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擅於挑戰階級,卻很少翻動性別」:學運中的女性歧視,是整個台灣的問題

「我們擅於挑戰階級,卻很少翻動性別」:學運中的女性歧視,是整個台灣的問題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其實也出現在為弱勢和不公發生的社會運動中;這是全台灣的社會問題,但期待改變台灣的你,又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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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榮幸

終於,我們發現:女人沒有國家。我們有親人、朋友、情人,有不同年齡、階級、性取向,但是我們沒有國/家。我們在各個不屬於我們,不以我們為主體,卻以我們之名,用我們的身體,用我們的子宮,繁衍、延續子嗣香火的國/家中不斷地在進行著或明或暗的逃逸、叛離與出軌。

—《島嶼邊緣》雜誌,第九期〈編輯報告〉,一九九三年十月。

學運世代與之前所有世代最大的差異究竟是什麼?或許,深刻觀察學運世代中的女性,及其在台灣社會多元發展的軌跡,部分答案就已自動浮現。

學運女性的「出走」

早在野百合學運之前,八○年代末期的大學校園,即已發生部分學運世代女性的集體「出走」,這種受到女性主體意識牽引帶動的「板塊位移」,具體表現在各校女研社(女性問題研究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各校女研社一方面與學運社團保持戰略性夥伴關係,另一方面也開始進行以女性為主體的串連集結。

其後校園女性掀起一波波「A片事件」、「還我女廁」、「女舍門禁」等性別議題改革浪潮,學運世代女性也紛紛投入台灣社會洪流,在婦運與各領域感受更深刻的性別經驗。

當年沒有「出走」的學運世代女性進入社會各領域後,在各領域中同樣感受到性別議題的衝擊。她們在各領域中對於自身性別經驗的反思,是學運世代極其重要的生命歷程。

至於當年「出走」的學運世代女性,後來多半成為台灣婦運生力軍,帶給婦運界前所未有的刺激與撞擊,並且在婦運界形成不同路線的對峙與論辯,部分新生代婦運工作者與老一輩婦運領袖的觀念差距愈來愈大,最後終於在一九九八年「台北市廢公娼事件」中決裂。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學運世代女性近年由婦運領域再度「出走」,積極建構同志論述、成為同志運動代言人,這樣更為細緻與深刻的多元發展趨勢,也已成為當前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重要象徵。

以下四段學運世代女性生命歷程,中研院助研究員范雲、民間司改會執行長王時思、工傷協會祕書長顧玉玲是當年沒有「出走」的女性,曾經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的孫瑞穗則是當年「出走」的女性,她們的觀點有部分交集,但也在公娼等議題上出現極大歧異。然而,不論是交集還是歧異,都是學運世代女性進行對話、分享生命歷程的可貴經驗。

Photo Credit: 中岑 范姜 CC BY SA 2.0
范雲的故事:原來兩性平等,並非天經地義

「我常開玩笑告訴別人說,我是先成為『台灣人』,才成為『台灣女人』的。

這必須從我的啟蒙經驗談起。這麼說並不是說我從小不認同自己是女人,相反地,我認同自己的性別。只是由於成長在一個對女兒的教育自由放任的家庭裡,讓我把兩性平等當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慢慢在一路走來的成長經驗中,才在別人和自己的身上『發現』越來越深的性別刻痕。

我想,很多在運動中成長的女性會有許多相近的經驗,我看到許多優秀的女生因為感情困擾,選擇(或為情勢所迫)離開;在運動中有許多女生(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時候會因為其愛人同志,而被懷疑自主性。

當我們為社會的改造、歷史的正義犧牲奉獻時,卻無能解決許多在微觀的個人生命情境裡困擾著自己的問題;學習台灣歷史的悲情讓我們看到族群與看到台灣,左翼論述教會我們看到階級,然而這些運動的大論述卻都是「性別盲」,沒有一樣觸及現實生活中女生的真實焦慮。我們學會關懷別人、關懷弱勢,卻不懂得如何善待自己和自己身旁最親密的人。

