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工作文化:勞工變成「自願奴隸」,忙碌取代休閒成為「榮譽勳章」

過度工作文化:勞工變成「自願奴隸」,忙碌取代休閒成為「榮譽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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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社交媒體可以跨越時空的限制,讓我們的社交生活更豐富,但它也悄悄地將工作偷渡進我們的自由時間。這本書點出了現代人忙得沒有覺察到的現實:就算科技再方便,資訊再容易取得,若你無法擁有時間的自主權,你終究得不到自由,甚至覺得時間被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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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茱蒂・威吉曼 (Judy Wajcman)

陪孩子的時間

對有孩子的人來說,他們最想運用自由時間的方式就是陪兒女。我們想跟自己的小孩有足夠相處時間,也想要有「優質相聚時光」。比如,霍奇查爾德宣稱家庭時間被漫長的有薪工時擠掉了。事實上時間運用資料顯示,父母挪來陪孩子的時間比以往更長。各國資料雖有些差異,但整體來說就算工時更長,家長仍會花更多時間陪孩子。怎麼會這樣呢?

在《美國家庭生活改變的節奏》(Changing Rhythms of American Family Life)一書中,作者蘇珊.畢安奇(Suzanne Bianchi)、 約翰.羅賓森(John Robinson)和梅莉莎.米爾基(Melissa Milkie)談論了時間壓力矛盾的這一面:「儘管父母與孩子相聚的時間在多年來維持穩定,近半數美國父母仍覺得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太少。」我們會看到,解答在於密集式養育(intensive parenting)的文化概念,外加緬懷傳說中昔日更多的美好相聚時間。不過,我在這裡先報告這些作者對時間感受廣泛調查而得的結果。

在職母親當中,近半數(百分之四十七)覺得自己花太少時間陪孩子,而無就業的母親僅有百分之十八持相同感受。在職母親也最有可能感覺到最多時間壓力,而且會持續一心多用。已婚父親感覺「永遠忙碌」的機會則低上許多。作者們發現父母感覺自己「時間太少」的比率有很大的不同;有這種感覺的已婚父親占百分之五十七,在職母親則占百分之七十五。而且已婚母親希望有更多時間跟丈夫獨處,已婚父親卻希望有更多時間陪小孩。

所以是父母保留了時間給孩子嗎?有個更常見的解釋是,大多家事都機械化了,我們會在第五章探討這個論點。我們在這邊只需曉得,花在家事上的時間其實看不出戲劇化的減少,但時間組成的確有顯著轉變,從例行家事(煮飯和打掃)轉到養育兒女、還有購物跟零工。但各類無酬勞家庭勞動的總時數,在二十世紀依舊維持恆定。

主要改變來自職場女性自身,她們投入勞動人口時就減少了在家做無薪工作的時間。但她們沒有間接比照領薪職的時間減少家事時數;儘管她們的男性伴侶提高了自己做家事的時間,這卻不足彌補女性減少的家事時數。於是結論是,雙薪家庭裡的無薪家庭勞動時數相當少——可是女性的職場工時與無薪家庭工時加總起來,居然比一般無工作女性的家庭勞動總時數高出許多,每周一般多出十九小時,也比一般父親多五小時。職場女性不論跟男同事或全職家庭主婦相比都忙碌許多。

甚至,會根據孩子數量和年紀調整工時的人,主要也是女性。女性就業時間會在第一個孩子誕生後降低,然後會在生下其他小孩時繼續削減工時。父親卻傾向(假如會的話)在孩子出生後增加就業工時。所以男女分配時間的決策不同,部分是依據自我選擇,部分則是出自體制力量和文化壓力。這些差異在近年來變少,但母親們調整作息的幅度仍持續多過父親們。於是母親身分仍帶有薪資懲罰——在幾乎每個已發展國家中,母親的工資都低於父親。

