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伯・萊克（Robert B. Reich）

標準假定是「工作決定價值」——而且認證一個人的個人德行與社會責任——這個假定遭到混淆的原因是，全職工作的人大量增加卻仍然貧窮，同時增加的是一批為數相當少的人，完全不工作但是很富裕。當愈來愈多人全職工作，但賺的錢還不足以養活一家人，以及讓他們脫離貧窮，就很難堅定地相信人們只「值」他們賺的錢這樣的信念；而在所得光譜的另一端，有一群人擁有極多的財富——大部分是繼承來的——他們可以舒適地仰賴財富產生的所得，而不須付出太多努力。

直到最近，貧窮大半限於那些不工作的人——寡婦與兒童、年長者、殘障、重病，以及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公共安全網、私人慈善機構就是為了幫助他們而成立。過去很少有全職工作的勞工陷於貧窮，其中原因我曾經提過，因美國經濟造就了充裕的中產階級工作機會，而且待遇頗佳與本質上具安全性。

不過情況已經改變了。有些政客堅信以下的看法，例如，眾院議長博納（John Boehner）在二〇一四年說，窮人有「這種想法」，就是「我真的不必去工作，我真的不想做這個，我想我寧可閒坐著。」但現實是美國的窮人勤奮工作，通常每週超過四十個小時，有的時候做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工作。然而他們與他們的家庭仍然很貧窮。

美國工作貧窮族的成長有幾個原因：首先，底層人口的工資持續下降（經過通膨調整）。到二〇一三年，美國工作貧窮族已經膨脹到四千七百萬人，相當於每七名美國人中就有一名。所有美國勞工中有四分之一的待遇低於聯邦政府界定的貧窮線，也就是全職、全年工作的勞工待遇能養活四口之家的最低收入水平。

即使是在大衰退之後所謂的復甦，低工資的下降趨勢仍然持續。在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三年之間，底層五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所得下降八％，同時他們的平均財富下降二一％。根據樂施會美國分部（Oxfam America）的研究報告指出，在二〇一三年，美國食物銀行與其他食物救濟計畫的四千六百萬名使用者中，一半以上是有工作或是勞工家庭的成員。

值得懷疑的是，除了他們的待遇下降外，換句話說，所有這些勞動人口只「值」那麼少的工資。事實上，這種下降跟他們缺乏經濟與政治權力有很大的關係。執行長在低迷不振的經濟下，尋求利潤的方法是持續降低勞工成本，通常是透過將工作外包、以自動化機器取代，或是強迫勞工接受較低的工資。

這個過程已經迫使許多先前是中產階級的勞工，進入當地的服務業工作，而待遇低於他們過去一度擁有的工作。像是低薪資的零售與速食業，就占大衰退中工作機會損失的二二％。但是他們在衰退結束到二〇一三年之間，產生了新增工作機會中的四四％，上述根據「全國就業法專案」（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的研究報告指出。這些產業的雇主傾向惡毒地打擊工會，以及成功地對抗任何建構勞工組織的努力。

與此同時，聯邦最低工資的實質價值已經穩定地遭到通貨膨脹的侵蝕。國會（更準確地說，國會中的共和黨）已經選擇不提高最低工資來彌補這種下降。全國餐館協會與美國零售聯合會，加上支持他們的最大的連鎖速食業與零售業，已經遊說反對任何提高聯邦最低工資的計畫，這無異是允許聯邦最低工資遭到進一步的侵蝕。

到二〇一四年，勞工的實質價值（每小時七．二五美元），低於一九九六年被提高時的水準。當時身為勞工部長，我曾經領導政治對抗來提高最低工資。如果最低工資想要維持其一九六八年的價值，目前應該是每小時十．八六美元。理所當然，二〇一四年的美國經濟規模遠大於當年，生產力也遠高於當年。

儘管如此，有些人主張任何恢復最低工資實質價值的嘗試，將造成雇主開除最低級別的勞工，因為這些勞工不再「值」這個成本。

二〇一四年六月特地為共和黨最大捐獻者召開，地點位在加州達納點（Dana Point）奢華的聖雷吉斯君主海灘休閒飯店（St. Regis Monarch Beach Resort），由兩位科赫（Charles and David Koch）主持的一個討論會中，科赫集團經濟學家芬柯（Richard Fink）公開反對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最大危險，不是某些人的待遇事實上超過他們附加的價值，」他說。「而是因為最低工資將使五十萬人失去工作。」芬柯警告，這麼一大群幻想破滅與失業的人，將成為「集權主義、法西斯主義，主要的招募成員。」參加討論會的人，大概是在酒酣耳熱之際點頭同意，接著又回到他們桌上享用鵝肝。

