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不顧屢次失敗,堅持鉅額經費挹注無底洞般的台灣移民事業?

為什麼日本不顧屢次失敗,堅持鉅額經費挹注無底洞般的台灣移民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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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在台灣的官營移民事業雖然為時不長,成效也有限,但是日本規劃移民村的方式,不僅是當時日本在台灣從事新市鎮建設之先驅,也是同時期世界都市計畫史上極為特殊的例子。

文:張素玢

日本在台灣的移民事業實施情形可從幾方面來分析。在農業經營方面:移民的農作栽培狀況因時、因地而不同;前期花蓮港廳移民村以經濟作物製糖甘蔗為主,昭和初年則以糧食作物為大宗,昭和九年(一九三四)以後,開始慢慢推廣甘蔗以外的其他經濟作物,逐漸走向多角化。中部移民村以自給自足為原則,農作朝向多角化經營。南部移民配合專賣局推廣黃色種菸草種植為目標,成為菸草專作區,由於屏東平原稻米生產充足,移民村的糧食來源不成問題。

雖然後期移民村的農業經營已經步入正軌,移民生活狀況好轉,但是移民村後來的農業發展卻有障礙。移民每戶分配之耕地幾乎都在四甲左右,耕地雖廣,但勞力嚴重不足;本島農村則耕地過小,勞力剩餘。移民村剛好吸收了台灣農村過剩的勞力,使移民自耕面積逐漸減少,出贌面積日廣,時日一久,儼然成為二手地主。而後太平洋戰爭戰況加劇,移民被徵調出征,自家勞力更是不足,移民子弟離村情況又十分普遍,移民對本島農民倚重日深,成為移民村農業永續經營的隱憂。

再就移民村的社會情況觀察;西部和東部的移民村社會最大的差異是——東部移民村社群組織十分活絡,其功能也相當多元、廣泛,西部卻只有基本的村民自治組織。造成這種差異性的原因在於,後期移民村有國家力量的充分支持,附近鄉鎮的金融、水利組織又可為移民奧援,南部移民村更有專賣局細心呵護,而花蓮港廳移民村自從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前期官營移民終止以後,劃歸地方管轄,雖然政府對移民的待遇遠比本島人優厚,但是倚賴地方政府協助的前期移民村,總遜於總督府直轄的後期移民村。另外生存環境的艱難,也使東部移民村激發出內生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問題。花蓮港廳吉野村村長清水半平,領導能力極強,憑著他的努力與智慧,日漸改善吉野村村民生計,使吉野村成為東部的模範村。

在移民日常生活方面;移民村內儘管提供了重要的公共設施,休閒活動卻非常貧乏,官方最重視的莫過於宗教和教育。移民村一設立,神社和學校便接著建成,以宗教做為移民精神上的寄託;教育的普及則是移民村的特色,用「教育發達」來形容日本移民村一點都不為過。

移民村的社會結構和本島農村或日本國內農村都不一樣。移民由官方統籌分配到各個移民村,移民之間沒有同鄉或血緣關係,來自日本不同地區的移民,在政府規畫的移民村內,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既是封閉性的村落,要期待移民能對本島農村產生同化作用,就有如緣木求魚。

移民和本島農民的族群關係,最初因為互不瞭解,又因殖民政府的撐腰,移民姿態甚高,引起台灣農民的反感,雙方時有衝突。後來雙方建立起雇傭或租贌關係,互動日漸頻繁,摩擦逐漸減少。在日本國內為貧農的移民,與台灣農民境況相當接近,都是社會的弱勢者,移民到台灣之後,雖然身分一變為地主,仍與在台日人有相當的階層距離。但隨著時光推移加上時局變遷,移民村的人力需求,使日本移民與本島農民逐漸建立起一種超乎民族的情感,然而雙方產生的「涵化作用」,和政府希望達到的「同化作用」,有本質上的不同。

日本當局移殖內地農民至台灣建立純日式農村,讓日本農民得以插足台灣農村,以期對台灣人起領導和同化作用。但封閉式的日本農村,使日本移民不能發揮同化作用,再者,要同化文化根基和農耕技術都不亞於移民的台灣農民,恐非易事。如果台灣在語言、社會制度上,確實有日化的現象,其動力也絕非來自移民,移民反而比日方官僚或資本家受到更多台灣人的影響。

前期官營移民的目的,多少是為防止台灣人的民族自覺;但是官方對內地人的優渥待遇,只有造成台灣人對殖民政府的反感。總督府完成土地調查和林野整理後,將大片「官有地」讓日本資本家承領,或協助資本家買收民有地,造成民眾強烈抗爭。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總督伊澤多喜男放領所謂的「濫墾地」給退職官員,使許多原本在其上耕作的農民頓時失去生活依靠。各處土地糾紛不斷,促成農民運動的激烈化,土地問題也成為政治社會運動關心的重點。

