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剛成為台灣人!輔大社工創系主任、來台服務半世紀神父羅四維病逝

才剛成為台灣人!輔大社工創系主任、來台服務半世紀神父羅四維病逝
Photo credit: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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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超過50年的美國籍神父羅四維一生奉獻台灣教育界,6月底時,羅四維發現肝癌遠端轉移,在學生奔走之下,終於在過世前9天,一圓心願,拿到台灣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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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天主教耶穌會昨(22)日表示,前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神父羅四維(Fr.Daniel Ross,S.J.)昨日清晨病逝於耕莘醫院,享壽84歲。

1922年,羅四維出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農村,是家中最年長的孩子。1951年,羅四維進入位於加州的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就讀,開始與校內耶穌會士往來,經多次接觸後,慢慢發現耶穌會有完善社會服務計畫,羅四維1953申請加入耶穌會修道。

耶穌會說,1960年,羅四維來到台灣,先落腳新竹華語學院學中文,並於彰化教英文,1963年,前往當時仍在菲律賓碧瑤的神學院念書,1966年在新竹聖神堂領受司鐸聖職,成為神父。

耶穌會表示,羅四維1972年取得美國聖母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回台灣接任輔大社會學系主任,開始教學生涯。在社會系主任期間,因為體認社會工作對社會的意義,積極籌劃社會工作課程,終於在1981年8月,輔大奉教育部核准,成立社會工作學系,並由羅四維擔任首任系主任。

耶穌會說,那時台灣在發展社工專業領域是一片荒蕪沙漠,羅四維可說是社工教育先鋒,尤其對台灣社工重要性的倡導,包括社會福利制度規劃與制定,社工品質與專業提升,社工對公部門及台灣社會整體環境產生重要影響。

羅四維學生遍及台、港、澳、馬來西亞、美國等地,畢業生中有縣長、大學校長、教授、民意代表、企業CEO,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社政、勞政、衛政或民間NGO社福團體,處處皆可看到他學生的身影。

此外,羅四維也積極協助新北市推展城市外交,1981年代,羅連續多次帶領輔大社會系與社工學生,與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天主教南山大學的社會系共同研究,針對共同的社會問題舉辦國際研討會,拓展與日本的學術與城市交流。

1990年代,羅四維更將輔大與國際的合作擴大到韓國、越南、泰國、柬埔寨、菲律賓、美國等地,促成中韓、中美、中越、中印(尼)之間多所學校的交流。1994年還帶領學生到柬埔寨志願服務,為金邊難民及金邊大學設置電腦,1996年帶領學生至越南胡志明市進行文化與價值研討會,1999年足跡至菲律賓,2011年更為柬埔寨村落募款,興建小學。

近年來羅四維領導輔大社會科學院「夥伴學習推展中心」在柬埔寨、菲律賓及中國提供多元方案,並與大陸廣東省珠海市的中山大學合作,開設「跨文化專題研究」課程,促成輔大社會系、社工系師生與大陸師生的交流。

羅四維曾說,「人們經常認為教育就是教書,但是其實不僅是如此,教育可以訓練年輕人意識到其他人的需要、文化與社會的需要,這正是社會的基礎。教宗方濟各要求我們去看身邊那些弱小的人,但是他們在哪裡?他們不僅只在貧民窟,他們也在學校裡,學校正擁有改變一切的力量。」

羅四維本月14日拿到中華民國身分證,當時新北市政府也頒發新北市榮譽市民證,以肯定羅四維對台灣的貢獻。

民報報導,來台灣超過50年,羅四維全心全意投入教育,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有一張「台灣身分證」。無奈礙於僵化的法令,即便他已來台灣幾十年了,卻還是沒辦法取得台灣身分證,永遠都是台灣這塊土地的「異鄉人」。

2017年6月底,羅四維發現肝癌遠端轉移。在學生奔走之下,政府終於以「最急件」讓入住耕莘醫院安寧病房的羅四維獲得他夢寐以求的「台灣身分證」。

社會工作在做什麼?

大學問說明,「社會工作」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適應或轉化社會環境,增強或恢復社會功能。簡單來說,社工系關懷弱勢族群、關心人群福祉。

社工系的畢業通常受僱於社會福利機構、醫療單位、基金會,也可考取社會工作師執照,自行開業或受僱為社會工作師。台灣目前共有32所大學設有社會工作學系,除了輔仁大學,還有東吳大學、台灣大學等。

台灣大學社工系學生鄭家昇投書遠見表示,社工系課程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工作研究方法、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工作管理等,此外還有社會福利行政、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等。

由於社工系以「實務」為發展導向,因此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和大四上學期需要透過實習身體力行課本所教導的專業知識。大致接觸的領域可分為「婦女」「兒童」「家庭」「社區」「醫療」「青少年」「老人長照」「精神醫療」「勞工」「性別」「社會倡議」「貧窮」「身障」「社會政策」等。

一名社工投書NPOst分享自己擔任家暴社工的心路歷程,由於社工需要幫助的可能是社會最弱勢的階層,精神總是受到極大考驗。

投書者表示,他遇過不只一個個案,到快要結案了,才透露他們之前曾經被性侵害,也是因為做社工,他第一次知道被跟蹤以及擔心在公共場合被加害人認出來的感受。

此外,幫助的個案也不全都是可愛的,有些人很心計,有些人很會情緒勒索;有的人每天都打電話來問補助下來沒,發現還沒就要去跳樓,有的人想住庇護所,資格不符就說要燒炭,到處打電話去媒體及公部門投訴,有的家暴受暴者後悔不想通報或提告了,就跟施暴的先生說是社工唆使的。

投書者表示自己天天在會談、記錄、轉介單、核銷之間奮戰,還要陪著個案出庭、做聯繫會報,幾乎都是早上7點半出門,晚上10點才回家,加班時數根本休不完。

他表示,自己的生活品質因此急遽下降,過度燃燒的結果,身體開始出現警訊,心裡也出現替代性創傷,晚上做著被個案性騷擾與跟蹤的惡夢,但最令他害怕的事,其實是有一天,他的個案會被她的另一半殺死。

正是因為社工如此消耗心神,社會對社工的工作又一知半解、不夠尊重,太多人不明白社工的專業,以為他們只是「有薪志工」,因此,不少社工都像這名投書者一樣,在社工界待了一陣子後,就忍不住離開非營利組織,轉往一般公司。

戰後台灣社工如何發展?

根據台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台灣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分析》,型塑台灣戰後社會工作發展兩股最主要的力量,分別是國民政府的威權體制,以及大量依賴美國而「深具殖民性格」的學術文化。

當時,社會工作一方面依賴國家體制來進行社會工作的初步建制,並取得社會工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當時國民政府與美國關係友好,台灣社工界也依賴美國的社工教育體制與知識體系,來構築剛起步的台灣社工教育基礎。

台灣社會福利學者詹火生投書台灣政策國家基金會介紹,1971年,台灣引進社工教育課程,1968年,台灣省政府於台中縣試辦的社會工作員制度,開啟了社會工作員制度的先河。

而民間方面,1960年代初期,開始進入台灣的教會團體附設機構或單位,例如基督教兒童基金會(現更名為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世界展望會教會等社福機構,支持社會弱勢,也提供了社會工作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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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羊正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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