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克爾克無英雄、無仇敵：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

在戰爭電影的發展過程中，舊有的「戰爭框架」的敘事習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一種合理化戰爭的宣傳，透過英雄的塑造，招喚著人們對國族、大我的奉獻（獲稱作愛國心）。隨著美國對越戰的反省（例如《金甲部隊》、《越戰獵鹿人》），在好萊塢的世界裡，傳統的戰爭片逐漸被批判的觀點所取代，但並不表示合理化戰爭及其暴力，不再透過視覺的方式影響人們，更多的是從戰爭片打散到了動作片的各種變形之中。

就算在批判式的反戰戰爭片之中，大我仍是潛伏的主角，批判的聲音換來的常是無奈或空洞的回響。前面談及的《搶救雷恩大兵》即為一例，史匹柏在片中用上了最極端的設定，突顯了每個人不知為何而戰的茫然，最後只能以守住一軍事要地、挽救一人性命作為說服自己的理由，一邊批判，一邊給「奉獻」的大我精神找到另一條開脫之道（一個新的大我）在這樣的故事裡，個人看來好像是主角，但在「生命」的大義名分下仍然無足輕重，這種另闢新道的邏輯幾乎是近年反戰戰爭片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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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諾蘭的多線破碎敘事中，大我被徹底地忽視、消除，在這場撤退行動裡頭只有一位、一位獨立的「個人」，他們在面對生與死之間各自選擇，連現實世界談及敦克爾克戰役時必定提到的的邱吉爾演說，在片中也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重點仍是怎麼還原無數個人的選擇，交錯堆疊出《敦克爾克大行動》，諾蘭以無視的態度批判了大我，跳脫了戰爭片的通病，更重要的，回應了最根本的問題：在二次大戰這麼多重大的事件中，敦克爾克戰役的意義是什麼？

不同於二戰中其他戰事，敦克爾克撤退成功與否，與勝敗無涉，那是人們如何求生存的行動，一艘艘駛向敦克爾克的民船，以及來自英國海空軍的救援，他們的目標不是要去征服、不是為了炸翻希特勒的碉堡；左右他們行動的，也絕不是什麼保留軍事實力留待日後反擊的官方考量。參與一場戰役，可不可以只是想要接回命在旦夕的同胞、只是想要活著、只是想要回家這些平凡的念頭。凝結人們力量的「大我」精神，理應是由無數小我的渴望所構成，這也是作為一場救援行動的敦克爾克戰役，在歷史上該被記住的理由，也才是對發動戰爭的軍頭們最深切的批判與期望。

從《記憶拼圖》開始，諾蘭就是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敘事者，他的電影有時過於繁複龐雜，難免給人炫技之嫌，但在《敦克爾克大行動》中，他擅長的技術緊密扣合了主題，也看到了他長期關注的個人心靈世界具有普世人道價值。最關鍵的，他重新挖掘、還原了一場被人們所遺忘的歷史事件，讓該事件的意義得以重新於世人面前閃亮。

就這個意義而言，《敦克爾克大行動》讓我們看到的，不單只是那擅於說故事的諾蘭，而是一位作為歷史學家的諾蘭了。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