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非請勿入區》:綁架作為統治手段,南韓女星、導演也難逃魔掌

《北韓非請勿入區》:綁架作為統治手段,南韓女星、導演也難逃魔掌
Photo Credit: Aapo Haapanen@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冷戰時期,北韓綁架事件可視為某個龐大計畫的一環。一九七○年代晚期以前,北韓綁架的對象主要是韓國人,金正日上台後,他為了讓情報工作多樣化與擴大化,綁架策略便更加精進,綁架的對象也更廣了。

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

綁架是一種統治手段

在冷戰時期,北韓綁架事件可視為某個龐大計畫的一環。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以前,北韓綁架的對象主要是韓國人,金正日上台後,他為了讓情報工作多樣化與擴大化,綁架策略便更加精進,綁架的對象也更廣了。

為什麼北韓要費事地從海灘與小鎮擄走日本平民?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好幾年,而且我不是唯一為這件事感到困惑的人。思索北韓的內部運作成了東京、首爾與華府三地北韓觀察家的室內遊戲。我想全世界大概沒有任何國家像北韓一樣,受到如此嚴密的監控與分析。然而,我從學者、記者或情報人員口中聽到的綁架解釋沒有一樣能說服我。我的結論是,最終看來,綁架應該不是基於單一動機而起的事件。

最合理的解釋是,綁架只是某個龐大計畫的一環,這個計畫可能是統一兩韓、將金日成的意識形態傳遍亞洲以及羞辱日本。「不要把綁架當成一個取得語言老師的古怪方法,它應該是北韓試圖透過革命分子來顛覆日本(可能還包括其他亞洲國家)的一個夢想,革命分子的來源則是被綁架者本身或北韓情報員,如此一來,看似毫無意義的綁架行動就會變得可以理解。」史家特薩・莫里斯-鈴木(Tessa Morris-Suzuki)寫道。「這種透過北韓訓練的革命分子進行顛覆,使日本社會陷入混亂的想法,在當時看來並不像今日所想的那麼荒誕不經。」

臻於成熟的綁架計畫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晚間,南韓總統朴正熙到漢城國家劇院發表紀念結束日本統治二十九週年的演說,政府官員與外交使節都到場聆聽。從日韓兩國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這天的命名,就可看出兩國在心理與語言上的疏離,日本稱投降日為「終戰日」,韓國則稱為「光復節」。

就在朴正熙發表演說後不久,一名年輕人跳到走道上開槍。朴正熙身旁六個人全逃離位子,其他人則上前壓制攻擊者。就在現場陷入一片騷動的時候,朴正熙的妻子倒在椅子上,頭部中彈。行刺者被逮捕,朴妻被送往醫院,但朴正熙仍堅持完成演說。當晚他的妻子在醫院去世。

這名行刺者是一名二十二歲的在日韓國人,他是朝鮮總聯(在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的成員之一。當時北韓與日本並無外交關係,朝鮮總聯是北韓實際的駐日大使館。行刺者合法入境南韓,隨身帶著他從家鄉大阪的警局偷來的左輪手槍。這次行刺已是北韓第二次試圖殺害朴正熙,於是南韓終於忍無可忍。南韓進一步提升已經加強的維安工作,並且對在日韓國人進行更徹底的身家調查。此次事件也讓日本與南韓的關係趨於緊繃,南韓指責日本忽視朝鮮總聯帶來的共產主義威脅。

當時南韓已破獲幾起北韓間諜冒充南韓人的案件,因此當南韓把重點轉移到日本出生的韓國人身上時,對北韓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如果北韓間諜無法冒充南韓人的身分或利用在日韓國人,北韓該如何滲透到南韓進行破壞?利用日本人滲透到南韓的想法雖然荒謬,但卻不失為一項可行的替代方案。

一九七七年左右,日本對於金日成政權要比朴正熙的軍事獨裁政府更有好感。由於日本對於自己在殖民時為韓國帶來的苦難仍有補償心態,因此日本的左傾媒體、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總是不願對與韓國有關的事物加以批評。偶爾有傳言提到有人遭到綁架時,這些綁架事件總被當成反韓偏見的產物而遭到忽視。只要報社記者大膽地批評北韓,一定會有大量的憤怒電話與信件湧入報社。「為了報導這種新聞而惹上麻煩並不值得,因此北韓的報導就成了禁忌。」一名記者對我說。