女性會讓自己融入家庭時間,這在她們對時間的應變中就可見一斑;已婚女性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時間,因為她們已經配合待在孩子身邊。人們對父母職責的文化期望依然很高,母親也越來越常把孩子和家庭擺在優先、並犧牲自己的需求。整體來說,看來父母會為了養孩子而盡可能犧牲自己,就算他們的時間有其他需求、某些家庭的資源很有限也一樣。但這些家長仍然感覺自己做得不夠。

就像前面提過的,這些時間壓力感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當好父母的期望標準變了。在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母親當中,好母親的定義是對孩子無限制投注時間跟資源。家庭變得越來越小時,孩子就成為中心焦點,並被認為需要勞力極度密集的照顧。文化中的理想母親就應當全心全意投入——女性被期望犧牲事業、休閒時間與其餘有必要的一切來讓孩子茁壯。

父親們被期望投入一樣多的努力養育兒女。在二十世紀下半,我們可以看見男人對於育兒、以及對更概括的男子氣概觀念有了戲劇化轉變。但儘管人們同意平等主義式的家庭關係,卻並未完全反映在男性行為上。比如,父親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大幅增加,但周末的增幅是平日的三倍,這使得他們平日回去上班時,例行育兒責任就丟給配偶。此外父親沒有取代母親的時間——母親在父親照顧孩子的大多數時間也在場。雖然全家相聚的時間最值得珍惜,這卻導致休閒時間產生性別差異,我也會在後面指出這點。

最後,女性身為家庭負責人的角色,也使她們經常有更忙的感覺。她們得管理孩童生活和家庭這類複雜事務、就算離開家時也一樣,這「或許亦能解釋父親與母親在幾個方面存在的巨大性別差異——像是感覺自己需要更多時間、感覺忙碌、以及感覺得同時做超過一件事。」母親對時間壓力的主觀感受,有可能源自她們必須繼續安排家庭生活;時間運用日誌的線性資料很難捕捉到這種現實。

這些作者的論點是,我們得擺脫(有薪和無薪)工時的量化,以便討論時間意義和時間體驗更微妙的面向與性質。作者們提議,我們得探索時間如何安排和實踐,還有時間的生活體驗有多密集。我會在下面概述造成時間匱乏的三種不同機制。不過,我們先來更概括地探討文化中的忙碌意涵。

文化加速:忙碌人生

到目前為止,我們檢驗了一系列促成時間壓力的經濟與人口統計因素,比如勞動市場、工時和家庭組成的變化。我們也探討了有關超級父母的當代論述是如何增強了時間匱乏感。但是還有一組解釋主要著重在消費;這些解釋彼此相關,因為女性就業的戲劇化轉變和「過度工作文化」同時出現,後者把勞工變成「自願奴隸」、使他們準備在一個將忙碌與成功或是地位畫上等號的社會裡工作更長的時間。

這些論點將消費視為純負面事物,而且拜我們的競爭性消費主義文化之賜,它也助長了漫長工時。就修爾的說法,我們被困在一個「松鼠籠」裡,也就是不知不覺加劇的工作與花錢循環,好讓我們能跟鄰居的生活方式競爭、並藉由買東西給孩子來彌補陪伴時間的不足。修爾問,難道富裕的美國人不能「降速」和減少工時跟消費量,好脫離這種工作/消費循環嗎?

但願有這麼簡單就好了。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的自尊和自由感是由金錢和財物定義,所以他們內心有著深根固蒂的心理原因,使他們追求明顯不必要的消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科學家都在談論購物和個人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的複雜關係,以及購買商品一事有多少程度是針對其他人的社會習慣而定。當個人必須透過消費風格來描述自我人格時,他們就有需要嘗試新穎跟不同的體驗,這也導致個人貪得無厭地追求更多文化行為。簡而言之,忙碌就是擁有滿足生活方式的必須條件。

也許那些文化論述——崇拜動個不停的人生加上大量消費——能視為讓人們感覺越來越忙的罪魁禍首。的確,忙碌有可能不只帶來壓力,也會讓某些人感覺更快樂、或透過與激發狀態(states of arousal)相關的正能量得到人生滿足感。這種途徑重新闡釋了討論內容,把時間壓力的社會經濟關聯換成忙碌的表現形式與後果。「繁忙」最糟也只是個中立詞,而且可能帶有正面意涵,成為「懶散」的反義詞。

