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侵犯的個人疆域崩毀:手機延伸的不是工時,而是私生活

不可侵犯的個人疆域崩毀:手機延伸的不是工時,而是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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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大多數人抱怨每天的時間不夠,太多電郵、訊息從我們掌上跳出,人們普遍認為生活步調比以前更快,絕大多數得歸咎於智能手機與網際網路。但是,智能手機原來的本意,不是讓我們能更快速與人溝通、處理資訊,然後讓我們取得自由去做其他事情嗎?科技不是應該讓我們生活得更容易些嗎?

文:茱蒂・威吉曼 (Judy Wajcman)

沒有疆界的家庭:行動電話、連結性和工作/家庭界線

工作的公開世界、跟家庭私下生活圈的分界線,經常被宣稱為現代社會的特質之一。私人生活自十九世紀中期在郊區興起,並在二十世紀中達到盛期,成為世俗化的新版自我實現。戰後的城鎮規劃就反映了這點;城市和郊區在地理上分隔成給個人和家庭使用。在這種背景下,不可侵犯的個人疆域若受到任何威脅,都會被認為在危害家庭平衡、親密關係與個人身分。

所以數位科技有抹去曾經分隔工作與家庭生活的界線的潛力著實不意外,但也導致它受到眾多辯論。有些社會學家甚至宣稱,「應該捨棄公私領域的區分,畢竟當代社會生活已經沒剩下多少東西會乖乖留在界線的哪一邊。」行動電話都是這些爭論的要點,因為它們能在任何地點運作,催生了新形式的連續性科技中介互動,其稱呼包括持續接觸、永久接觸、不在場出席或連結性關係。許多評論家強調,既然行動科技能讓僱主在任何時間聯繫員工,這就是在鼓勵工作問題吃掉留給家庭生活的時空。不過其他人主張,既然地點在哪無所謂,這些設備就提供了新的密集連結性機會,讓深刻人際關係進一步強化。花在通訊工具的時間與其說是令人際關係零碎化,反而能令之更禁得起考驗。

真正蒙受危機的是行動科技對時間之社會體制的影響。從二十世紀起,管理工作時間就是社會協調的主要辦法之一,好讓所有人能共同參與休閒娛樂。二十世紀的節目播送等等就反映了這點——廣播和電視節目表設定的時間,都是人們認定視聽大眾傍晚下班回家的時刻。雖然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概念依舊深深綁死我們,它已經無法反映人們的工時或工作地點存在的龐大分歧。既然彈性工時和佔主流的雙薪家庭興起,想要調解有薪職、休閒和家庭生活的時間制度就變得更加困難。

在這種背景下,傳統有線電話就顯得落伍了。有線電話原本被設計為商業工具,使用概念是讓人們劃分並控制工作場所以外的時間。在無線電話出現之前,人們必須給生意和家庭設置分離電話線(使用不同號碼)。雖然在職場使用有線電話,被認為能大大幫助員工在上班時管理家務事,多數僱主仍會限制員工使用家庭號碼,只有「緊急狀況」或遇到危機時才能撥打。

數位通訊設備改變了這一切,讓人們有能力擺脫工作與家庭時間的傳統分界線。一切證據顯示,資訊通訊科技在所有社會領域都被人們用來完成工作。根據普網調查,在職美國人有將近半數(百分之四十五)回報在家做了些工作,雖然在家做例行工作的比率較低(百分之十八)。對超過半數工作者而言,在周末查看工作相關電郵已經成了例行活動,而大約三分之一會在度假時檢查電郵。不過這種可能性隨著員工類型而有極大差異;儘管高薪族(年收入超過七萬五千美元)中遠多過三分之二的人回報偶爾會在家工作,年收入低於三萬美元的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會這樣。至於擁有智慧型手機的人,他們更有可能被要求在下班後閱讀並回覆工作相關電郵。

可想而知,針對工作溢入家庭時間的大多數現存研究,都採取了管理或組織觀點。它們假設,既然員工運用資訊通訊科技的程度大幅增加,就必然會延長工時。舉例來說,有一份針對主管、專業人士和技術員工的加拿大研究,就真的將手機、筆電、家用電腦和黑莓機這類設備列為延伸工作的科技——延伸工作的意思是人們在辦公室和正規上班時間之外做工作相關活動。這份研究中的部分員工,特別是重度黑莓機使用者,確實回報說他們因為在家工作,感覺家庭時間變少了。但有趣的是,研究的主要發現在於,資訊通訊科技有些特質能增加可察覺的控制力和促進溝通,但也帶來了許多壓迫。

