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克爾克無英雄、無仇敵: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

在敦克爾克無英雄、無仇敵: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關鍵的,他重新挖掘、還原了一場被人們所遺忘的歷史事件,讓該事件的意義得以重新於世人面前閃亮。就這個意義而言,《敦克爾克大行動》讓我們看到的,不單只是那擅於說故事的諾蘭,而是一位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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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蘭(Christopher Nolan)是當今好萊塢電影世界裡最受矚目的導演,從他早期大放異彩的《記憶拼圖》(Memento, 2000),一直到波瀾壯闊的《星際效應》(Interstellar, 2014),無論是科幻或寫實、視角寬闊或細微,他遊走在不同框架的從容,挖掘人性深層面貌的卓越方法,甚至是驚異的拍攝技術,交出了一部又一部傑作。這些片中或許因每個人好惡有別,不見得部部完美,但整體而言,不論是敘事或是技術,他仍是21世紀迄今最重要的電影創作者之一。

這樣一位備受肯定的導演,宣佈要以二次大戰的敦克爾克戰役為主題籌拍新片,還是令人忍不住感到不安和困惑。教人擔心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還是敦克爾克戰役太過獨特。這場戰事一般稱作敦克爾克大撤退(Dunkirk evacuation),既代表著盟軍的失敗同時也標記著勝利前兆,是二次大戰歐洲戰場中十分奇異的象徵事件。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英法對納粹德國的姑息政策確定失敗,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整軍經武多時的德軍,挾著裝甲部隊的優勢,快速包抄駐守在馬奇諾防線後英法聯軍,勢如破竹,一路橫掃,迫使英法聯軍撤退至敦克爾克,後方是英吉利海峽的汪洋,前方是強大的德軍戰力,歐陸戰事已分出高下,只差如何畫下句點。

後世所稱敦克爾克的「勝利」,並非是在這背水一戰中,英法盟軍如何破釜沉舟大破德軍,一舉殺滅納粹,沒有,完全沒有。英國官方原本只希望死馬當活馬醫,以撤退三萬人為目標,推動以保存軍力的目標的「發電機行動」,最後在民間的配合下,九天之內奇蹟地撤出了近40萬軍力,為英國保存了顏面及元氣,也替日後諾曼地反攻留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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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31日,從敦克爾克撤離的英國遠征軍(BEF)抵達英格蘭南部的港口,其中一名士兵扶持著受傷的同袍。

失敗和勝利同時交集在敦克爾克的海灘,從日後戰事的發展來看,敦克爾克成功的撤退確實發揮了正面的效果,凝聚了英國的民心,也對爭取美國的支持有一定的幫助,但敗戰仍是敗戰,沒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蹟,也沒有什麼激烈的戰鬥英雄,這怎麼想都不算是戰爭電影的首選(特別是好萊塢)。對比史蒂芬・史匹柏的《搶救雷恩大兵》開場那經典的諾曼地戰鬥場景,或是1958年萊斯里.諾曼(Leslie Norman)版《Dunkirk》的平順舖陳,不禁讓人好奇為何諾蘭在這個時刻把目光放在敦克爾克上,這樣的戰役在今天這種重口味的時代還能得到觀眾的喜愛嗎?

另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則是諾蘭的風格問題,他過去經手的電影題材多變,但仍偏向泛科幻類型,他或許正適合充滿想像力的空間,才能揮灑他獨特的敘事才華,靠著多線、多軌的敘事手法,創造一個皆一個怪誕、神祕又美妙的虛構世界。誇張一點地說,諾蘭的電影離真實事件越遠,往往越吸引人(例如《全面啟動》);現實意味越濃厚,則越顯得綁手綁腳,難以全力施展(例如《針鋒相對》)。

《敦克爾克》是他首次挑戰真人真事的歷史事件,特別是戰爭電影勢必會有他作品中少見的大場面調度,他是否還能(如何)保有自我的風格?在這樣充滿「大我」色彩的故事中,喪失了他一貫對「小我」細膩的關注?《敦克爾克大行動》在上映前,充滿著使人不安的因子。

好吧!這些不安,在看完電影之後,一掃而空。諾蘭終究是諾蘭,他打造的敦克爾克戰役,必然將成為戰爭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經典電影有太多地方可以討論,對我來說,《敦克爾克大行動》最搶眼之處,在於它是少數以「形式」推動「主題」的電影,他在電影中設計了多線敘事,刻意讓不同支線處在不同的時間軸上,主動地使敘事「破碎化」。恰恰在這個混亂的敘事形式中,成功傳達了敦克爾克戰役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及戲劇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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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盟軍在敦克爾克撤離後,遺留在當地的軍事武器和車輛。經讀者反應,此照片畫面前方兩架應是德軍一號反坦克戰車,前述圖片說明為AP記者所留下的說明,所指應為德軍佔領敦克爾克後收繳了盟軍遺留之交通工具及軍用器械(畫面中景)。