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之前,遭綁架的對象主要是韓國人。北韓軍隊在韓戰期間曾兩度占領首爾,而後撤出,每一次都抓走數千名南韓人回北韓。金日成在一九四六年「關於運送南韓的知識分子」這道命令中做了解釋,他的目標是從南韓運送五十萬人到北韓,以補足戰前數年逃離北韓的專業人員,如官員、警察與工程師。這項行動並非出於隨機。「北韓士兵拿著厚厚一疊名冊挨家挨戶抓人。」韓戰被綁架者家屬聯合會成員崔光錫回憶說。

崔光錫的父親是高階警官,他也在名冊上,當時十歲的崔光錫從此再也沒見到父親。據估計,北韓總共抓走了八萬四千名南韓人,其中六萬人被編入陸軍。雖然綁架的人數在韓戰後大量減少,但綁架事件從未停止。南韓統一研究院的報告顯示,從一九五三年以來,有四千名南韓人遭到綁架,絕大多數是漁民。這當中包括一九七七年與一九七八年被綁架的五名高中生,以及一九七九年在挪威度假時遭綁架的一名老師。

韓戰結束的二十五年間,遭綁架的主要是漁夫。當時還沒有全球定位系統,因此漁船經常會不慎越過「北方界線」,也就是海上的非軍事區,但兩韓對於界線的明確位置一直未達成共識。數百艘漁船遭北韓海軍登船攔檢,然後拖回港口。被綁架者在歡迎聲中抵達社會主義天堂,這些不識字的勞工獲得在南韓罕能得到的尊重。

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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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根是漁民,於一九七〇年遭到綁架,他告訴我他獲得英雄式的歡迎。一下船,六名捧滿了花的女性上前迎接他。「不要回南韓!跟我們一起在北韓這個人間天堂生活。」她們懇求他。大多數被綁架的漁夫會在幾星期或幾個月後被釋放,北韓希望他們回去後可以宣傳他們在北韓受到很好的待遇以及北韓的高生活水準。

少數人自願留在北韓,他們相信(或許他們是對的)貧窮的漁夫在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過得比在資本主義國家好。北韓一直在尋找特殊人才,這些人就算沒受過正式教育,但只要擁有特長,就能發揮用處。許多漁夫,包括李在根在內,都被北韓招募並且受訓成為間諜。他們絕大多數都被交還南韓,只有少數人如李在根自行逃走。至今北韓仍有五百名被綁架的南韓人。

金正日掌權期間,綁架計畫也臻於成熟。一九七四年二月,金正日被選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顯示他將逐漸擢升到他父親的地位。但要證明自己的實力並不像許多人想得那麼容易。金正日經常遲到或在宿醉下參加政治局會議,他的父親會當著幾個領導元老的面責罵他。他接任新的部長職位,掌管北韓的情報工作,很快就發現情報部門需要升級。

金正日特別感到惱火的是,幾名北韓間諜被俘之後並未依指示自殺,反而供出情報。還有一些間諜被外國情報單位收買背叛北韓。金正日於是著手清理門戶,他把情報人員從世界各地一一召回,讓他們接受訓練,並拔除他認為不適任的人。數十人遭到處決或被流放到偏遠的勞改營。為了取代這些人,金正日招募一批菁英情報人員,由他親自從最好的中學與大學挑選,而且只效忠他一人。

一九七四年的世界遠比金正日的父親在一九四八年所面對的來得複雜。金正日讓情報工作多樣化與擴大化,他綁架各國的老師,要他們訓練北韓間諜,使這些情報人員嫻熟馬來西亞、泰國、羅馬尼亞、黎巴嫩、法國與荷蘭的語言與文化。北韓綁架日本人的原因是為了盜取他們的身分來偽造護照。他們的目標主要放在未婚的中下階層男性,與家人關係疏遠,失蹤了也不會有人在意。一九七〇年代晚期,日本傳統的戶籍制度尚未完全建檔,因此沒有可靠的資料庫來判別偽造的護照。而持有日本護照的人基本上可以順利進入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精密策劃的綁架計畫