諾薇爾.卻斯里同樣發現,美國專業與管理職夫妻若頻繁使用通訊科技,工作對家庭的滲透率就更高,導致家庭滿意度降低。不過當工作溢入家庭現象更常出現在男性身上時,家庭溢入工作卻更常出現在女性身上,而且只有女性受訪者指出,在工作時接到家庭相關電話令人壓力很大。卻斯里主張,這些科技有可能透過這種方式強化工作與家庭界線的性別特質,畢竟家庭責任顯然更有可能影響女性的結果。資訊通訊科技有潛力同時強化和重新銜接傳統性別劇本;這也是我稍後會談的主題。

這些針對高薪員工的研究,其支持了資訊通訊科技允許延長工作、吃掉家庭與家人時間的觀點。不過正如我會在下面展示的,這不見得能代表更普遍社會趨勢中的資訊通訊科技用途。

然而有個更根本的問題是,這些研究把它們有意檢驗的分界線視為理所當然;數位化帶來的深遠改變,使我們必須重新檢驗這個概念框架。對於挪動過的工作/家庭銜接點,其產生的複雜問題或許不能用界線滲透性(boundary permeability)來表達。當人們進一步將資訊通訊科技整合到日常生活裡時,家庭時間和工作時間在空間、組織甚至心理上的區隔或許就不再顯著。因此我們得停止把焦點放在新通訊科技對界線本身的影響;我轉而主張,目標在於理解這些設備產生的獨特可配合性模式,比如為何個人一開始不再需要識明上述這些類型的分界線。

大多探討溢出理論和工作/生活平衡的論文,都採取了相當靜態的家庭模型,把家庭視為人們體驗家庭生活和居住的固定場所。相較之下,當代家庭社會學強調關係、連結性和慣例。例如,社會學家大衛.摩根(David Morgan)強調家庭生活永遠會和其他生存領域銜接:「家庭慣例不見得就是傳統上跟『家庭』相關之時空——也就是家會有的慣例。」反而,家庭是其成員透過日常活動(包括在有薪職場裡)主動建構出來的產物。所以在摩根眼中,個人是在創造家庭,而不是被動地待在一個事先給予的結構裡。家庭與其被當成名詞,更應該說是個動詞。

看似再自然不過的家庭與工作分界線,其實跟歷史演進有關,是社會行為人一代代重覆慣例打造出來的。在這些慣例中,有些就負責控制跨界線的資訊和通訊流。人們對於工作溢出和征服家庭的擔憂,顯示公私圈的分界線正受到質疑、且性質改變;這些辯論假定行動科技必然會讓員工、消費者和父母能永久配合他人。我會在本章下一段展示,這種觀點有何種限制。

行動電話的使用模式

到目前為止,針對行動電話的研究都是小規模研究,不然就是只調查設備使用態度。我自己的研究——從二○○七年開始進行幾年——是針對澳洲員工的全國代表性人口調查,用意是探查個人和家庭如何用手機對付日常生活的不同維度。這份研究的目標不僅是回報人們的手機使用觀感,也是對他們的實際行為與習慣收集客觀資料。為了捕捉這些,我用上兩種輔助工具:用免持聽筒打電話之記錄的獨特分析,以及特別設計的時間運用日誌,記錄人們為何、何時、多常和在何種背景下使用手機。這些資料整合起來便解答了疑問:行動電話究竟會幫助還是妨礙個人管理工作與家庭時間。

我的研究結果並不支持人們的普遍看法,即手機促使工作相關事務占據了個人時間。確實,人們在每天任何時間使用手機的主要原因,跟工作並沒有關聯。

根據全國調查,透過手機撥打的四分之三電話以及將近九成簡訊,都是用來聯繫員工的家人與朋友。同樣地,從免持聽筒取得的兩萬一千通電話記錄,其主要目的幾乎都是社交。於是有四成語音溝通跟聯絡家人有關,另外兩成則是聯繫朋友。簡訊同樣顯示強烈的社交重要性:當中有壓倒性比重是在傳訊給家人(百分之三十五)跟朋友(百分之二十五)。只有百分之二十一電話和工作有關,男人也比較可能用手機洽公。

行動電話在實務上主要是社交工具,而非延伸工作,而打電話的時機也能支持這點。電話記錄和時間運用日誌資料都顯示,工作相關電話大多限制在標準上班時間,從早上八點後大幅增加、並在下午五點左右減少,午餐時間也有短短的下跌。最重要地,那些有潛力把工作延伸到下班後(晚上七點到午夜)的工作相關電話,只佔總電話記錄的百分之三不到。確實,在正規上班時間外的工作相關電話這麼少,這意味著行動電話延伸的不是工時,而是其他東西。