當初女研社的出現,和女性主義在校園中的茁壯 empower 了我們這一整個世代的女性。我很感謝八○年代一直存在的婦運聲音,幫助我反省自己的經驗,並在許許多多生命中幽微而沒有出路的困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

出國讀書的那幾年,我的身體與心智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學院的性別理論,幫助我找到新的語彙來重新梳理過去實戰生活中的性別刻痕;另一方面,近距離觀察『不同國』的女人,我看到原來女性主義者的生命情調可以如此的「同而不同」。另外,課餘的串連,讓我有機會重新認識許多無緣深交的各領域台灣女生,我想這可能是這幾年中我最珍惜的事情之一。」

王時思的故事:女性受到的歧視,是台灣社會的問題

「從學運到社運,我到目前為止,都還感受到來自性別的被歧視,不論是來自同志,或是來自外在環境,都常常讓我覺得不舒服。女性身分當然也有便利,因為人數少,所以容易被看見,但整體而言,的確比較不容易被重視。

有件事很有趣,我在學運時的『記錄』,是『被壞朋友影響』,包括我成為三月學運決策小組成員後,我的『記錄』都還是因為我是某某人的代表,所以『情有可原』,好像這些參與都不是我的自主意識。

現在的性別歧視是來自於工作,很多人以為我是男生,當知道我是女生後,那種不屑與驚訝非常明顯。他們打電話到民間司改會來找執行長,接電話聽到是女的後,當場就把妳當成是總機小姐,或直接說要找你們董事長談這類的話。但是,這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問題,不只是社運界才會這樣。所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做婦女運動。

還有就是廖偉程的關係,我們的夫妻關係不明顯,但壓力還是會在,別人會以為,我是因為他才會選擇留在社運努力。但事實上,反而是廖偉程先離開台灣勞工陣線,最後我才被別人承認,我本來就是要做社運。

我覺得學運世代還保有理想的末稍,會認為有些東西不能輕易交易。例如公娼,理智上我們應該支持公娼的工作權,但當一切包括身體、心靈都可交易,那個部分還是很幽微在騷擾我們,所以即使支持公娼在理論上可以自圓其說,但你還是會不安。」

顧玉玲的故事:不能忽略階級運動中的性別意識

「台灣工會系統雖然以女性居多,但即使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女性的紡織工廠,工會幹部都還是男性。所以我們在一九九二年成立女工團結生產線時,很難找到女性工會幹部參加。

我們強調階級與性別,但必須承認,我們在性別這層面的翻動比較少,而且我必須承認,一開始我必須壓抑掉我身上的不舒服。例如我在《自立》工會當祕書時常去印刷廠打混,做為一個長頭髮、年輕、可愛、可口、大學畢業的女孩子,我清楚覺得和這些印刷廠工人有階級、性別上的差異,他們要怎麼樣和我這個大學畢業的女生平等對話?他們唯一使用的籌碼就是吃我豆腐。

我不想被他吃豆腐,不希望在性別上被他壓抑,可是我講的話就是這麼文藝腔,這麼不工人,不知道怎麼辦,只好退化為一個小孩子,使你大學畢業的階級味道比較淺,使你變得比較中性,我一開始的確是這樣子與工人接觸。

還有,那時我們常和工人去有粉味的地方唱卡拉OK,有一次,一個女大學生對我說,她助選時去酒店時非常不舒服,想甩頭就走,但我在工運中學到的東西是,如果我甩掉這酒杯,會讓酒家女為難與難堪,而不是這個工會幹部難堪的話,那麼這件事勢必是錯的。

我們也曾經在正大尼龍罷工抗爭慶功宴上,看到男性工會幹部請了脫衣女郎來跳舞,然後那些歐巴桑女工多麼純熟在應對這些東西,跟一個純情的、有著滿腦袋女性意識的女大學生反應完全不一樣。

這對我們而言是很珍貴的資產,所以後來我們去打公娼議題,因為對我們來講,這樣的女性太熟悉了。我們看到男性工會幹部如何被擠壓,如何在阿公店中跟中年妓女相濡以沫,我的性別意識反而在階級運動中受到更嚴格的淘洗,更貼近真實,所以我未來想做性別的東西。」

