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者不敢告訴你的真實經濟學(上):雙北房價推升源於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公

炒房者不敢告訴你的真實經濟學(上):雙北房價推升源於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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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按照經濟學的「地租法則」,台北房價之所以居高不下,反應的其實就是台灣在國土開發跟資源分配上有多麼的獨厚雙北。而雙北居民比起台灣其他地方的民眾,在生活上又取得了多少無形的便利,省下了多少的成本。

最近網路上流傳一篇奇文〈只會檢討別人的貧窮思維注定要窮-論台灣房價何以至此〉。這篇文章在經過某些網路媒體下了更聳動的標題,罵那些責怪有錢人炒房是不懂經濟學之後,更是瘋狂被轉傳。

認真看完這篇文章後,發現作者對「經濟學」三個字的認知還真是處在一個平行世界。如果按照這位作者淺薄的認知,在經濟學史上奠定「地租理論」基礎的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大概是個不懂經濟學又無恥的混蛋。而自李嘉圖以下的整個總體經濟學理論,大概都是他口中所謂的「對經濟學的無知才能講出來的蠢話。」

不過根據這位作者幾日後在粉專上自我滿足的貼文,他認為「很多人愛討論總體經濟學,但卻不曉得總體經濟學多數理論都是錯誤的,而且都是早被事實駁倒或根本經濟邏輯自相矛盾的錯誤而不自知。」而他認為主流經濟學跟他的觀念不同來自於主流經濟學界:

  1. 空有價值觀而毫無科學邏輯
  2. 滿腦袋錯誤經濟學但卻不具備經濟感受
  3. 無法接受事實真相

由此來看,這位老兄所謂的「科學邏輯」,跟我們一般人的認知似乎不太一樣。指的是不應該相信經濟學界無以數計的學者累積數百年的實證、理論、分析的結果,而應該以他元大師個人狹隘的「經濟感受」來作為論證的基礎。

雖說以這位大師的詮釋,他所謂的「經濟學」指的既然是自己主觀的感受,那他愛怎麼幻想經濟運作的法則,我們也阻止不了。但他既然提到了「經濟學」三個字,為了避免貽誤後學,我們還是需要聊一下「正確的」經濟學論述究竟是怎麼談這樣的問題。

綜觀這位元大師的論述,他主要犯的兩大錯誤分別是:

  1. 對房價(地租)在經濟發展中的破壞性影響認知不足。
  2. 對「炒作」這個概念認識錯誤。

我們接下來就以這兩大錯誤,分別以兩篇文章來討論。

經濟學的「地租法則」

雖然在這位元大師的詮釋中,整個總體經濟學史都已經被他定調為一群不懂經濟學的傻子在講蠢話。但還是請讀者們花點時間,跟我們一起來看看「正宗的經濟學」是怎麼談地租問題的。在開始前先解釋一下,在經濟學中所謂的「地租」指的不光是「土地租金」,而是泛指一切以持有土地為基礎,從使用者手上取得報酬的利益。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雖然曾有專章考察當時世界各地的地租問題,但並沒有給出一個專門的理論或是模型來談地租價格的變化。而到了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才針對地租問題提出一個專門的理論。

而李嘉圖地租理論的概念乍看之下有點難懂,因為他跟描述市場經濟的「供需理論」在邏輯上是不同的。大家如果上網搜尋,可能會找到很多複雜的解釋或論證。但其實李嘉圖這套地租理論沒有那麼複雜,而且非常符合我們一般人的生活經驗。

按照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二章〈論地租〉中的討論,李嘉圖認為地租,也就是土地的價值不光是依據供需理論來決定的,而是「比出來的」。簡單來說,地租最貴土地的價值,來自於跟其他更爛土地相比的價值差距。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當次等肥力的土地投入耕種時,頭等的土地馬上開始有了地租,而地租額取決於這兩份土地在質量上的差別。當三等土地投入耕種時,二等土地馬上就會有了地租,並且也和前面一樣,數額由生產力的差異規定。

簡單來說,地租市場就是在「比爛」。而且地租最貴的土地價值,來自於他跟其他更爛土地間的「差距」。所以當市場上可以出現多少更爛的土地,市場中最好土地的價值就可以衝到多高。而我們可以看到對李嘉圖而言,地租獲利的基本面就來自於市場上的土地「沒有最爛,只有更爛。一爛還有一爛爛,爛爛相連到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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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經濟學「地租法則」的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

這套比爛的理論,套用文雅的學術名詞就叫做「地租法則」(Law of rent),後來馬克斯(Karl Marx)則稱為「級差地租」(Differential rent)。當時李嘉圖從英國的圈地運動穀物法爭議中得到啟發,用農業耕種的生產當例子來談這套理論。