「歷史」的成立,是史家在「過去」所殘留的各種片段中,進行打撈、篩選、剪裁,終成一因果連貫、過程明確的紀錄。以敦克爾克戰役為例,相關的專著或紀錄片,都使用大量親歷者的講述和回憶,排比引用,勾勒出敦克爾克戰役的面貌。諾蘭並非研究者,這部片也非紀錄片,他反其道而行,不順著既定框架講述,反而將故事線打亂,靠著一則則前後不連貫的訊息,解構了整個框架;觀影者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歷史,而得親身扮演著歷史學家的中介角色,一磚一瓦自己重建事件結構,並理解事件所具有的意義,完成解構與重構的工作。

這樣打破與重建的過程,更貼近人們「記憶」的構成和轉述機制,在事件發生時,沒有人能像電影那樣用全知的觀點理解事件,說故事時也是在時間前後不一的印象裡,慢慢釐清親歷的情節和觀點。破碎的敘事手法,除了反應諾蘭對人類記憶和心靈運作的熱切興趣,也讓這個故事跳脫既有的國族大我敘事的制約,回歸到個人的層次去看待整起撤退行動。片中的多數角色在這個舞台上,或多或少都有生存的自私考量,幾乎沒有大無畏的英雄,突顯這些「凡人」成就了《敦克爾克大行動》在戰爭類型片中幾乎沒有的「無英雄」、「無主角」的敘事結構。

我們大概都已經習慣歷史書寫裡頭,偉人英雄的可泣史歌,但在戰火延燒裡頭掙扎的、真實感受戰爭的,其實是在史書裡頭沒有姓名,跟你我一樣的平凡人物,唯有理解凡人在戰火中所受的影響和選擇,才能正確理解戰爭及其所衍生的各種暴力、人性挑戰。無主角的戰爭才是戰爭的真實面貌,儘管這或許對電影票房(無論如何電影是娛樂商品)無甚幫助,但諾蘭仍逼迫我們面對殘酷戰爭。

在戰爭電影的發展過程中,舊有的「戰爭框架」的敘事習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一種合理化戰爭的宣傳,透過英雄的塑造,招喚著人們對國族、大我的奉獻(獲稱作愛國心)。隨著美國對越戰的反省(例如《金甲部隊》、《越戰獵鹿人》),在好萊塢的世界裡,傳統的戰爭片逐漸被批判的觀點所取代,但並不表示合理化戰爭及其暴力,不再透過視覺的方式影響人們,更多的是從戰爭片打散到了動作片的各種變形之中。

就算在批判式的反戰戰爭片之中,大我仍是潛伏的主角,批判的聲音換來的常是無奈或空洞的回響。前面談及的《搶救雷恩大兵》即為一例,史匹柏在片中用上了最極端的設定,突顯了每個人不知為何而戰的茫然,最後只能以守住一軍事要地、挽救一人性命作為說服自己的理由,一邊批判,一邊給「奉獻」的大我精神找到另一條開脫之道(一個新的大我)在這樣的故事裡,個人看來好像是主角,但在「生命」的大義名分下仍然無足輕重,這種另闢新道的邏輯幾乎是近年反戰戰爭片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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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日,英軍正準備8,000份雞蛋以及熱茶,提供給自敦克爾克撤離的英國遠征軍士兵。

但在諾蘭的多線破碎敘事中,大我被徹底地忽視、消除,在這場撤退行動裡頭只有一位、一位獨立的「個人」,他們在面對生與死之間各自選擇,連現實世界談及敦克爾克戰役時必定提到的的邱吉爾演說,在片中也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重點仍是怎麼還原無數個人的選擇,交錯堆疊出《敦克爾克大行動》,諾蘭以無視的態度批判了大我,跳脫了戰爭片的通病,更重要的,回應了最根本的問題:在二次大戰這麼多重大的事件中,敦克爾克戰役的意義是什麼?

不同於二戰中其他戰事,敦克爾克撤退成功與否,與勝敗無涉,那是人們如何求生存的行動,一艘艘駛向敦克爾克的民船,以及來自英國海空軍的救援,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去征服、不是為了炸翻希特勒的碉堡;左右他們行動的,也絕不是什麼保留軍事實力留待日後反擊的官方考量。參與一場戰役,可不可以只是想要接回命在旦夕的同胞、只是想要活著、只是想要回家這些平凡的念頭。凝結人們力量的「大我」精神,理應是由無數小我的渴望所構成,這也是作為一場救援行動的敦克爾克戰役,在歷史上該被記住的理由,也才是對發動戰爭的軍頭們最深切的批判與期望。

從《記憶拼圖》開始,諾蘭就是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敘事者,他的電影有時過於繁複龐雜,難免給人炫技之嫌,但在《敦克爾克大行動》中,他擅長的技術緊密扣合了主題,也看到了他長期關注的個人心靈世界具有普世人道價值。最關鍵的,他重新挖掘、還原了一場被人們所遺忘的歷史事件,讓該事件的意義得以重新於世人面前閃亮。

就這個意義而言,《敦克爾克大行動》讓我們看到的,不單只是那擅於說故事的諾蘭,而是一位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了。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