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春秋》小說選摘:楊德昌的七又四分之一

《文藝春秋》小說選摘:楊德昌的七又四分之一
Photo Credit:金馬執委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要比慘,我們跟楊德昌差遠了。他當年拍《青梅竹馬》,侯孝賢抵押房子借錢給他拍、擔任男主角,結果上映四天就下片;《一一》拍了九個半月,他每天都以為明天要拍戲。只要一有不滿就換演員、換工作人員,燒錢可兇了。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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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崇凱

  • 場:143
  • 景:牯嶺街
  • 時:夜
  • 人:小四、小明

小四跑過街攔住已經又走了一段路的小明,小明見了他很開心的樣子。

那時候的黑夜比較黑,路邊書報攤販的光暈鬆散,穿著短袖卡其色制服、頭頂大盤帽的男學生或站或走,白衣黑裙的女學生三兩路過,來往穿梭幾輛腳踏車,偶有摩托車排氣聲劃過。我遠遠看見小四和小明在說話。他們一下子激動起來。小四捅了小明好幾下,喊著「沒有出息」、「不要臉」。小明軟軟倒下,小四身上寬大的白衫染了大片血跡,小明的腹部滲出鮮紅的血。小四這時候著魔似的,看著躺在地上的小明,像是不相信那幾刀可以殺掉她,反覆喊著「快點站起來呀你」。帶著哭腔。

毫無疑問的經典一幕。本園最受歡迎、重播最多次的場景。

如果你想要背景說明,導覽語音會說這個場景模擬夏季晚間,實際拍攝時間是在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半夜三點半,氣溫攝氏十二度,地點是屏東縣長官邸前的道路。當時躺在地上的小明簡直要凍壞了。想知道更多,還會提及這個少年殺人事件的原型發生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晚間十點左右,地點在牯嶺街五巷十號後門附近,鄰近當時的美國新聞處。建中補校的退學生茅武殺了同為建中補校的劉敏。

當年的新聞標題寫著「不良少年情殺命案 少女移情別戀 可憐死於亂刀 年僅十五六闖下塌天禍」、「年僅十五歲秀苗實堪哀 太保學生殺死女友」。十六歲少年刺殺十五歲少女七刀,胸部一刀是致命傷。劉敏的母親聽聞女兒死訊,吞戒指自殺,被家人救回。茅武因未成年,幾經轉折,最終判處十年徒刑。據說茅武出獄後改名去了美國,也有一說在擺攤賣麵,沒有任何確切的後續消息。甚至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看過跟他同屆的同學楊德昌拍出來的電影。

如果還要繼續補充,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後不到五個月,另一名建中補校少年任立德刺殺木工邱煥宗。時間是十一月一日,約莫晚上十一點。地點在羅斯福路與和平西路口。任立德最後被判處十二年徒刑。沒人在乎任立德有沒有服完刑期,出獄後在做些什麼。殺人的原因不難理解,為了情,為了錢,為了一口氣。《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殺人的不只小四一個,還有幹掉Honey的山東,夜雨中的萬華暗室幫派對砍互殺,幾乎都是少年。

那是個表面平和的殺戮年代,很多人不明所以地死去,再被若無其事地簡化成歷史的沉澱物。多年後楊德昌的最後一部電影《一一》,建中學生胖子也殺了人。但這次是以電玩遊戲、電視新聞報導的畫面呈現,半隻血手印貼在住宅大廈的入口門柱,拉上黃色封鎖線。

我遠遠看著小四和小明定格在血跡斑斑的擁抱。當年飾演小四的演員張震說那時入戲太深,雖然明知飾演小明的楊靜怡沒死,刀也是假的,拍攝當下卻覺得她真的死了。這一年來我看過幾百次演出,所有人都是抱著演戲、模擬的心態,半是好玩,半是搞笑,喊著「你沒有出息呀你!不要臉!沒有出息呀!」那感覺怎麼說呢,有點像是你心愛的、珍重的東西被痛毆得七葷八素,但是只能無奈地苦笑接受。

現在好了,真的有人認真了。我凝神看著地上那灘血。不是投影,不是可沖洗的顏料。小四和小明的投影散去後,還有股淡淡腥味咬著地板不放。我真想對著老闆怒吼:為什麼啊!你沒有出息呀你!不要臉!沒有出息呀!


