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者不敢告訴你的真實經濟學(上):雙北房價推升源於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公

炒房者不敢告訴你的真實經濟學(上):雙北房價推升源於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公
Photo Credit: leon_0932 11shliu Unsplash @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按照經濟學的「地租法則」,台北房價之所以居高不下,反應的其實就是台灣在國土開發跟資源分配上有多麼的獨厚雙北。而雙北居民比起台灣其他地方的民眾,在生活上又取得了多少無形的便利,省下了多少的成本。

台北人所享受的便利,其他地區的人都要「花更多成本」才能得到同等品質的生活水準(有些甚至花錢也換不到)。而這些不平等,才是讓雙北房價能夠比台灣其他地方飆漲的經濟動力。

而這個推升價格的經濟動力反應的不是台北居住環境有多好,而是台灣其他地方在「基礎建設、社會福利、生活品質、工作機會」上建設的有多差。如果居住在中南部,也同樣能享受在台北便捷的交通運輸、教育資源、醫療保健,不需要忍受各種輕重工業的污染,那其實根本不需要打房,台北房價也會自然下滑。

但台北房價之所以居高不下,反應的其實就是台灣在國土開發跟資源分配上有多麼的獨厚雙北,而雙北居民比起台灣其他地方的民眾,在生活上又取得了多少無形的便利,省下了多少的成本。

身為台北人,我很熱愛自己的鄉土,也感謝他替我的人生所帶來的便利。但正因為我身為一個台北人,從出生到成長已經享受了台灣其他地方年輕人所享受不到的便利,所以我從不敢說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有多理所當然。而當一個人已經從自己生活的地方取得了種種優勢、好處跟節省了許多成本,還敢批評其他地方生長的青年不夠努力,我不知道這個人是有多寡廉鮮恥才說得出這種話來。

地租升高對經濟的危害

但先讓我們把個人道德放到一邊,繼續我們在經濟學上的討論。從「地租法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為何政府政策打房打了那麼多年,台北房價也已經升高到「有行無市」的境界,台灣還步入少子化,可以預期未來住房需求只會越來越少,但房價為何很難跌下來。因為推升地租的基本面不是單看供需,而是看台灣在國土開發上的不平等。只要這個不平等持續增加,地租就永遠有推升的力量。

這也能夠說明為什麼在柬埔寨這種經濟低度發展,全國充滿了未開發土地,土地供給遠超過需求的國家。2015年時,首都金邊的地價卻可以推升到每平方公尺5,000美元,某些地段甚至上看10,000美元的天價(按照台北市政府公告的地價,今年台灣地王台北101每平方公尺1,762,000元,換算約為58,103美元)。

RTX37OT9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柬埔寨首都金邊的基礎建設還在起步階段,但某些地段的房價已經被炒作到相當台北101的六分之一。(圖為中國建商在柬埔寨興建的大型建案)

如果按照元大師在他文中「是某些地區的生產力就是那麼高,收入(物價)可以到那麼高,才足以支應那樣的房價(租金)!」的理論。元大師要不要開示一下柬埔寨首都金邊是存在什麼了不起的產業,能夠支應每平方公尺10,000美元房價的生產力?

金邊市到今天(2017年),市內只有三條公車路線,而直到去年(2016),才開啟了第一條能載人的火車路線(時速最快只能達到每小時30到40公里)。按照元大師的科學理論,靠著這麼低度的基礎建設,2015年金邊連載人火車都沒有,卻擁有能支撐相當台灣地王台北101六分之一高房價的生產力,柬埔寨難道有外星人放在那裡的黑科技?

我們現在知道了從真正的經濟學該怎麼理解台灣的房價攀升,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經濟學怎麼評價這種地租問題。對李嘉圖與正宗的經濟學理論來說,地租的上升代表的絕不是什麼好事,而是人類邁向文明毀滅、亡國滅種的指標。

因為土地(包含房產)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土地的生產力雖然能替生產者本身節省成本,卻不會生產任何價值。簡單來說,土地或房產的「生產力」只代表他能讓他的使用者,在生產同等商品或勞務時能「節省多少力氣跟成本」,但真正能生產價值的,還是人的勞力跟投入的資源。

這也很好理解,例如住在台北市的勞工,雖然在工作與生活上可以取得很多便利,節省很多成本。但他的工作表現好不好,產值會不會增加,看的還是個人表現。

所以擁有好的土地(或房產)雖然能夠節省生產或是生活的成本,卻無法製造價值,對經濟生產毫無幫助。相反的,土地使用成本(也就是地租)上升的幅度,來自與其他土地相比,對生產者帶來的「不便性」差距。

而根據「邊際效益遞減」法則,每單位土地(房產)的使用都是有限的,因此隨著經濟發展,人們只能去使用更爛的土地。隨著差距越大,地租只會無止盡的成長。因此李嘉圖談到地租是經濟增長的絕對敵人,他會伴隨著經濟成長發生,然後逐漸吃垮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財富增加:

地租上漲始終是一國財富增加以及為已增加的人口提供食物發生困難的結果。這是財富的徵兆,而絕不是他的原因。因為財富往往是在地租穩定或是降落的時候增加的最為迅速。

在可用的土地生產力減退的時候,地租增加的最為迅速。在那些可用的土地最為肥沃,輸入限制最少,由於農業改良增加生產可以無需相應的增加勞動量,因而地租也增長的緩慢的國家裡,財富增加的最快。

而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六章〈論利潤〉中,李嘉圖用複雜的計算來表示地租成長將如何吃垮資本家利潤與勞工薪資的過程。而這個充滿了厭世氛圍的算式,正是經濟學史上第一個用數學表示的「經濟模型」。正因為經濟學史上第一個數學模型,算出來的就是大家怎麼被土地使用成本搞死的末世景象,當時經濟學也博得了「憂鬱的科學」這個雅號。就像元大師所說:「台灣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必然有部分流到房地產,推升房產價格。這是私有產權制度下的必然。」

經濟成長推升房地產價格確實是「必然」,但這個必然是將人類推向萬丈深淵的可怕慘景。19世紀時主要的經濟學家,諸如李嘉圖或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最終論證的都是如果放任人性的自利貪婪繼續發展,供需市場最後只會把人類帶向悲慘的停滯。差異只在你要選李嘉圖論證的被地租吃垮,還是馬爾薩斯的被人口壓力吃垮。

相對於這些充滿厭世風格的主流經濟學家,馬克斯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中主張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在當時才會如此有吸引力。


猜你喜歡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