這種提高最低工資（或是實質上恢復到一九六八年水準），將導致雇主減少雇用人數的迷思，是一種常見的修辭。完全除去最低工資，並且允許雇主根據員工的「價值」支付員工，將降低或甚至完全消除失業是這種說法的推論。前女性眾議員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曾有一次這樣描述，如果廢除最低工資「我們可能完全消滅失業，因為我們將能在任何（的工資）水準提供工作機會。」理論上巴赫曼是正確的，但是她的論點是不相干的。一個經濟創造大量工資非常低的工作機會，不是什麼豐功偉業。畢竟，過去的奴隸制度就是一種充分就業體系。

事實上，證據顯示如果最低工資至少提高到一九六八年水準（經過通膨調整），因而損失的工作機會將非常少，若有任何損失的話。跟工業界的工作機會不同，最低工資的零售服務業的工作機會是不能外包給國外的。這些勞工也不太可能被自動化的機器或電腦所取代，因為他們提供的服務是個人化與直接的；有些人必須隨侍在側來協助顧客或是小量的傳遞食物。

此外，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是，來自較高最低工資的利得將大幅延伸到那些直接收到這種利得的人之外。低工資勞工口袋中有更多的錢，代表他們居住的地方有更多的銷售額，這些銷售額進而創造更快的成長與更多的工作。由杜柏（Arindrajit Dube）、萊斯特（T. William Lester）、萊克（Michael Reich）所做的研究證實了這點。

他們檢視了幾百對相毗鄰的郡，每一對分別位於州界的兩邊，分別有不同的最低工資（其中一個是聯邦最低工資，另一個是由州政府立法規定較高的最低工資），發現在較高最低工資的郡的失業率，即使是在四年之後，統計上均無顯著的增加。（其他發現相反結果的研究人員，未能考慮在提高最低工資之前，若干郡的失業率已經上升的情況。） 杜柏、萊斯特、萊克也發現最低工資較高的地區，員工離職率較低，想必是如此一來可節省雇主招聘與訓練新員工的成本。

大多數賺取最低工資的勞工，不再是尋求有更多錢花的青少年。根據勞工部的統計，在二〇一四年，速食業員工年齡的中值是二十八歲，而做這些工作的女性年齡中值是三十二歲，她們構成這些勞工的三分之二。大型的連鎖百貨零售店勞工年齡的中值超過三十歲，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有子女。這些勞工是他們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收入至少占他們家庭所得的一半以上。

不用說的是，較高的最低工資也會降低其他納稅人支付醫療補助、食物券，以及這些勞工與他們的家庭為因應貧窮而需要的額外協助。由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同事，與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Urbana-Champaign）分校研究人員完成的研究發現，在二〇一二年，五二％的速食業員工仰賴某種形式的政府援助，他們從聯邦與州政府得到的援助接近七十億美元。事實上這個數字是其他美國納稅人對速食業的補貼，因為這個產業支付的待遇無法養活他們的員工。

不論這些勞工得到的工資增加多少，都很難以較高售價的形式轉嫁給消費者。這是因為大型的連鎖百貨零售店與連鎖速食業激烈地競爭顧客，除了維持低價外別無選擇。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丹麥，那裡的麥當勞十八歲以上的勞工每小時工資相當於二十美元。而那裡的大麥克（Big Mac）只比美國貴三十五美分。任何低工資勞工得到的工資增加，將比較可能來自公司利潤——進而會稍微降低給股東的報酬與高階主管的總體薪酬。我不認為這會造成特別的困擾。