老闆面試我的時候,並不關心我最喜歡楊德昌哪些電影、哪些橋段或者意圖傳達的批評和想法。他反而要我想想我為什麼坐在這裡。我一下子不知該怎麼回答。難道我不該是單純喜歡電影、喜歡楊德昌的作品,才來應徵工作的嗎?

我看著眼前高額微禿、圓臉雙下巴,戴著銀色細框橢圓眼鏡的中年男子,疑惑在哪見過這張臉,許多念頭像深海魚群游過,而我得抓住其中一隻混在裡面的頭綁白色繃帶的橘色小丑魚。老闆似乎察覺我有些緊張,他起身離開辦公桌,走到牆邊的沙發坐下,要我移動椅子的方向面對他。現在我坐的高度高出他不少。他說媽的你個子滿高的啊應該有一八幾吧,這樣有沒有比較不緊張,應該是我要緊張才對吧。你們這代人好像都沒多少跟人面對面接觸的經驗,實在不曉得你們怎麼長大的。想好回答沒?

我點點頭,開始那一套因為喜歡打電玩遊戲,偶然接觸家族長輩的電影收藏,才發現原來電影跟電玩有很多相似之處。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在聽,繼續照著原先設想的面試腹本答覆。他聽完後,嘆了口氣,奇怪,你們這些人的台詞好像都誰先寫好的,每個來這裡就照本宣科,是要來頒聖旨還是背課文?說那麼多,你根本沒回答到我的問題嘛。我是問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坐在這裡?佇遮、here、現此時、right now?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沉默。

他放棄似的打破不響,再問那你知道這裡原本是什麼地方?我點點頭,答以這裡在歷史上大多時候是糖廠的農地,種植過甘蔗、尼羅草,培育過樹林。後來被劃為國際影視基地。歷經鄰近的高鐵站周邊開發、綠能科學城開發後,加上建設影視基地超過兩百公頃,原來九百五十一公頃的農場生態四分五裂,尤其影響到草鴞、赤腹鶇、伯勞鳥、環頸雉等一百多種鳥類生存空間,幾近消失。

他問,影視基地後來?

我答,後來就是蓋成大面積片廠園區,預計招攬美國好萊塢、日本、韓國、歐洲各國的電影製作公司前來租用拍攝。一來是片廠腹地廣大,可以滿足各種搭景和拍攝需求;二來是以低廉價格提供各種拍片需求,舉凡搭景的土木工程、水電包工、布景、燈光、錄音及道具製作的美術人員、服裝、妝髮,乃至後期製作的特效發包、轉包均支援或補助或媒合上下游產業鏈。全台的藝術大學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皆能配合低於市價包案。當時的政府認為,以包裹式的影視人才及工具資料庫,加以台南市推行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有大量市民可支援居間翻譯,節省溝通成本,可謂軟硬體兼備,虛擬和實體互補。原以為低價搶市的影視基地,在國際影視市場必定有競爭力,可惜所有的環節都無法銜接,最終只能任其荒廢。

他打斷說,幹,每個人真的都說得一模一樣。到底誰教你們背這些廢話來面試?

我沒說話。

我看看他,他看看我。

他說,好啦你不用繼續背了。不為難你。我幫你濃縮一下。影視基地就是個國際級的——屁。一坨屎。那時候台灣電影爛得連蛆都要逃走了,哪來這些影視人才庫。我們連近在白河的台影文化城都養不起來,大家為了生活都到對面打工,有才調的就去跟外國人搶位子。那時候我還聽搞電影的同行說,我就跟那些鳥一樣都活不下去了,沒事幹麼去為難那些鳥。這是為什麼這個地方整完地、蓋好片廠沒人來。結果還動腦筋動到李安頭上去,想弄出個李安電影樂園。我知道你們背誦的版本是什麼,我來告訴你真實的故事。他本來只是個家裡蹲的家庭煮夫,在紐約瞎混六年沒片拍,直到劇本在台灣得獎,才拍出第一部電影《推手》。接著拍《囍宴》、《飲食男女》氣勢正好,開始拍洋片,一路長紅,成為藝術性和票房魅力兼具的國際大導演。