後期移民事業強調移民對台灣人的「皇民化」作用,殖民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時,雖然標榜「內台一如」,卻為了引進日本移民,將原本在河川浮覆地耕種的台灣人驅離,使相當人數的台灣人後來成為移民的佃農或雇工。總督府從西部引進人力到東部開墾,也未嘗給予妥善安排或補助。大正八年(一九一九)開始,集體遷移東部原住民,將原住民遷離故居,改變其生產方式,每人的移住費只有七十元,而日本移民每戶的補助高達三八九三圓。移民和台灣人的懸殊待遇,對「內台如一」的口號來說,無異是個反諷。

除了同化、皇民化作用,移民事業的另一個目標,是要發展熱帶作物栽培的技術和經驗,為日本南進政策預做準備。以前、後期移民的農業經營觀察,移民確實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但是對官方最重視的蔗作卻有排斥心理,其問題不在生產技術,而在生產結構。官方置資本家利益於農民利益之上,製糖會社的收購價過低,移民「無利可圖」,自然不熱衷於蔗作栽培。沒有製糖會社剝削的其他經濟作物,如咖啡、樹薯、菸草、魚藤、熱帶水果等,移民的栽種興趣極高,菸草尤甚。移民事業的幾個目標當中,熱帶作物栽培技術的培養,應有一定的成效。

反觀成效最差、屢受批評的,要算是紓解日本過剩人口的目標。前期官營移民到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常住人口一共三四七五人,隔年官營移民中止之後,人數有減無增。到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官營移民總人數包括花蓮港廳移民村在內,仍不超過一萬人,以這樣的人數不論要達到同化目的或調節人口皆非易事。台灣移住空間有限,導致移民人數過少,確實也使移民事業的成效大打折扣。

1945年32萬在臺日僑分布圖_Japanese_citizens_in_Tai
Photo Credit: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Public Domain
1945年32萬在台日僑分布圖。

一般人對日治時期的移民事業,常常予以負面的評價,論者甚至批評「官營移民是貧民救濟主義,而私營移民是會社的奴隸主義」。就前期移民事業經營的情況來觀察,這番批評可說一針見血。移民的成效就施行的情況來觀察,似乎與目標有相當差距。

但是筆者對日治時期移民事業卻有不同的看法。綜觀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其目標一直非常明確,而做法與經營重心因每次的失敗經驗有所調整。總督府先是獎勵私營移民,私營移民失敗後進行官營移民;前期官營移民失敗後,又回頭修正辦法獎勵私營,等到內在、外在因素許可,便鍥而不捨再度經營官營移民,而私營移民也雙管齊下同時進行。到底是什麼因素讓日本不顧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以鉅額經費挹注有如無底洞的移民事業?增加移民人數,以移民達成同化目的、紓解國內過多人口,果真是日本移殖內地農民到台灣的終極目的?

若擴大視角來觀照日治時期的移民事業,便知道在事情的表象之下隱含更深層的意義。日本在台灣施行移民的意涵,絕不等同於海外移民,也不等同於其他殖民地;以移民人數多寡評估移民成效,反而誤導日本移民台灣的實質意義。

明治維新以後,使日本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上脫胎換骨,迅速步入現代化國家之林,並成為亞洲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是一個海洋國家,具有明顯的外張力;政府對國家人口政策、軍事擴張政策都有長遠的規畫。在明治維新以後,「征韓論」已經萌芽;甲午戰爭後,日本陸軍、海軍則分別策劃「北進政策」、「南進政策」,日本取得台灣正是實現整體政治軍事策略的第一步,更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基礎,因此台灣殖民地的經營,對日本全盤布局極其重要。

日本移民台灣是一種領土占有的宣示,為殖民台灣的象徵。在台移民事業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都是下一步棋的參考與測試。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日本在台灣進行私營移民;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於樺太制定土地相關規則,開始獎勵移民,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於朝鮮成立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經營移民;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制定「滿洲農業移民移住計畫」。維新初期,日本的北海道移民開啟農業移民拓墾的先聲,北海道札幌農校也成為殖民地研究的搖籃。日本移民台灣有國內移民經驗為基礎,而台灣的移民事業又是移民樺太、朝鮮、滿洲、南洋的藍本,日本以堆疊式的經驗累積,進行長遠性國家計畫,實現國家政策。

從客觀的立場觀察,日本殖民地經營得頗為成功,日本成功的基礎建立在謹慎的計畫與紮實的研究成果,後藤新平的「生物政治學」觀點,貫徹日治時期的殖民地統治。日本以科學的方法,用實事求是的態度,遵循一貫的原則,實踐國家政策,將理想落實為一套長遠的整體殖民計畫,再根據現實環境修正方向與做法;而推動此一國家政策的源頭,便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權力中心,更明確的說就是殖民政權。