所以,手機就不該被視為延伸工作,並因此造成倉促感的主要原因了。相反地,既然人們被允許在上班日處理部分家庭與私人問題,手機甚至能用來減輕時間壓力。我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手機幫他們平衡家庭與工作生活;只有極少數人指出手機帶來負面影響。當他們被問到手機對於家庭和協調家務的意義時,他們認為手機在掌握到家時間,以及安排跟其他家人會面時非常重要。在父母當中,約三分之二將「安排送小孩」和「查明孩子下落」列為重要,另外三分之一則認為準備餐點很重要。這種行程軟化、以及時間將活動挪到停滯時間(dead time)的現象,就算沒有消除、也能抵銷永無止盡可配合性帶來的額外時間壓力。

手機在微協調(micro-coordination)裡面扮演很大的角色,但它也提供了更大的規劃行程彈性和對時間安排的掌控,藉此省下時間。就連在停滯時間打電話——乍聽之下好像事件的步調加快了——也有可能減輕壓力。以上研究的結果確實顯示,手機的主要用途就是用來協調家中事務的時間。既然日常生活的管理後勤日益複雜,行動電話說不定就是我們在當代的理想工具。

艾蜜莉.羅斯在一份罕見研究裡,檢驗員工在上班日如何根據這些目的使用個人通訊。比起單純記下這類通訊有無發生,她轉而探索了人們錯綜複雜的慣例——也就是人們欲對工作與私人生活圈發揮影響、並替這兩者建立關係時發明出來的習慣。

大多數受訪的男性工程師,認為有能力處理跟家庭生活安排相關的事很重要;能從親友那邊得到個人與專業領域的支持同樣很重要。不過他們也承認,他們不喜歡讓個人生活毫無限制地流入工作,比如接到不想要的通訊、不合適的訊息,以及對同事透露太多個人生活等等。於是員工會使用一系列策略,以便在上班日獲得私人聯絡人帶來的好處,並把缺點減到最少。他們的做法是管理、控制或限制打進來的私人電話、傳來的簡訊及電郵——透過特定模式授予預期對話者搭上線的權力。有些模式如電郵和簡訊受到偏愛,因為它們具備非同步特質,讓接收者有更大的自由能選擇回應的時間;甚至在開放式辦公室中,既然最慎重的互動方式通常是用電腦發電郵,個人通訊就能偽裝成工作的一部分。

整體而言這份研究發現,員工會主動管理,決定該讓哪種資訊通訊科技把個人生活放進職場。他們一方面會善用個人科技中介通訊,另一方面又會運用多元策略限制個人通訊的滲透性。也因為如此,只要員工在私生活裡認識的人有辦法聯絡工作中的員工的話,都會變成各別的惱人干擾。於是工程師們發展出一套辦法,我們或許可視為存取性階層:伴侶、家庭親近成員和孩童被允許透過電話(有線或無線)溝通,朋友則擺在較低階層,只能用電郵或簡訊聯繫。換言之,朋友群體被擋在立即通訊之外。這類研究凸顯了員工的高度協調能力,能運用科技的物質性和功能來促進或阻止特定人在特定時間接觸。

總歸來說,人們的恐懼——認為行動裝置帶來的持續可配合性加快了生活步調,使得人們自我意識到的能力再也無法應付自如——其實是誇大了。使用行動電話不會直接增加倉促感或讓你覺得時間緊迫;就算用得更頻繁,也不會產生倉促的休閒體驗。的確,看來數位科技「永遠開機」的特質提供了彈性協調時間的新契機,能夠抵銷任何令人難受的時間壓力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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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新樂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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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茱蒂・威吉曼 (Judy Wajcman)
譯者:王寶翔

一百年前的經濟學家認為,因為科技進展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會讓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每天只要工作三小時,而能從事更多愉悅的休閒活動。這個預測完全失準,現代人簡直像是在兩分半鐘內快轉壓進二十四小時那樣的緊張忙碌,我們處在加速度的「縮時社會」,幾乎是失速狂奔著。

社會科學家循著歷史與理論出發,從工作、家庭、社交各方面探究「時間」以及「時間感」的感變歷程,讓我們深思科技對當代生活的影響,以及解放之道。如何減少工時、在時間運用與勞動力密集度的拉鋸戰中獲勝?省時的家居科技卻沒有替家人騰出時間,該如何改變?社交媒體可以跨越時空的限制,讓我們的社交生活更豐富,但它也悄悄地將工作偷渡進我們的自由時間⋯⋯

在《縮時社會》一書中,作者茱蒂.威吉曼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將科技體驗視為生活加速的主因,人們成了新興溝通裝置的人質,我們自己設定的優先順序與參數在追著我們,卻沒有善用機器能幫助我們的設定。這本書點出了現代人忙得沒有覺察到的現實:就算科技再方便,資訊再容易取得,若你無法擁有時間的自主權,你終究得不到自由,甚至覺得時間被剝奪。但此書的宗旨並非要人類開始排斥和杜絕科技,而是擁抱科學潛在的解放威力,好創造出新意義與新世界,但同時仍身為科學的最主要批判者。

縮時社會_書封
Photo Credit: 新樂園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