那些年他就等於「台灣之光」,每部電影都在照亮亂七八糟一片漆黑的台灣。李安電影樂園承接影視基地的基礎,加上他作品那麼多,就算每片劃分一區,照理說應該都能滿足各種階層、年齡層的客群。不過嘛,樂園風光開幕後,沒隔幾年,就鬧出握有電影版權的外國片廠集體出走,樂園就只剩下他最早那三部電影可用。我知道你們背的都是說那些電影公司另外在中國、美國和歐洲開設ANG LEE’S Paradise,沒有那三部電影毫無影響。大家進場消費不就是為了體驗少年Pi跟老虎Richard Parker的對峙?不然還有綠巨人浩克李慕白、玉嬌龍美國大兵這些嘛。

但我說,這還不都是台灣人自己搞出來的。誰叫當初的執行團隊不好好繳權利金給那些電影公司,遲繳、拖欠不說,居然還找了幾個本地設計師,偷偷修改故事情節,任意發展衍伸枝節故事,想藉此衝高遊客人數。結果就是弄成一坨更大的屎。你要知道,當時對我們這些老影迷來說,這簡直丟臉丟到火星去了。李安的招牌被台灣人自個搞砸了,台灣之光終究抵擋不了黑洞引力啊。

這裡閒置下來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哪個瘋狂影迷要承包改建,就端看他喜歡的電影導演是誰。我有時真心佩服,台灣影癡的涉獵範圍真是廣闊,從本土的朱延平、蔡明亮、魏德聖,香港的王家衛、杜琪峯、周星馳、彭浩翔都有人試圖談過;還有德國的溫德斯、荷索,法國的高達、楚浮,韓國的金基德、洪常秀,日本的成瀨巳喜男、是枝裕和什麼都有人提案,就沒一個真弄成的。這裡就一直荒廢。直到我來做楊德昌電影工廠。這樣你知道你為什麼坐在這裡了嗎?

他說完看著我,我點點頭。


後來老闆偶有說到為什麼要來弄這個園區。當年他眼看著打著侯孝賢電影做賣點的光點樂園在台北開幕後,穩紮穩打經營,不耍花招,不搞大園區開發,所有內容小而精緻,遊園客人的平均回遊率高達五成,那裡面好像有種特殊的悠緩,光是在那些古老的窄巷街道散步,彷彿無意間走入侯孝賢的長鏡頭,渾身飄著微風輕拂的療癒感。老闆說他第一次去的時候,看到《戀戀風塵》結尾的李天祿身穿薄汗衫跟孫子阿遠說話,有如看見他死去的阿公,眼淚自動噴出來。等到他去了十幾次,跟著人群在粗胚屋看過兩百吋的「大銀幕」,跟一干文人雅士混過九份的酒家、唱過九一八,跟扁頭、小麻花和小高一起騎摩托車穿梭蜿蜒山路,他突然很想到楊德昌的電影裡看看侯孝賢飾演的阿隆。

但誰都知道楊德昌的電影版權更混亂,根本沒人有耐性、有閒錢、有時間跟每個單位一一交涉。老闆不死心,一個個約訪碰面,花了幾年時間,總算敲定所有電影的使用權和部分衍生產品權利。然後他跑來承包整個影視基地舊址,大肆翻修,將楊德昌七又四分之一部電影的主要場景搭出來,加上一區楊德昌教室,成為園區主體。老闆說,楊德昌的作品雖然不多,整體合起來卻是一部一九六〇至二〇〇〇年的台灣歷史卷軸。《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一九六〇年代,《海灘的一天》是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青梅竹馬》和《恐怖分子》是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獨立時代》和《麻將》是一九九〇年代,最後的《一一》則在二〇〇〇年畫下句點。所以他的規畫中,每區同時都要有台灣、亞洲和世界周邊的歷史互相搭配,關於楊德昌個人生涯和種種電影相關的資料庫就編制到楊德昌教室。


我還記得第一天上班,問起其他同事。老闆露出詭笑,問我現在是西元幾年。我說老闆別開玩笑,他還是堅持要我回答這個蠢問題。我答二〇七一年,他回這就對了那你怎麼還在問二〇一七年的問題,你剛穿越來啊?這裡有兩百公頃,總共就只有我們兩個員工,以前的老話說「校長兼撞鐘」,就是在說我們,知沒。

