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哀歌——重寫一個「魯蛇」歷史的可能性（下）

文：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越人哀歌——重寫一個「魯蛇」歷史的可能性（上）

三、「古越文化」的考古學

前述語言學論證與DNA資料，幫助我們釐清了過去學者有關「什麼是越？」的猜測。我們暸解到古代漢語文獻所稱的「越」是指一群使用南亞語系語言的人群，而DNA的材料更提供了一個大體的時空框架：屬於南亞語系的越人約在65,000年前出現於印度半島西邊，喜好相對溫暖的環境，一路追逐大型獵物往東，進入中南半島。

當時尚屬大冰河期，海水面下降，中南半島和許多東南亞島嶼間的陸棚現出水面形成「巽他古陸」，越人大約在30,000年到14,000年之間，遍佈於巽他古陸，與更早前已經在此居住的矮黑人等族群相遇。部分人口繼續往東與往北，往北者進入雲南、廣西、貴州、湖南、湖北等地，往東者約在26,000年以前與另一群南島語系人群並肩，順著南海的陸棚進入海南、廣東、福建與浙江，並且穿越南嶺到達江西、安徽（以上參照本文上篇）。

DNA與語言學的搭配，使我們可以看到上古越人的模糊身影，以及他們的後代殘留在現代人群之間，有些仍為群體，只是被歸類為少數民族；有些則已經失去族群的認同，混跡於漢人之中。另一方面，傳世文獻則展示了歷史時代越人參與中原漢語系王朝的政治競爭，雖然曾經稱霸一方，最終卻消失於歷史版圖的歷程。然而，DNA與傳世文獻之間尚有很大片的空白，是否有材料可以填補DNA與傳世文獻之間的巨大空隙？

能夠幫助我們重寫越人歷史的第三種材料是考古發掘的材料，過去學者已經指出中國的南方地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代的遺址中常出現的「幾何印紋陶」——一種以雕有幾何紋飾的木拍（或陶拍）（圖5：幾何印紋陶的陶拍），在陶器上壓印以形成陶器紋飾的技法（圖6：幾何印紋陶）——與古代的百越族群有密切的關係。出土幾何印紋陶的分布區域，包括浙江、福建、廣東、江西的全省，以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廣西的一部分（李伯謙，1981a），另外越南與東南亞也有幾何印紋陶。

學者根據幾何印紋陶的時代與空間分佈，建立起與百越族群的連結（吳綿吉，1982，彭適凡，1987等）。近來更發現此類技術的演進從幾何印紋軟陶，進展到幾何印紋硬陶，再進展到原始瓷器與真正瓷器的軌跡，且其技術發展與製造核心地區在福建（閩）、浙江（浙）與江西（贛）的交界地帶（鄭建明，2012），附近有發現不少青銅時代早期的窯址（例如：浦城貓耳弄山窯群，福建博物院，2009）。此一區域是秦漢時期閩越國的核心地帶，我們可以此為起點，順著一些重要的文化內涵探索更古老的越文化。

秦漢的閩越國以福建北部的武夷山為核心，附近有一座古城（即上篇之崇安古城，崇安縣現在改稱為武夷山市），在幾十年前還被稱為「粵（越）城村」或「閩王城」，學者認為它就是西元紀元前三世紀末到二世紀中閩越國的都城。此一城市有大型建築（宮殿），厚實的城牆防禦工事，周圍有廣闊的平民居住區、各種作坊以及周圍的墓葬區，當然不缺幾何印紋陶（福建博物院等，2004）。在此我們暫且放掉種種細節，問一個簡單卻關鍵的問題：「閩越國的人用什麼炊器烹煮？」為何特別關注炊器？

因為炊器與烹煮的方法和食材有關，烹煮的食材受到生態環境——主要是可以被食用的植物與動物資源——的制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文化性的，「用什麼器具煮東西？」在特定文化圈中往往相當頑固（想想台灣的「大同電鍋」）。粵城村附近的發掘顯示閩越人的主要炊器是陶製的「釜」——一種敞口、折肩、圜底的陶器（通常一個遺址又會有多種變異）——搭配三個獨立的陶支足——一種平底、下寬上窄的彎曲錐形陶器——將陶釜放在三個陶支足上，在釜下與支足之間加柴火進行烹煮（圖7：閩越國的炊器：陶釜與陶支足，陶釜與陶支足的架設方式見圖13）。

釜與支足這種炊煮器的組合，在華南與東海岸地區大約在7,000 BCE以前就出現了（圖8：城背溪文化的陶釜與陶支足）。東海岸地區在5,000 BCE以後，將三個陶支足與器身結合在一起而形成鼎，成為另外一個鼎系文化版塊，不過在西南方，仍有很大一群人頑固地使用這種古老的炊器。

我們特別注意武夷山地區的另一個原因是武夷山上有著名的懸棺葬，內有獨木船棺，也被認為與古代的越人有關。其實，武夷山極可能是越人的聖山，它因為紀念「武夷君」而得名，有學者認為「武夷」其實就是「無餘」，也就是越國在國家形成初期的首領。武夷山上的懸棺葬，其中最早的一座船棺經碳十四年代測定，可以達到距今 3,800年左右（石鍾健，1987）。

換言之，文獻分析配合船棺的碳十四測定顯示可能至遲自青銅時代早期以來，有一支越人就在浙、閩、贛交界地帶生活，且在此形成早期國家。筆者之所以跳過寧紹一帶春秋戰國的越國遺跡，直接討論武夷山附近的閩越國遺跡，主要原因是此一地區在文化上比較保守，但更「核心」，更能展現其「越」的文化面貌。相對地，寧紹地區的越國則比較「時髦」，受到其他文化影響較大。

緣此，我們把武夷市附近地區不同時代的考古遺址做一個梳理，就會發現此一地區在早於春秋越國的階段屬於「肩頭弄文化」（ca.2,000-800 BCE），此文化以福建省光澤馬嶺、白主段與浙江省江山肩頭弄等遺址為典型，涵蓋了閩、浙、贛三省的交界地帶，它也是以釜為主要炊器（牟永抗等，1981，林公務，2003），而且有大量幾何印紋陶，應該就是越國文化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