根據全國就業法專案，在二〇一三年，雇用大多數低工資勞工的大公司都享有充裕的利潤。這些雇主中的四分之三（低工資勞工的前五十大雇主），都比前次衰退以前享有更高的利潤。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一三年之間，速食業公司的執行長待遇翻了四倍（以恆定幣值計算），平均達到一年二千四百萬美元。沃爾瑪也對其高階主管支付豐厚待遇。在二〇一二年，沃爾瑪執行長收到二千零七十萬美元。非偶然的是，沃爾瑪家族的財富——仍然持有多數的沃爾瑪股票——超過美國家庭最底層人口四〇％財富的總合，這是根據經濟政策協會（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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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貧窮族人數上升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判斷是否符合政府援助標準已經從基本上改變。如我先前指出，過去援助是鎖定那些未受雇的人，而現在那些沒有工作的人收到的援助非常少。到二〇一四年，只有二六％的失業美國人收到任何一種的失業補助。典型的情況是接受政府援助的人必須工作才符合資格。柯林頓總統在一九九六年的福利改革，將窮人從領取福利推向工作，但是他們可以得到的工作只提供低工資，而且沒什麼機會晉身中產階級。

勞動所得稅扣抵制已經擴大實施，這是一種工資補貼，不過前提也是得有工作。雖然領取食物券不須擁有一份工作，結果是一大部分與愈來愈多領取食物券的人，同時也是受雇的在職員工。（有收入者的比例，從一九八〇年的一九％上升到二〇一二年的三一％。既然食物券領受者中因為年老或殘障而有三分之一不能工作，所以那些能工作的人中，遠超過三一％都是受雇的在職員工。）

整體上，新的工作規定並未降低美國陷入貧窮百分比的數目。二〇一三年的貧窮率是一四．五％，顯著高於二〇〇〇年的一一．三％與二〇〇七年的一二．五％。事實上，新的工作規定只降低失業窮人的數目，同時增加了有工作窮人的數目。

工作貧窮族人數增加的另外一個解釋，或許也是更根本的解釋，從美國的其他部分發生了什麼事就可以看出來。有些人寧可否定這種關聯性，而且假定萎縮中的中產階級，與所得、財富向頂層重分配，與底層的那些人發生了什麼事沒有關聯。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根據哈佛經濟學家曼昆（Greg Mankiw）〕

我們要如何幫助底層的人，而不是阻礙頂層的人？

然而，這些問題是分不開的。當更多的利得給了富人，中產階級損失了確保經濟能如最近二〇〇〇年代初期迅速成長所需要的購買力。一旦中產階級在面對停滯或下降中的工資，而耗盡一切方法以維持開支——包括一九七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家庭主婦與母親們蜂擁朝向有報酬的工作，所有人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工作時間更長，許多家庭在二〇〇八年以前陷入更深的債務深淵——中產階級做為一個整體無法花更多的錢。不能避免的後果就是，更少的工作機會與更慢的經濟成長。兩者對窮人的打擊特別猛烈。這些位於底層的人是最先被開除的、也是最後一個被雇用的對象，同時最可能遭到工資、福利下降帶來的打擊。

此外，當所得階梯（income ladder）變長，同時階梯的中間級別有許多已經消失，使得向上移動變成更為艱鉅。中產階級變得較小，加入這個階級的機會就更少。二次大戰後不久，出生在貧困家庭的孩子，到成年時變成中產階級的機會，多少還有一半以上。現今，在美國生在貧困家庭的孩子中，有四三％將終身貧困。

有些人持續認為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窮人缺乏雄心。不過他們真正缺乏的是機會，以及實現這種機會而需要取得資源的政治力量。他們從不足的兒童保育開始，一直延伸到小學與中學，這有助於解釋較低所得與較高所得家庭兒童愈來愈大的成就差距。

三十年前，最富裕一〇％與最底層一〇％家庭兒童，在（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所需的）SAT類型測驗的平均差距是九十分，總分是八百分。到二〇一四年擴大到一百二十五分。美國孩子的數學能力差距（按所得區分），是參與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的六十五個國家中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在他們的閱讀能力上，來自高所得家庭的兒童，比那些來自貧困家庭的兒童高出一百一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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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兒童與富裕兒童的成就差距，主要並不在於種族。事實上，種族的成就差距已經在縮小中。這反映了美國貧困與富裕家庭之間正在擴大的鴻溝、貧困與富裕社區學校的經費來源、按所得區分的住宅區隔離與日俱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二〇一〇年調查房地產與家庭所得資料，按所得區分的住宅區隔離，在過去三十年間日益增加而且已經橫跨美國各地。