園區的一切都是人工智慧控制系統,實體建築大多只是雛型,全部靠投影技術解決視覺觀感,但又不能完全以投影掩蓋,遊客要看得到、聞得到也要摸得到。每個區域都可以連結遊客穿戴裝置或內建晶片,自行瀏覽選單,選擇體驗段落,依照客戶互動綜合評價回饋收取不等費用。整個園區全自動運作,根本不需要有任何人在現場。遊客入園,若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出發點,從小四住的眷村街路為起點,經過電影的建中紅樓教室、冰果室、小公園、中山堂、萬華賭場、撞球間、片廠攝影棚,抵達最核心的牯嶺街殺人現場。依序是其他照年代順序排列的電影場景,形成一個環狀,圓心處是遊客中心。老闆說,之所以要找個人來做正職,單純只是因為他不想坐在中控室了。

有時我待在中控室,坐在導演椅上看著各處監控螢幕,會疑惑自己在這裡幹麼。每星期在老闆辦公室碰面一次,短則幾分鐘,最長不會超過二十分鐘,也似乎從不查勤。我在園區的工作固定時間上下班,幾乎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觸(就連包下園區清潔工作的公司都是自動化作業),除非遊客堅持要真人客服或電子系統哪裡出錯,我才得出場當面致歉。大多時候,我都在自己的房間,一直看楊德昌電影的片段反覆重播。無止盡的重複。才工作一個月,我就完全瞭解為什麼老闆不想待在中控室。要我是老闆,我一定會雇人來坐在這裡,自己愛幹麼就幹麼去。

我就職前來這裡玩過一次,當時不能免俗的選擇小四殺小明的一幕入戲,後來收到紀念影片,覺得自己演得還滿不錯。如今回想,老闆那時可能就坐在中控室的座椅上看著我演。要不我來應徵工作前,他應該也會查到我的遊園紀錄。當我看過一百次小四殺小明的演出,我才曉得,不是我演得好,而是老闆修飾得好。那些修飾不著痕跡,要保留素人感,卻又不至於令畫面太不專業,剛好落在看起來不錯的可接受範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察覺這些紀念影片經過後製,是否有人真的在意這些,我高興就修它幾支片,大多時候原片發送,反正沒人會寄回來修片,何況老闆列給我的工作項目中也沒有這項。

一個窮極無聊的員工,整天看著幾十張播放各種片段的屏幕,在大量的視覺重複下,可能都會變得有點怪怪的,有時錯覺自己同時在監看全部電影拍攝現場的monitor,好像我一喊卡,隨時會有人圍過來一起觀看回放片段。整間中控室都暗暗的,只有發光的影像和數據,周圍飄蕩著貝多芬或布拉姆斯的樂曲,有時聽卡拉絲的高音迴旋,有時是一九八〇年代的台語老歌或一九九〇年代的國語老歌金曲大會串(老闆說是要熟悉那個年代的感情描述方式),有時穿插貓王的老歌或五黑寶合唱團那兩首老到掉渣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或〈Only You〉。

我在裡面自給自足,有臥室、浴廁、簡單的廚房(訂購大批料理包和真空蔬果省麻煩),還附一台出產年分是二〇二〇的半自動咖啡機骨董。一開始我會耐不住性子到園區遛達,隨意晃晃,走上個一小時,再回到中控室。總是有股胃部過飽的腫脹感,讓我胸口鬱悶,非得要出門轉轉不可。漸漸的,我的身體像是接受了工作就是如此,一次三天沒出門之後,連續五天、十天不出門變成了常態。園區開放時間出門,看到的就是與自己毫無關係的遊客;園區打烊後出去,則是一股與黑夜同樣寬廣的寂靜捏著我,遠處是半廢棄的綠能城,老舊的高鐵站,點點微光,偶有聲響在遠處發散,輕柔地震動空氣。