所以,忙碌概念在我們的文化中真的產生了正面意義嗎?難道對有更多社會資本的人而言,忙碌成了地位象徵?喬納森.傑舒尼在一段引人入勝的論點中宣稱,一世紀前的高收入等級是由休閒時間的多寡來定義,這來自經濟學家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在經典著作《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指出的結果;如今卻顛倒過來,長時間工作、在職場最忙碌的人才有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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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裡為止,我描述了雙薪家庭的增加、以及當父母的基準提高如何促成時間壓力。但還有兩個論點完全符合這種解釋:第一個跟休閒密度有關,而且源自更密集的商品與服務消費。第二個與其說是行為的改變,更該說是「繁忙」感的改變,而且出自以下這段話:「忙碌感的增長,也許有一部分反映自『繁忙』逐漸增加的正面感,而這種正面感的源頭,便是它跟已發展社會最高特權團體日益忙碌之生活方式的關聯。」如今能代表高社會階級的事物,不是對休閒的顯著消費,而是對時間密集性活動的顯著投入。

「繁忙」是個主觀狀態,也是個人參考現有基準和期望、評估自己近期或預期的活動模式時產生的結果。不過若要有辦法從外部觀察忙碌狀態,它就得反映在有薪職的漫長工時、以及工作跟休閒的密度上,也就是人們的活動數量和種類。(這點在同時進行的活動之多重性質也很明顯;我認為這種現象在數位時代是關鍵,不過此主題會放到後續章節討論。)

傑舒尼沒找到多少證據能顯示忙碌狀態的客觀習慣有變。雖然高技能群體相對於低技能人士,有薪工時確實增長了,男女整體有薪工時卻下降了。最重要地,活動的密度並未增加(不論工作天或非工作天都一樣)。儘管實證無法指出「繁忙」的社會意義有改變,傑舒尼的結論仍認為這跟他的論點一致。如果行為上沒有改變,那麼一定是忙碌的文化意義變了。所以時間壓力矛盾的一部分答案,就是忙碌取代了休閒變成「榮譽勳章」。

根據這種觀點,忙碌大體上是種文化定位。想當然,這種論點能引起某些群體代表的共鳴,比如財務交易員和企業主管,這些人發明了高壓、累壞自己的生涯,靠著他們的工作狂心態取得地位。不過我們拿這個新的上層階級跟范伯倫筆下的休閒階級相比時,兩者雖然極為相似,卻也誇大了前者的自由,因為他們的工作壓力主要來自管理績效評估。也許這些人擁抱了高速工作文化,但這邊必須強調,這不全是出自他們的抉擇。

考慮到過去十年左右,企業努力將許多高薪、領全套福利的員工換成臨時勞工跟派遣員工,前述看法就格外貼切;主管和專業人士若能撐過長工時,就能保證職位安全無虞和增加升遷機會,而長工時也成了員工展現忠誠和野心的主要辦法。經濟方面有個並發的趨勢是,工作時程延伸到晚間和周末;行動科技對工時帶來的深遠影響,是後面章節會談論的主題。最起碼,若要討論忙碌的象徵地位,就應該考慮到就業條件的變遷,以及人們對職位保障的擔憂。

尤其,賣弄工作表現的文化導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放任自己沉浸在職場裡。儘管男女都有志追求大權在握的管理或專業生涯,我自己針對企業主管的研究卻顯示男女家庭環境有別。為數可觀的男性資深主管的配偶沒有領薪職,但女性主管通常住在雙薪家庭裡。因此女性更有可能在事業與家庭生活之間體驗到摩擦。傑舒尼忽視這點,使我們以為工作的新世界是男女平等的。忙碌狀態的基準改變,是解答時間壓力矛盾的關鍵要素;但我們也得提防當中對所有人而言也帶有誘惑的暗示。