從日本在台灣進行移民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當局不斷依時依地修正方針與方法,不管私營或官營,背後都有一隻看得見的手,支配著整個移民政策的運作。但是權力中心一旦崩潰,建立在這個權力基礎上的移民事業也隨之瓦解,日本過於狂妄的軍事野心,終於吞噬了所有的經營成果。

日本在殖民地的移民事業,雖然因軍事失敗而灰飛湮滅,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累積的移民經驗,使其在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開創成功的日本式集體農業移民。至於戰後從各殖民地被遣送回日本的難民,則予以編組後分送到未墾地,以類似過去在殖民地移民的方式,積極開墾因戰爭而荒廢的田園。[1]

日本在台灣的官營移民事業雖然為時不長,成效也有限,但是日本規劃移民村的方式,不僅是當時日本在台灣從事新市鎮建設之先驅,也是同時期世界都市計畫史上極為特殊的例子。移民村完善的公共設施,使農民在農村便可得到基本的社會、教育、醫療資源。棋盤狀的耕地,使灌溉排水的效率提高。日治時期移民村的農村規畫,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仍相當有遠見。

可惜戰後台灣各地舊日的移民村景象已經大不相同;曾經整齊有致、公共設施完善的移民村,因後來移入者的經濟狀況和習慣不同,移民住宅有的拆除、有的整修,建築型態雜亂無章,村內的公共設施蕩然無存,原本棋盤狀的耕地,現在也因個人持分不同,分割零碎,使日後農業機械化的經營成本增加。相形之下,日治時期的移民事業,將政策與學術緊密結合,輔以精確的數字管理,令人深刻感受到殖民政權的強烈企圖心。

這一頁日本移民台灣的歷史,到戰後移民全部遣送回國,似乎就告一段落。但是當初住在日本移民村的農民,尤其出生在台灣的「灣生」,經過一甲子之後,對「故鄉」台灣的強烈感情與依戀,卻不斷發酵。這些情節由歷史的片段成為文學的藍本,再轉化為影像的呈現。到底虛虛實實之間,何者為歷史的「真」?或許是這本書可以盡到的棉薄之力。

註解

[1] 日本在戰後因糧食嚴重缺乏,田園荒廢,失業者眾多,於是有各種救濟事業之進行,其中一項便是「戰後開拓事業」。戰後開拓事業始於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末,以山區及原野為開發重心,從事開拓人員以海外遣送回國者為主。

相關書摘 ▶在台灣人眼中,工作半年便可滿足全年開支的日本農民,簡直舒服透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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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素玢

近年來,由於紀錄片《灣生回家》和同名書籍掀起的熱潮與熱議,使日治時期台灣日本移民村的歷史開始受到公眾矚目。這段先前幾被遺忘的如煙往事,除了有一則則感性的離散故事值得述說,更是台灣移墾史上的特殊一幕、日本移民史上的獨特章節,為值得深入探究的學術課題,而本書可說是目前相關研究中最全面且翔實的專著。

一八九五年,東亞秩序翻轉,日本因打敗大清帝國得到第一塊殖民地:台灣,躋身為亞洲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者開宗明義便宏觀地指出,日本挹注國家力量在台灣開展的移民事業,就其性質而言,並非單純為紓解人口壓力而推動的海外移民,而是殖民國對殖民地的「殖民」,屬於帝國殖民政策的一環,以「同化」為最高指導原則,企圖化外地為內地、防備台灣本島人產生民族自覺,並期許這批耗費鉅資打造的「同化部隊」,能成功適應熱帶氣候、熟習熱帶作物栽培技術,成為未來帝國繼續南進的得力先遣軍。但正因移民事業的發動者是殖民政權,當一九四五年此一權力中心崩潰後,殖民美夢終成未竟之志。

日治時代兩波官營移民(一九〇九─一九一七,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大致便是在上述背景下展開,前期以東部花蓮港廳為重心,後期改以西部、南部的河川新生地為移民村建設地點。作者不僅運用大量史料、圖表和照片,從經濟面、社會面深入剖析兩波移民的異同與經營成敗,還走訪昔日移民村進行田野調查、利用書信甚至在一九九七年就親赴日本訪談移民、促成「灣生們」組團重訪故里並隨團共行,記錄下許多珍貴的口述資料,據以勾勒出這群底層移民的生活苦樂。這些涉及個人生命經驗的「小歷史」,作者以「大歷史」的論述架構將其包羅於書中,可紮實且完整地填補我們對這段歷史記憶的空白。

未境的殖民
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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