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高卻沒工作,就是想殺人:下關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

學歷高卻沒工作,就是想殺人:下關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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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他在此刻絕望了,想要自殺,然後也想著,如果犯下無差別大規模殺人事件,就能對把自己弄成這樣的父母與社會帶來衝擊。最終,犯下凶行。

文:碓井真史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一名男性駕著租來的車,撞進下關車站。玻璃門被撞碎,車子繼續衝進車站大廳,絲毫沒有減速,一個接著一個,輾過了七個人。接著,男性從車上下來,揮舞著菜刀,無差別地砍殺八個人。

雖然他馬上就被車站人員壓制,卻在短短幾分鐘內造成五人死亡、十人輕重傷的慘劇。駕駛著車子闖進擁擠的人群,輾過人,揮舞刀刃,這與二〇〇八年六月發生的秋葉原事件是同樣的型態。而在秋葉原事件發生的下個月,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一日,最高法院判決下關路上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殺人犯死刑。

這名男性犯人從國立大學畢業,三十五歲,是一級建築師。他在一九六四年出生,父母都是老師。他在當地的小學、中學讀書,從小就不會反抗父親。當他還是小學生的時候,祖母對鄰居說:「我家的乖孫為了幫助人,現在就決定長大要當醫生呢!」

中學時期的朋友這麼說他:

「很安靜又很優秀的男生啊!怎麼都想不到會犯下這種凶殘的事件。」

「他是認真又溫順的類型。」

「他在籃球社裡雖然是候補選手,但是熱心練球,讀書也很厲害。」

他讀的是下關市內的升學高中,雖然成績頂尖,但是被評價為「完全不顯眼」、「很內向,幾乎都不說話」、「對他不大有印象」的學生。

雖然有朋友說他是普通的學生,但是他本人說:「大學時期開始,對無法交朋友的自己產生厭惡。」覺得自己是「對人恐懼症」。他對就職感到不安,所以完全沒有找工作;也想過念研究所,但是因為無法做「研究發表」,所以作罷。

大學畢業後,他一邊定期到精神科治療對人恐懼症,一邊過著打工生活。

一九八九年,他開始在一間小型的設計公司工作,頗為順利,還在一九九二年取得了難度很高的一級建築師執照。一九九三年,他獨自開了設計公司,也與經由婚姻介紹公司認識的女性在紐西蘭舉行結婚典禮。對他來說,這個時期應該是十分幸福的。

但是公司的營運漸漸開始走下坡。他雖然很懂設計,但是不擅長跑業務。認識他的人這麼說:「他的專業是耐震構造,這個領域應該是收入絕對安定的啊。最後他卻還是因為沒辦法順利與人應酬、打交道,終告失敗了。」

一九九八年,他放棄了自己的設計公司,與妻子分居。妻子想離婚,他也同意了,但據說因為他的父親堅決反對,最後沒有離婚。分居後,妻子搬到紐西蘭去。變成一個人的他,貸款買了一輛小貨車,用個人名義開始從事運送業。這個工作不太需要跟人對話,似乎很適合他。

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因為颱風受災,他的車子報廢了,又得繼續繳貸款。已經三十五歲的他想去紐西蘭與妻子重修舊好,因此向父親求助:「可不可以幫我付車貸,然後借我三十萬圓,讓我到紐西蘭去。」

父親堅決地拒絕他的請求。

他在此刻絕望了,想要自殺,然後也想著,如果犯下無差別大規模殺人事件,就能對把自己弄成這樣的父母與社會帶來衝擊。最終,犯下凶行。

他說:「從小就被父母壓制,他們都不願意聽我的意見。」

住在附近的人說:「不分日夜,常常聽到罵人的聲音。」「那家的父親一絲不苟,稍微跟他想的不一樣,就沒辦法接受。」

被逮捕後接受偵訊時,他這麼說:「什麼都做不好,想殺人,誰都可以。」「對社會感到不滿。」「學歷這麼高卻沒工作。」「自己也想一死了之。」

審判時,辯方主張:「犯行時有思覺失調症或妄想症,處於心神喪失或心神耗弱的狀態。」思覺失調症是以往被稱為精神分裂症的一種精神病。有些案例因為思覺失調症,被認定心神喪失而無責任能力,被判無罪。因思覺失調症所引起的妄想,有的會以為自己是皇室的人、有的會以為自己被外星人操控。「偏執型人格障礙症」所引起的妄想,有的會懷疑妻子是不是搞外遇之類的。

而辯方所說的妄想症,雖然不是乖離現實的妄想,卻是比妄想型人格障礙症的還要嚴重的重度妄想障礙症。辯方希望能因思覺失調症導致心神喪失,而獲判無罪;或因妄想症導致心神耗弱,而獲得減刑。

加上起訴前的簡易鑑定,男性犯人一共做過了兩次精神鑑定。起訴前簡易鑑定的結果,判斷他有責任能力,也因此被起訴,進入審判。但是一審接受的精神鑑定結果,說明「當事人的犯罪動機是因覺得被所有人迫害,所以要復仇。而這樣的情形是被妄想所控制的。」所以做了心神耗弱的判斷。

不過,在他犯下凶行前一直替他看診的精神科醫生說,他雖然有「畏避型人格障礙症」(Avoidant Personality Disorder),但應該是有責任能力的。

畏避型人格障礙症

下面的項目裡,符合四個以上時,就會被診斷為畏避型人格障礙症。

  • 因為害怕他人的批判、否定、拒絕,盡量避免與工作上重要人士見面的場合。
  • 如果不能確信對方對自己有好感,就不會想和對方維繫關係。
  • 因為害怕被羞辱、被耍弄,所以就算對身邊親近的人也會表現得很客氣。
  • 因為擔心會不會被批判、被拒絕,因而魂不守舍。
  • 感覺自己沒有辦法順利與人來往,因此沒辦法建立新的人際關係。
  • 認為自己是社會上不適格的人,沒有優點,比別人次等。
  • 因為覺得可能變成很丟臉的事,所以對於挑戰或開始什麼新的事情,異常消極。

男性有著國立大學畢業、一級建築師合格的優秀能力,但是不擅長人際關係,更不要說跑業務了,確實有畏避型人格障礙症的特徵。他再度接受精神鑑定,結果顯示:「被告犯行時有個性上的強烈偏差,頂多可認定他有精神官能症,但不是精神障礙。」判斷他有完全行為能力。

所謂的「鑑定」,是在審判中如同鑑定筆跡或DNA般,由專家所做的證據調查。而精神鑑定是由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學者所進行的精神面的證據調查。鑑定由專家陳述意見,但是最終由法官判斷採用哪一份鑑定結果。

在許多裁判裡常有這樣的情況,加害者往往做了好幾次精神鑑定,每次結果都不一樣。例如,東京琦玉連續幼女綁架殺人事件的加害者,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間,一共接受了三次正式精神鑑定。結果分別是「有責任能力」、「多重人格」、「因思覺失調症導致精神耗弱」。法院最後採用了「有責任能力」的鑑定結果,判決死刑,在秋葉原事件發生後的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七日,執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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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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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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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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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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