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的「罪狀」（下）：百年過去，中國人仍戴著統一的虛榮大帽子

►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的「罪狀」（上）：中國盛世深處的亡國引信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談到了從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所公布的劉曉波案〈一審判決書〉中，可以看到中共對劉曉波主要的指控是「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而我們也分析了「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對當代中國的意義。而這篇我們就要來分析「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點在當代中國的意義。

在《零八憲章》中有關這項指控的該是「我們的基本主張」中的最後一點：

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說起「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不由得讓人想起中共最愛拿來指控異議人士的「陰謀分裂祖國」。雖然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聯邦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不只沒有被分裂，反而成為了強大的世界秩序締造者。但大家可能不知道，過去1920年代，中國曾經出過一個知名的反統一人士，大家應該都聽過他的名字。這個人就是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

Photo Credit: Zhang Zhenshi @ CC BY 2.0

若是更精確來講，毛澤東當時所推動的是「湖南自治運動」。但從當年毛澤東自己寫的文章來看，毛澤東激進的程度遠非「自治」，甚至稱他為「湘獨份子」也不為過。例如1020年毛澤東在《時事新報》發表的這篇〈反對統一〉，開頭就寫道：

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國也不是全無熱心國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沒有知識和能力。然而辦不好者，中國之大，太沒有基礎，太沒有下層的組織。……

……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甚麽去了？

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地內，有中國人和沒中國人有甚麽多大的區別？

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甚麽大不了的關係？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

毛澤東當時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好大喜功的「大一統」思想，這頂大帽子讓中國陷入頭腦發熱的虛榮，才導致4000年來一事無成：

中國人沒有科學腦筋，不知分析與概括的關係，有小的細胞才有大的有機體，有分子的個體才有團體。中國人多有一種拿大帽子蓋的虛榮心，遇事只張眼望著前頭，望著籠統的地方。

大帽子戴上頭了，他的心便好過了。

因此毛澤東提出救中國的方法，在於解散中國，直接各省獨立。而毛澤東又尤其主張自己的家鄉湖南應該做為表率，成立「湖南共和國」。毛澤東同年在《大公報》投書〈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內文寫道：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麼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

過去李登輝曾提出「七塊論」引起一陣軒然大波，但我們的毛主席更猛，他認為中國應該分裂成二十七塊：

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綜觀當時毛澤東的理論，毛澤東認為湖南不只應該獨立，甚至應該採取「湖南門羅主義」避免跟中國其他亂糟糟的省份接觸。原因在於只有先以「湖南一國」為單位取得建設的成功，才再逐步推廣出去，攜手跟「其他國家」組成聯盟。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提到毛澤東的湖南獨立思想，師承自他的恩師楊昌濟。而毛澤東最後會投身共產革命，則是源於趙恆惕發動政變後，在頒布的《湖南省憲法》中加入「湖南為中華民國的自治省」的條款。由於這條法律粉碎了青年毛澤東追求湖南獨立的希望，毛澤東決定放棄建國，追求世界性的全球革命。可以說毛澤東與共產主義的結緣，正源自於毛澤東對大中國觀的厭惡。

雖然歷史最諷刺的就是在因緣際會下，毛澤東晚年締造了大一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從毛澤東在執政後所提出的政策，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心裡的自治主義並沒有死去。根據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二章〈中國大陸改革戰略的演變〉提到毛澤東在1958年推動多項經濟權力下放政策，其中可分為：

• 下放計畫權
• 下放企業管轄權
• 下放物資分配權
• 下放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權、投資和信貸管理權
• 下放財政權和稅收權
• 下放勞動管理權

可以說毛澤東幾乎將經濟上所有的權力都從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然而這樣的下放，最後卻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吳敬璉描述：「結果很快爆發了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爭奪資源的大戰，工農業生產秩序一片混亂。」而這場權利下放改革，配合當時的中央「大躍進」政策的結果，即是著名的「三年自然災害」。

Photo Credit: 人民網 @ Public Domain

這場權力下放所造成的結果，或許能夠說明為何後來的中共領導階層會將放權視為洪水猛獸，更視中央集權為確保中國富強的良藥。然而由中共內部主張中央計劃經濟最力的大將陳雲所主導的經濟計畫，最後也沒有達成提振經濟的效果。吳敬璉指出了問題真正的核心，在於無論放權地方或是中央集權，中共基於意識形態都無法真正落實市場自由。因此這種放權，最後只造成了地方本位主義、保護主義的興起，加劇各地爭奪資源的權力鬥爭：

但是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為止，由於存在社會主義只能採取行政命令配置資源這樣的意識形態的障礙，市場取向的改革很難在政治上被接受；於是，進行向地方政府下放計畫權力幾乎成了唯一可能的改革選項。……總之，1958～1976年期間的體制下放改革，毫無例外地以造成混亂和隨後重新集中告終。「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形成了「放－亂－收－死」的循環。

我們可以看到，後來中共領導人與許多中國民眾對於地方分權自治的恐懼，恐怕部分原因來自於錯誤理解毛澤東執政經驗的結果。而另一方面，支持習近平收緊政治權力的另一股力量，來自於中國民間對改革開放後，尤其是江澤民執政以來的各種貪腐與貧富不均感到失望。因此認為由中共中央重新收緊權力，掃蕩地方貪腐勢力是一種可行的方案。

不可否認，資本主義經濟確實會帶來貧富不均的問題。而對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裙帶資本主義更容易循著舊有的官僚裙帶體系迅速的發展起來，這點從台灣自己的發展經驗就可以看到。然而台灣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選擇更加深化民主改革，逐步透過公民參與進行漸進式的民主改革，瓦解既有的裙帶體系。這個過程雖然緩慢，也會在過程中造成各種社會衝突，但至少能夠在體制內逐漸地解決問題。

亞洲歷史上為了解決貪腐的裙帶資本主義，而放任行政權擴張的例子，正是中國人最痛恨的日本軍國主義崛起。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直到大正年間曾經一度發生過興盛的民主自由浪潮。但這個浪潮到了昭和時代，卻在短時間內被軍國主義給取代。而軍國主義興起的原因，便是因為資本主義造成日本資源與建設集中於都市，導致以東北為首的日本農村大量破產。而農村青年當時最好的出路，便是從軍領餉，這也造成日本軍中充斥了各種仇視資本主義，連帶仇視民主政治的少壯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