這有重大關係，因為支持公立學校的大部分資金來自當地的財產稅。平均而言，聯邦政府只提供所有資金的一〇％左右，州政府提供四五％。剩下部分由地方政府籌集。大多數州政府的確嘗試給予貧困地區更多資金，但是在經濟衰退期間，多數州政府會刪減開支，而且事後很難補足刪減的部分。與此同時，低所得社區的房地產市場維持疲弱，使地方政府租稅收入下降。當我們按所得隔離不同的社區，低所得地區的學校擁有的資源愈來愈少。結果是每位學生經費差距的擴大，直接不利於貧困兒童。

根據聯邦顧問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最富裕也是開支最高的地區，目前提供的每位學生經費大約是開支最低地區的雙倍。在一些州，例如加州，這個比率甚至超過三比一。在許多美國富裕社區，被稱為「公立學校」的實際上不完全是公立。實際上，這些學校是私立學校，其學費隱藏在高檔住宅的購買價格裡，以及相對應的財產稅裡。

即使是法院規定較富裕的學區補貼較貧困的學區，仍有高度的貧富不均。與其支付額外的稅金給較貧困的地區，高檔社區裡的許多家長，靜悄悄地將他們的財務支援轉到可以抵稅的家長基金會，有計畫地提升自己的學校。全美一萬四千餘所學區中，約一二％是由這些基金會提供部分經費。他們支付所有的東西，從一座新的學校體育館（馬里蘭州鮑伊市），到高科技氣象站與語言藝術計畫（麻州牛頓市）。「家長基金會，」《華爾街日報》觀察到的，「是家長致力於將他們的錢與他們子女重新連結的明顯證據。」——（應當指出的是）而不是提供給另一個通常比較貧窮的社區的孩子們。

以上所有原因的結果，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對三十四個先進國家的調查，美國是其中少數三個國家之一（另外兩個是土耳其與以色列），其學校服務較高所得兒童的每位學生經費，高於服務貧困學生的學校，同時學生－教師比例也低於貧困學生的學校。其他先進國家的做法不同，其中央政府平均提供五四％的經費，地方稅收占的比例至少低於美國的一半。同時那些國家鎖定較貧困社區的學校提供不成比例的國家經費。負責OECD國際教育評估計畫的施萊謝爾（Andreas Schleicher）告訴《紐約時報》，

OECD的絕大多數國家，要不是平等地投資每名學生，就是對處於不利處境的學生提供不成比例的更多投資。美國是少數反其道而行的國家之一。

很明顯的，金錢不是萬能。不過我們怎麼能假裝金錢不重要？金錢能買到最有經驗的老師、較不擁擠的教室、高品質的教學材料，還有課外活動。除了給那些最需要資金的學校更多的錢之外，我們似乎做了其他所有的事。我們要求所有的學校符合高標準、規定學生接受愈來愈多的測驗，而且以學生的測驗分數來評斷教師。然而在我們體認到，我們正在系統化阻礙服務處於不利處境孩子的學校之前，我們不太可能有太大的進步。

在所有這些方面，那些勞工的貧困與政治上的無力感，兩者是緊密連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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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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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伯 ・萊克（Robert B. Reich），李隆生審訂
譯者：周徵

社會批判家萊克，對美國的政治與經濟現狀提供了典範轉移與清晰的檢視，了解為什麼美國經濟不再提供人民所需，並且揭露目前仍在進行的破壞：原來在「自由市場」的幕後，政客與華爾街強力聯手的政商勾結控制了看不見的手。未來多年美國最大的政治分歧，將不在共和與民主黨之間的分歧，而是在大公司、華爾街銀行、富人的複雜組合，與絕大多數的社會大眾之間的分歧。前者按其所好地操弄經濟與政治遊戲，後者發現他們自己遭到操弄。

廣大的多數人，如何重新取得建構市場組織的影響力，則需要一種新的制衡力量、結盟多數人的經濟利益。萊克證明關鍵在於：選擇一個為多數人謀福利的市場制度，還是另一個為少數人牟利的市場制度。《拯救資本主義》以高瞻遠矚的敏銳眼光，點亮了一條匡正美國經濟制度的改革道路，以使美國恢復充滿機會與前途遠大的自由樂土。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