暗夜中在園區走逛,就會看出這些建築的倉促和寒愴,一間間有如蓋到樑柱結構毛胚就棄置。雖然以當今的投影技術,可以模擬出立體光澤,宛如實物,加上穿戴裝置可以填補觸覺感官,整個體驗下來就跟真的沒兩樣。可是看到一幅卸妝後的面容,如此蒼涼、草率,忍不住會覺得有些哀戚。恍惚間像置身在廢墟,兩百公頃內只有我一個人類看著眼前的一切,一起孤獨。

我羨慕起那些活在電影裡的人,他們的辦公室裡有勾心鬥角、小圈圈,茶水間流竄的八卦耳語,還有在午休時間一起吃飯。像是《獨立時代》,電影插入的字卡「我們一起吃飯,好好聊聊」,Molly跟琪琪在Friday’s餐廳吃飯,普通而日常。還有插入字卡「主任下了班還扯著我聊」、「今天你怎麼突然約我吃飯?」,每每讓我猜想那個年代,人們靠得多麼近,卻又懷著多少心思猜疑彼此。大家在辦公室裡比鄰而坐,自然形成人際網絡,有時變成情感支持,有時則是壓力來源。每個人在相處時要戴上社交面具,有人裝得比真的還像。

據說在那電影述說的一九九〇年代,台北的辦公室多是那樣。現在大部分工作的分工精細,一起協同工作的是配備人工智慧的機具,每個人只需要把分內的事務做好,不致影響到其他環節即可。有過那麼幾次,我拿著料理包便當,投影到Molly和琪琪吃飯的餐廳,把自己安排在她們隔壁的座位,聽她們講出一字不差的台詞,看她們擺出一成不變的動作。

工作大約滿半年的時候,我有次調出每日、每週及每月入園人數,對比近三年的同期數據,發現到訪遊客逐年遞減的趨向。我在老闆的每週例會提出來討論對策,他淡淡說,沒關係。要比慘,我們跟楊德昌差遠了。他當年拍《青梅竹馬》,侯孝賢抵押房子借錢給他拍、擔任男主角,結果上映四天就下片;《一一》拍了九個半月,他每天都以為明天要拍戲。只要一有不滿就換演員、換工作人員,燒錢可兇了。

我們慢慢經營,我相信楊德昌的電影有一定的魅力。話是這麼說,可是每天入場人數平均下來,從兩百多下降到六、七十人,最慘時單日只有兩、三人,這樣真的沒關係?老闆看我略有疑惑,再次強調:「恁爸有在注意,免煩惱。」他說,「做經營跟做製片一樣,就是『錢、權、期、人』四個字。錢就是資金、預算先處理好,權就是安排細部工作,期就是抓好時間規劃,人當然就是說要把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他端出楊德昌的黑話,要我「不馬戲」,意思是別害怕,放心放心。最後則是說出之前之後的每次例會結束語,要我有空多看點電影,沒事多讀點書,想想人家怎麼搞電影。

就在我工作滿一年的日子,老闆以小明倒地的身形躺在我面前,地上濺灑著血。經典場景,經典死法。我莫名成了楊德昌電影工廠的繼承人。(未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文藝春秋》,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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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崇凱

一部虛構史書拉出的台灣時代目錄

一百五十年後的火星,五十年後的電影樂園,當代的台北咖啡廳、台南酒吧,三年前立法院外的太陽花運動,六十年前的綠島監獄,七十年前的北京胡同⋯⋯作者黃崇凱為台灣文藝的起源、散布與影響,製造出十一種不同的時空模具,你可以成為在火星上寫王禎和報告的學生、監視聶華苓的特務、與鍾理和通信的文友、讀《漢聲小百科》長大的阿桃、重複看楊德昌電影的影迷、參加文藝營有袁哲生當導師的文青。這些看似獨立存在的故事,展現作者面對台灣文藝混血而複雜的本質之功力,環環相扣地逼問,我們如何成為我們所是。從文藝的角度看,台灣是什麼?

《文藝春秋》以十一個故事,將斷裂發展的台灣文藝形成三個巧妙的歷史環節。《文藝春秋》因此是關於台灣文藝的長篇概念小說。以連環的台灣創作者群像或曾深具影響的文化產品為題材。展現政治、語言、認同到文學、電影、音樂、漫畫等文藝創造的累積與斷裂,豐厚與荒蕪,以虛構層層逼近真實,繪成台灣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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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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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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