但如果我們拿來看台灣今日的房市,同樣也非常符合(李嘉圖認為,未來當水、空氣開始因污染出現等級差異時,計價方式也可適用這套理論)。今天我們偉大的奇文作者元大師,認為年輕人跑到雙北居住,是源自於「自認社會不公的魯蛇死皮賴臉」想要享受雙北的「基礎建設、社會福利、生活品質、工作機會」。

但如果我們按照李嘉圖的理論來看,如果台灣各地的建設、社會福利、經濟發展程度都一樣好,誰不想留在本鄉本地發展?我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從小就對台北盆地夏天的悶熱難耐、冬天的陰雨綿綿有深刻的感受。如果全台灣的基礎建設、社會福利、生活品質、工作機會都一樣好,我還真想不通會有誰會專程從台灣其他地方想要擠到台北居住。

當大家都沒必要離開鄉土,土地使用又沒有飽和的情況下,這時土地就根本毫無獲利價值可言。

富於豐饒的土地最初拓殖時,維持實存人口所需耕種的土地只是其中極小一部分;或者說,用當時的人口所能支配的資本所能耕種的土地的確也是很少,這時不會有地租。……如果一切土地都具有相同的特性,數量是無限的,質量也完全相同,那麼使用時就完全無須支付代價,除非是他在位置上具有特殊便利。

那位元大師有一點說得沒錯,今天雙北的土地會這麼貴,就來自於「稀缺性」。但土地稀缺性所帶來的價值,並不是用簡單的供需就可以解釋。李嘉圖認為地租增長的空間,來自於兩塊土地的生產力差異,能替生產者節省多少的生產成本。所以按照李嘉圖的「地租法則」理論,雙北土地的增值動力,就來自於雙北土地上的居住者,對比居住在台灣其他地方的人,在生活上所享有的種種「不平等優勢」。

例如同樣在台北市工作,在台北市有房產的人,能夠比住在更遠衛星城市的人,負擔更低的通勤時間、體力、交通費成本。在台北市有房產有戶籍的人,會比住在台灣各縣市鄉下的人在尋求公共托育、教育資源、大眾運輸、娛樂資源、老人長照、文化展演……種種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服務上都可以節省更多成本。

台北人所享受的便利,其他地區的人都要「花更多成本」才能得到同等品質的生活水準(有些甚至花錢也換不到)。而這些不平等,才是讓雙北房價能夠比台灣其他地方飆漲的經濟動力。

而這個推升價格的經濟動力反應的不是台北居住環境有多好,而是台灣其他地方在「基礎建設、社會福利、生活品質、工作機會」上建設的有多差。如果居住在中南部,也同樣能享受在台北便捷的交通運輸、教育資源、醫療保健,不需要忍受各種輕重工業的污染,那其實根本不需要打房,台北房價也會自然下滑。

但台北房價之所以居高不下,反應的其實就是台灣在國土開發跟資源分配上有多麼的獨厚雙北,而雙北居民比起台灣其他地方的民眾,在生活上又取得了多少無形的便利,省下了多少的成本。

身為台北人,我很熱愛自己的鄉土,也感謝他替我的人生所帶來的便利。但正因為我身為一個台北人,從出生到成長已經享受了台灣其他地方年輕人所享受不到的便利,所以我從不敢說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有多理所當然。而當一個人已經從自己生活的地方取得了種種優勢、好處跟節省了許多成本,還敢批評其他地方生長的青年不夠努力,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有多寡廉鮮恥才說得出這種話來。

地租升高對經濟的危害

但先讓我們把個人道德放到一邊,繼續我們在經濟學上的討論。從「地租法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為何政府政策打房打了那麼多年,台北房價也已經升高到「有行無市」的境界,台灣還步入少子化,可以預期未來住房需求只會越來越少,但房價為何很難跌下來。因為推升地租的基本面不是單看供需,而是看台灣在國土開發上的不平等。只要這個不平等持續增加,地租就永遠有推升的力量。

這也能夠說明為什麼在柬埔寨這種經濟低度發展,全國充滿了未開發土地,土地供給遠超過需求的國家。2015年時,首都金邊的地價卻可以推升到每平方公尺5,000美元,某些地段甚至上看10,000美元的天價(按照台北市政府公告的地價,今年台灣地王台北101每平方公尺1,762,000元,換算約為58,10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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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首都金邊的基礎建設還在起步階段,但某些地段的房價已經被炒作到相當台北101的六分之一。(圖為中國建商在柬埔寨興建的大型建案)

如果按照元大師在他文中「是某些地區的生產力就是那麼高,收入(物價)可以到那麼高,才足以支應那樣的房價(租金)!」的理論。元大師要不要開示一下柬埔寨首都金邊是存在什麼了不起的產業,能夠支應每平方公尺10,000美元房價的生產力?