「歡迎妳來,崔女士,我是金正日。」崔銀姬是南韓最有名的女星,當她聽到金正日的名字時,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搭載崔銀姬的船隻進入北韓西岸的南浦港。一個星期之前,她從首爾飛往香港,與她經營的一家演員學校洽談計畫。在此之前,她與她的丈夫申相玉導演共同開設一家製片廠,也就是申電影公司。電影公司關閉後,她才著手經營這家演員學校。

事後證明,這場會議其實是個幌子,目的是引誘崔銀姬到香港讓北韓特務綁架。金正日伸手向她打招呼。「我不想跟這個一手策劃綁架我的人握手,但我別無選擇。」她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們握手時,一名攝影師突然出現為他們拍了照片。「我不想為那個時刻留下紀錄。我也不希望為蓬頭垢面的我留下永久的證明。」

崔銀姬在香港失蹤了三個星期,申相玉開始尋找她的下落。雖然他們兩年前就已經離婚,但兩人的關係仍很密切。他曾提醒崔銀姬,邀她前往香港這件事似乎有些奇怪,現在他決心要拯救她。申相玉經常被稱為南韓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與朴正熙總統交惡前,他的申電影公司是南韓最大的片廠,曾經製作過三百部電影。就在他的前妻被綁架之時,申相玉正打算搬到好萊塢開展他的事業。在香港待了幾天之後,他也被帶到平壤。

與他的前妻相比,申相玉這個「客人」顯然較難伺候。金正日讓崔銀姬住在他最好的宅邸裡,而申相玉則是好幾次嘗試脫逃。為了予以懲罰,申相玉被判處四年徒刑。一旦承諾不會試圖逃跑,他馬上就獲得釋放。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金正日為兩人安排了一場團圓派對。「你們光站在那兒做什麼,還不上前擁抱?」他說。當兩人擁抱時,房間裡爆出如雷的掌聲。親愛的領袖要求群眾安靜。「同志們,從現在起,申先生就是我的電影顧問。」

申相玉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他是南韓最具創造力與影響力的導演,因此他的「叛逃」將會是對南韓體制的當頭棒喝。申相玉是金正日理想的導演人選:他在日本與中國受過訓練,他在美國拍過電影,熟悉西方最新的電影技術。此外,申相玉生於戰前的「北韓」,說他是北韓人並不為過,因此金正日重用他,並不會因此而被指控是向西方帝國主義屈服。

一九四八年,金日成為了引誘南韓製片家到北韓,特別承諾給予他們無限的資金與藝術自由,此後,電影就在北韓扮演重要角色。金日成相信電影是提升民族意識的絕佳媒介。每一部北韓電影都會有數十份拷貝流通全國,彩色版本在大城市放映,黑白版本則在農村地區放映。與金日成本人有關的電影總是以彩色放映,而且使用品質最好的膠捲,如美國的柯達或日本的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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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北韓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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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
譯者:黃煜文

1977年到1983年間,北韓在日本、歐洲各地秘密進行綁架計畫,當年遭綁架的對象來自南韓、日本、羅馬尼亞、黎巴嫩等國,其中最知名的是南韓明星崔銀姬與導演申明玉。北韓政府將被綁架者集中在平壤附近「非請勿入」的區域,讓北韓情治人員與他們朝夕生活,觀察、學習他們國家的習俗和語言,藉以訓練北韓特工。

作者博因頓因為《紐約時報》一張五位遭綁架日本人返國的新聞照片,而對這個荒誕離奇的故事感到好奇。他追隨這些年輕時被強行帶離家園的人的生命足跡,他們在陌生、封閉且受監視的環境下生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並結婚生子。他試圖解開綁架事件背後的原因,對被綁架者進行廣泛的訪談,也與民族主義者、左派分子、在日韓國人、間諜、脫北者、外交人員、漁夫等人對談,藉此重建被綁架者在北韓的生活樣貌,探討此事件對其個人的傷害及對日本的影響,並一路追溯一百多年來韓國與日本之間文化與歷史的關係。

北韓非請勿入區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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