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的暴力犯罪者

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的暴力犯罪者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倘若我們更擅於理解關聯,在人身上更早、更可靠地看出錯誤的發展,並且更精確地診斷出人的精神健康風險和疾病根源,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便有能力提供幫助,以走向一個少有暴力的理想社會。

文:娜拉.塞美

(本文摘錄自《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作者後記)

「妳懂嗎?我突然就懂了!我明白了那件事其實已經進行了好幾年……我媽和我爸那幾年都在設法對我下毒。他們必須接受懲罰。」

──哈尤.許尼特格,二十四歲,大學生,砍殺母親二十六刀致死,被逮捕時正準備刺死父親。

什麼樣的人會犯下這種罪行? 這本書就是從這個問題出發。我們總喜歡把「邪惡」定位在我們自身和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之外,而「邪惡」具有什麼樣的本質?「邪惡」在醫學上究竟算不算個主題? 這是否更應該落在哲學和神學的專業領域?

「邪惡」不是醫學用語,也不是精神醫學用語。一如其他與司法有關的科學,不管是犯罪學還是法醫學,司法精神醫學所處理的是「邪惡」的一個特定部分,亦即人類毀滅性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表現為犯罪行為而成為法治國家懲罰的對象。然而「邪惡」其實遠遠超出這個範圍,自古以來就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至於犯罪意義上的「邪惡」,亦即法律所禁止的事,隨著社會、時代、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別。

一個人甚至不必是個完全邪惡的人,也能做出邪惡的行為。而一個完全邪惡的人,甚至也未必有什麼不尋常的特質。德國的納粹歷史正好清楚地展示出我們每個人基本上都有可能或有能力做出邪惡的事。這取決於我們所遵循的意識型態,取決於我們用以校準自我價值的價值觀,取決於我們賦予「責任感」和「義務感」這些概念何種內涵。而且這肯定也取決於我們早期情感關係經驗的品質,此一經驗基本上決定了我們在世上的生活和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當有人問我何以會有人做出邪惡的事,我之所以會感到尷尬,是因為我覺得在德國,其實只有在無視於歷史事實時才問得出這個問題。

如今會有人問,一個成年男子怎麼會在田野道旁襲擊並殺害一個小孩,然而就在幾十年前,卻有許多為人父者在孩子的母親面前殘忍地殺死幼童,這件事總是一再令我心情沉重。意識型態決定了價值觀和道德。而當意識型態扭曲了價值觀,亦即顛倒了是非黑白,那麼義務感、責任感、自制力也就遭到扭曲。

如今個別犯罪者在這種可怕的意識型態之外犯下罪行,也許這正促使了世人去問「為什麼」。然而精神醫學也無法真正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這個提問將世間的痛苦指向更高一層的意義問題,並且遠遠超出醫學的專業範圍。人類為什麼必須受苦? 為什麼人類必須承受由他人所帶來的痛苦? 到頭來這是神學問題,或者說是世界觀的問題。針對「為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能夠安慰我們嗎?

我之所以挑選了本書中所述的案例,是因為它們在司法精神醫學醫師經常要鑑定的案例中具有代表性,也因為它們在本質上其實並不特別聳人聽聞。像傑弗瑞.達默(Jeffrey Dahmer)或約阿辛.克羅爾(Joachim Kroll)這樣著名的連續殺人犯終究是罕見的例外,前者在一九九一年由於十五樁殺人案在美國被判處終身監禁,幾年後在監獄裡被一個患有精神病的牢友打死;後者以「杜易斯堡食人魔」之名在犯罪史上留名。

對於人性中的「邪惡」,基本上這些罕見的例外能告訴我們的少之又少,因為它們發生在人性的極端邊緣。塔姆、布魯克斯和哈弗勒都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但他們並非典型的罪犯。他們成長於守序的環境,犯罪之前的人生平凡無奇,肯定不會把自己描述成罪犯或殘暴之人,而在犯罪之前也的確不是這樣的人。

基本上他們彰顯了我的論點:人人都可能成為凶手。事情只取決於個人的處境、個人的犯罪門檻和個人的觸發點─或是取決於相應的極權意識型態。

童年能夠解釋一些罪行,卻不能當成藉口。儘管如此,在法律制度中仍舊有充分的理由將之納入考量,以檢驗判斷責任能力的第四個標準,所謂的「其他嚴重之精神異常」,在犯罪行為人具有特別嚴重之人格錯誤發展時,法院有可能承認具有減輕罪責的理由,並且將犯罪者安置在司法精神病院的治療機構,而非送進監獄。

不過,把危險性、犯罪行為和精神障礙畫上等號,卻是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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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出於種種不同的動機而犯下惡行,而我們傾向於對這些動機做出不同的評價。例如,當我與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人士交談時,我發現比起出於貪婪而殺人,因嫉妒或失戀而犯下的殺人罪行會受到更多包容。其原因也在於比起承認自己的貪婪和虛榮,要認同失戀的痛苦對我們來說比較容易。在世人的評價等級中,由於貪婪和虛榮而殺人與性侵殺人同屬於最低一等,只有對兒童的嚴重性侵罪行等而下之。因此,在針對暴力犯罪行為做道德評估時,受害者的年齡和自主程度也很重要。老年人和兒童獲得的同情最多。

如果受害者是特別成功的人士,在討論時就涉及較多的矛盾情感。這時要看此人是否屬於公眾認同的對象,或是在何種程度上具有名人的地位。如果一個受害者是富有的銀行董事夫人,遭到職業罪犯綑綁並塞住嘴巴、關在別墅的地下室裡,使她一整夜都沒有水喝也不能上廁所,而另一個是領養老金的老太太在提款機前被人搶走皮包,公眾對後者的義憤會大得多。

常會有人說:「如果一個人這麼有錢,發生這種事就不必感到奇怪。」最近我聽到有人說「誰叫她這麼有錢。」在一個社會政治具有爭議性的時代,當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中產階級愈來愈小,這種看法逐漸獲得贊同。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從未見過真正劫富濟貧的羅賓漢。

如果去問一個具有犯罪性反社會人格的人,他為什麼爬進某一棟屋子裡,他會說:「因為那裡的窗戶沒關。」在犯下偷竊罪時他會說:「因為那隻手機就擺在那裡。」碰到這種情況讓我想起我的少年時代,那時強暴罪的受害者常被認為長得太漂亮,而把犯罪者的過錯和受害者的裙子長度扯在一起。認為受害者對自己的受害也有責任,這種基本想法可以擴大到許多犯罪領域,而且不無可議之處。最近我在一本一九五一年份的犯罪學專業期刊裡發現了一段文獻資料——以如今的眼光來看可能會令人嗤之以鼻。一位克羅茲哈格先生在發表於期刊中的文章裡寫道:

……在任何其他犯罪行為上都不像在妨害風化罪行上可以經常確認受害者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在此事上,古老的犯罪學經驗得到證實,亦即在許多告情況下一樁犯罪行為的受害者乃是導致犯罪行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