝利渴望的運動員,或許更值得人們的尊敬與鼓勵。
個人的成功 需要時間來累積

逐漸受到國人關注的田徑場上,陳奎儒肯定是引起熱議的體壇新星。在2017年台北世大運的男子110公尺跨欄項目中,跑出了13.55秒的成績,不僅奪得銀牌,更打破全國紀錄。隔年2018雅加達亞運再以13.39秒紀錄突破自己樹立的全國紀錄,睽違48年由台灣選手拿下男子110公尺跨欄銀牌。但你可曾想過,幼年時的他曾需穿鐵甲衣、輔助器來協助正常行走。
陳奎儒身旁的訓練團隊成員們,總是會給予他「一直很努力地在進步」的評鑑,他也曾在媒體訪問中說道:「從小到大我都不是最好的,因為不被看好,所以每次我都想做到最好。」如鐵一般的意志,逐步精進、超越輸贏,達成看似不可能的目標,讓陳奎儒終能踏上東京奧運的最高殿堂,與美國、牙買加的頂尖選手們同場競爭。

「雖無法改變家庭環境,但我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拳擊甜心黃筱雯,從小父母離異、父親更多次吸毒入獄,仰賴爺爺開計程車扶養長大,接觸拳擊運動後,靠著自己的雙手,擊敗原生家庭的束縛,扭轉自己的命運,在東京奧運一舉奪銅,在2023年世錦賽更拿下第二面金牌。
無論在田徑場、拳擊場上的運動員們,即使有場邊教練與支援團隊的陪同,仍是需要一人扛起身心靈的龐大壓力。成功絕非一蹴可及,一時的輸贏並無法定奪每一位運動員的成就,因為往往在跌倒之後的重新邁步前進,步伐會更加地堅毅有力,運動員背後的故事也將更加的立體、鮮明而耀眼。
大我的勝利 不受限於運動場上
近年來,從持續吹起熱血旋風的HBL高中籃球聯賽,以及2023年成都世大運中華男籃締造隊史新猷的第11名佳績,加上赴日參加世界大學籃球系列賽,擊敗美國NCAA一級球隊與地主日本白鷗大學球隊的政大雄鷹籃球隊,再看到因COVID疫情睽違三年重啟的威廉瓊斯盃籃球邀請賽上,中華藍和中華白兩隊的拼搏表現,都讓台灣民眾們重拾起對於籃球運動的熱愛。在球類運動的團隊項目裡,成敗或許會因個人如英雄般的表現而影響輸贏,但藉由團隊凝聚眾志成城的力量與態度,更可讓球隊中的每一位球員都互相砥礪與交互成長,所展現出共好、共榮的團隊精神遠比隊伍能否奪牌的成果還更值得我們感動與學習。

另一方面,步出競技場外,運動員也能夠在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藉由不同方式來啟發更多新世代,感受運動的正向力量,進而創造更好的社會良性互動,這何嘗不也是一種運動的勝利呢?空手道競技場上的「小清新」文姿云,就曾在Nike與Teach For Taiwan團隊的邀請下前往花蓮,陪伴當地8所偏鄉小學的62位學童們,擔任一日老師,親自寫教案、帶領學童們上課、進行分組競賽,而文姿云也希望透過個人對於空手道運動的執著及拚勁,讓更多孩童們能體驗運動精神的重要性,進而對自我人生產生更多的決心與動力。
而身為中華男籃主控的陳盈駿,如同他控球後衛的角色,在籃球場外更是完美的詮釋「分享」的精神。陳盈駿攜手Nike,以他的生活口號「Have a nice Ray」,走訪偏鄉從事公益活動,透過籃球運動,教育基層孩童,更分享身為籃球運動員會面臨的挫折與挑戰,鼓勵偏鄉孩童勇於挑戰自己不設限。讓運動的成功定義不僅侷限場上的勝負,反而將運動的精神扎根全民心中,亦是一種廣義的勝利。
屬於未來的勝利,全世界共享

透過運動所彰顯出的成功,更可能是屬於全人類的。馬拉松界知名的Breaking 2計劃,就是一項無關世界排名與競賽輸贏的範例。挑戰人類在體能上的極限,當那1:59:40的紀錄終於達成,勝利並不僅屬於Eliud Kipchoge一人獨享,而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成就。
文化上的成就更可以透過運動的表現形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3年9月即將舉行的第19屆亞運,首度將Breaking(霹靂舞)列入正式競技比賽項目,同時亦將於2024年首次登上巴黎奧運,體壇人士更積極倡議將其延續至2028年洛杉磯奧運。目前正努力進行亞運培訓的台灣Breaking(霹靂舞)國手孫振就曾表示:「正因有著長達50年的嘻哈文化來支撐,才能孕育出Breaking如此獨特的競技舞蹈,進入奧運殿堂。」

更多女性投入運動領域的未來,也是全球體壇發展上的一大成功。身處變革最前線的全球女性,正重新定義著運動的意義,Nike全球女性品牌副總裁Liz Weldon曾說到:「在過去的50年裡,我們在展現了反叛精神的同時,也引領著進步的方向—Just Do It。我們一直鼓勵世界各地人們只管放手去做。」女性透過競技體育、健身等不同形式的運動,為體壇注入一股充滿靈魂、齊心團結,以及不受框架約束的感動。無分性別族群、人人皆能動起來的下一代,相信必將是運動的一大成功。

運動場上的贏與輸或許是運動成就的光與影,但頒獎台上的光榮僅僅只是一位運動員生涯的驚嘆號。但背後無數動人的運動故事與運動員展現的不服輸的精神,是一個接一個的逗號與未完待續。正如Nike持續支持各領域頂尖好手追求卓越,秉持Just Do It的精神,鼓勵運動員放手一搏,成就屬於自己定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