孫瑞穗的故事:先了解羞恥,女性才能革命成功

「晚期的學運太過政治化,在變成革命女青年以前,我其實是學音樂跳舞的文藝少女,身體的旋律感讓我對於太過理性僵硬的東西有種近乎本能的抵抗力。

既然沒辦法當大哥身邊裹小腳的女人,又沒辦法在父權公司裡當笑臉迎人的空姐,對了,我想我比較適合自己開店當老闆娘。選擇當女研社社長時,我自己很清楚,這不是一種撤退,而是一陣焦慮並周遊列國之後做的另類選擇。

那時我們讀了一些黑人和女同性戀的作品,並且舉辦過各種批判又有趣的文化活動,這些串連各階層女人的行動在五二二的反性騷擾女人大遊行中開花結果。我自己在過程中學習的成分多於貢獻,當時的積極分子至今也都位居性別運動要職了。

王蘋現在是性別人權協會的組織者,好友張娟芬現在已經成為重要的女同志運動的論述領導者,其他很多人都是第一批進學院教性別課程的人,甚至社運中的重要領導人。而一路逼我想事情、寫文章的好友且位居各重要文化雜誌要位的胡淑雯、賀照堤、古明君、蔣慧仙、鄭美里、曾昭媛等等,對我的生命都有很大的『騷動』,同輩支持讓我覺得女權路上作夢不寂寞。

當年立志當個『新女生』是我們的白日夢,現在已經是一個個在各種領域中繼續生猛奮鬥的生命個體。你看,相較於當年以集體行動想要完成單一的偉大國家機器來說,這是更不容忽視的底層生命力。

如果真有革命這回事兒的話,這不就正是它最最鮮美多汁的面目嗎?

女人也要練習彼此的鬥爭和合作,這是一個開放的性別空間所必要的遊戲態度和規則。以公娼議題為例,有好多層次要處理,但我要強調的是,討論不應該被放在道德層次上,擁娼廢娼,都只是一些表面的手段,『娼妓』的存在是過去留下來的恥辱沒錯,但女人革命成功之前,只能學著與羞恥相處,然後才能思考到底是什麼結構和制度讓我們的心靈和身體蒙羞。」

多元面貌與異質內涵

從性別角度來看,學運世代女性過去十幾年來的多元異質發展,幾乎是學運世代迥異於之前任何世代的最明顯特徵。學運世代女性對於男性中心社會主流論述的質疑與挑戰,其廣度與深度也遠超過之前任何世代。

學運世代女性可以是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總指揮,也可以是與基層工人一起打拼的工運幹部;可以是學術殿堂中的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可以是新聞工作中衝鋒陷陣的急先鋒;可以是婦女運動中的新生代健將,更可以是同志運動與論述的代言人,或是女性影展的主辦人。她們多變而稱職的角色扮演,早已掙脫以往各種運動中的女性刻板印象。

整體而言,學運世代女性在不同領域的自我實現,不但豐潤了整個學運世代的多元面貌,更充實了整個學運世代的異質內涵,讓學運世代更加「眾聲喧嘩」。

書籍介紹

《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時報出版

作者:何榮幸

1966年生,台大社會系畢業,長期投入媒體改革運動,時代曾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總編輯、台大學代大會首任議長、創立「傳真社」並兼任社長與總編輯。

《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一本關於台灣學運世代的「生命史」,不是學運理論或學運史;這是一本關於學運世代這群「人」畢業後生命歷程的書,不只是回顧八○年代到野百合學運歷史脈絡與定位,全新增訂的《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更加入太陽花世代的人物訪談。

這是一本關於兩個學運世代嘈雜喧嘩、活力奔放、成長轉變、多元異質、苦悶焦慮、生命情懷的書。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象徵,當年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豎立的「野百合」雕塑,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對野百合學運的認知圖騰。而二十四年後,遍地綻放的「太陽花」則開出截然不同的成果與感動。野百合世代如何看待過去二十四年的生命歷程?又如何看待太陽花世代的崛起?且讓我們從「人」的角度切入,或許更能了解兩個學運世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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