假如有薪職的忙碌能被視為一種卓越地位形式,休閒的忙碌就一樣有這種資格。社會學家奧莉爾.蘇利文(Oriel Sullivan)重新檢驗傑舒尼的論點,指出休閒的密度也很重要,可是經常遭人忽略。事實證明,長時間工作的人也會更密集地休閒,也就是他們會在同一段時間裡塞進越來越多活動。不然豐饒西方經濟裡那些收入高、時間卻很少的家庭,要怎麼工作更多和消費更多呢?蘇利文的答案辨認出消費的兩種時間策略:休閒消費有可能發生得更快,商品也可能繼續換成更昂貴的替代選擇。這兩種策略都是為了在有時間壓力的現代社會裡將「時間產量」最大化。

有為數龐大的論著探討了消費本質和現代消費者的文化品味,但我們對休閒參與的步調或忙碌性幾乎一無所知。蘇利文為了衡量休閒消費的「貪婪度」,分析五種在家外面進行的休憩活動:上電影院/音樂會/戲院、上餐廳/咖啡館/酒吧吃飯或喝酒、運動/健身/散步、現場觀賞運動賽事,以及出席休閒活動團體。這份清單的邏輯是,這些活動都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而且需要一定程度的時間規劃跟協調。她確實發現,地位高、有孩子要養的雙薪配偶最常使用前述兩種時間策略。他們對這些休閒活動的參與度最高,也會繼續升級手頭的消費者產品(但沒時間使用它們)。

再次地,性別和社會地位相互強化,以致高社會地位男性和底層社會地位女性在休閒貪婪度上產生了最大差距。於是擁抱忙碌、多樣化文化消費習慣的作為,就成了高地位群體的優越標記。

到目前為止,多數關於時間的文獻都著重在工作慣例的影響,包括就業圈和家庭圈。但在有時間壓力的現代社會內,休閒活動的步調也有顯著重要性;我稍後會再回來談這主題,並會明確探討資訊通訊科技如何令休閒活動激烈化。不過,這類關於工作與休閒忙碌度的論點,首先顯示了衡量日常生活時間節奏有多麼困難和複雜。不是所有活動都照相同步調走;以時鐘指針衡量的時間,完全無法捕捉我們每天司空見慣、多重並相互重疊的時間體驗。要是我們感覺時間不夠,背後可能有許多理由,而且會用多種形式呈現。我們有些人確實時間更多了,只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時間,或者沒發生在我們需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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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新樂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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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茱蒂・威吉曼 (Judy Wajcman)
譯者:王寶翔

一百年前的經濟學家認為,因為科技進展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會讓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每天只要工作三小時,而能從事更多愉悅的休閒活動。這個預測完全失準,現代人簡直像是在兩分半鐘內快轉壓進二十四小時那樣的緊張忙碌,我們處在加速度的「縮時社會」,幾乎是失速狂奔著。

社會科學家循著歷史與理論出發,從工作、家庭、社交各方面探究「時間」以及「時間感」的感變歷程,讓我們深思科技對當代生活的影響,以及解放之道。如何減少工時、在時間運用與勞動力密集度的拉鋸戰中獲勝?省時的家居科技卻沒有替家人騰出時間,該如何改變?社交媒體可以跨越時空的限制,讓我們的社交生活更豐富,但它也悄悄地將工作偷渡進我們的自由時間⋯⋯

在《縮時社會》一書中,作者茱蒂.威吉曼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將科技體驗視為生活加速的主因,人們成了新興溝通裝置的人質,我們自己設定的優先順序與參數在追著我們,卻沒有善用機器能幫助我們的設定。這本書點出了現代人忙得沒有覺察到的現實:就算科技再方便,資訊再容易取得,若你無法擁有時間的自主權,你終究得不到自由,甚至覺得時間被剝奪。但此書的宗旨並非要人類開始排斥和杜絕科技,而是擁抱科學潛在的解放威力,好創造出新意義與新世界,但同時仍身為科學的最主要批判者。

縮時社會_書封
Photo Credit: 新樂園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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