金邊市到今天(2017年),市內只有三條公車路線,而直到去年(2016),才開啟了第一條能載人的火車路線(時速最快只能達到每小時30到40公里)。按照元大師的科學理論,靠著這麼低度的基礎建設,2015年金邊連載人火車都沒有,卻擁有能支撐相當台灣地王台北101六分之一高房價的生產力,柬埔寨難道有外星人放在那裡的黑科技?

我們現在知道了從真正的經濟學該怎麼理解台灣的房價攀升,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經濟學怎麼評價這種地租問題。對李嘉圖與正宗的經濟學理論來說,地租的上升代表的絕不是什麼好事,而是人類邁向文明毀滅、亡國滅種的指標。

因為土地(包含房產)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土地的生產力雖然能替生產者本身節省成本,卻不會生產任何價值。簡單來說,土地或房產的「生產力」只代表他能讓他的使用者,在生產同等商品或勞務時能「節省多少力氣跟成本」,但真正能生產價值的,還是人的勞力跟投入的資源。

這也很好理解,例如住在台北市的勞工,雖然在工作與生活上可以取得很多便利,節省很多成本。但他的工作表現好不好,產值會不會增加,看的還是個人表現。

所以擁有好的土地(或房產)雖然能夠節省生產或是生活的成本,卻無法製造價值,對經濟生產毫無幫助。相反的,土地使用成本(也就是地租)上升的幅度,來自與其他土地相比,對生產者帶來的「不便性」差距。

而根據「邊際效益遞減」法則,每單位土地(房產)的使用都是有限的,因此隨著經濟發展,人們只能去使用更爛的土地。隨著差距越大,地租只會無止盡的成長。因此李嘉圖談到地租是經濟增長的絕對敵人,他會伴隨著經濟成長發生,然後逐漸吃垮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財富增加:

地租上漲始終是一國財富增加以及為已增加的人口提供食物發生困難的結果。這是財富的徵兆,而絕不是他的原因。因為財富往往是在地租穩定或是降落的時候增加的最為迅速。

在可用的土地生產力減退的時候,地租增加的最為迅速。在那些可用的土地最為肥沃,輸入限制最少,由於農業改良增加生產可以無需相應的增加勞動量,因而地租也增長的緩慢的國家裡,財富增加的最快。

而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六章〈論利潤〉中,李嘉圖用複雜的計算來表示地租成長將如何吃垮資本家利潤與勞工薪資的過程。而這個充滿了厭世氛圍的算式,正是經濟學史上第一個用數學表示的「經濟模型」。正因為經濟學史上第一個數學模型,算出來的就是大家怎麼被土地使用成本搞死的末世景象,當時經濟學也博得了「憂鬱的科學」這個雅號。就像元大師所說:「台灣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必然有部分流到房地產,推升房產價格。這是私有產權制度下的必然。」

經濟成長推升房地產價格確實是「必然」,但這個必然是將人類推向萬丈深淵的可怕慘景。19世紀時主要的經濟學家,諸如李嘉圖或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最終論證的都是如果放任人性的自利貪婪繼續發展,供需市場最後只會把人類帶向悲慘的停滯。差異只在你要選李嘉圖論證的被地租吃垮,還是馬爾薩斯的被人口壓力吃垮。

相對於這些充滿厭世風格的主流經濟學家,馬克斯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中主張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在當時才會如此有吸引力。

妙就妙在,後來人類為什麼沒有陷入悲慘的停滯?在經濟學史上,這個問題意識主導了後來的經濟學發展。後來的經濟學家發現了原來在社會中,還是存在著幫助我們抵抗地租、人口壓力等可怕敵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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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外溢」效果的經濟學家馬夏爾。

例如馬夏爾(Alfred Marshall)發現了「外溢」(Spill-over benefit),也就是諸如「教育機會平等」等社會福利所帶來的的外部效果,能夠抵銷經濟模型裡那些可怕的負面力量所帶來的影響。所以我們開始談企業的「社會責任」。

又如「梭羅剩餘」(Solow–Swan model)「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告訴我們技術創新可以替生產帶來飛躍性的成長,讓創造財富的速度能快過被地租、人口壓力吃垮的速度。所以我們談創新,談知識經濟。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發現俱樂部財(Club goods)、羅默(Paul Romer)描述了共享財(Non-rival Goods)如何在社會中達成「報酬遞增」的效果;投資勞工又如何能夠帶來技術提升。所以我們現在才談「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跟「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在我們偉大元大師的詮釋中,土地使用成本(房價)的飆升只是一個「單純無害」的正常現象,李嘉圖以下的歷代經濟學家都只是杞人憂天的呆子。不過這位大師真正厲害的,在於他如何在文中親身替我們示範何謂「炒作」。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就一邊來談這位元大師如何親身用自己的文章示範何為「炒作」;一邊來思考究竟該怎麼解決房價問題。

炒房者不敢告訴你的真實經濟學(下):不是只有用公權力尋租才叫做「炒作」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