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賣中國》:黑白勾結的社會學——送禮、分紅、買官和性招待

《出賣中國》:黑白勾結的社會學——送禮、分紅、買官和性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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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個有趣的社會學問題是,在和黑社會勾結時,地方官員和執法人員之間又是怎麼合作和建立互信的?中國政府的官方資料很少提及地方官員和執法人員如何互相勾結,而較多著墨於他們如何被黑幫老大引誘和腐化。但媒體有時候會透露一些訊息讓我們一窺奧妙。

文:裴敏欣(Minxin Pei)

黑社會雖然使用暴力,但本質上也是一門生意。中國黑社會的經濟邏輯和合法生意人是一樣的。合法生意人是靠較佳的產品、管理和效率來賺錢,黑社會也是靠自己的比較利益來賺錢,也就是用暴力趕走競爭者或者奪取資產。我們可以從官方文件看出中國黑社會的涉足領域和經濟邏輯。中國執法部門經常會針對黑社會發動「打黑除惡」的打黑行動。在發動打黑時,公安通常會指定一些領域為重點掃蕩對象。例如在2008年6月,遼寧省公安廳為了在北京奧運前的打黑行動先列出打擊對象和配額。公安廳規定每一個市的公安機關要打掉一個黑幫組織,每一個縣和區的公安機關要打掉五個黑幫組織,還特別列出五個重點打擊類型:

  1. 重點打擊暴力壟斷、非法開採礦山、油田、沿海灘塗(意指海灘、河灘等水岸)等領域,瘋狂掠奪國家資源的黑惡勢力
  2. 重點打擊強行壟斷運輸、物流、批發、建築等行業以及暴力拆遷、擾亂市場、行業管理,干擾和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黑惡勢力
  3. 重點打擊操縱選舉,爭奪、把持基層政權,或插手人民內部矛盾,製造事端,損害黨和政府執政形象的黑惡勢力
  4. 重點打擊為黑惡勢力通風報信、掩蓋罪行、阻礙依法辦案,甚至串通一氣、狼狽為奸、充當「保護傘」的國家工作人員
  5. 重點打擊蟄伏在賓館等休閒娛樂場所,開設賭場,吸毒、販毒以及放高利貸等黑惡勢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遼寧省公安廳這五個重點打擊對象中(其他省分也差不多),有三個屬於經濟性質,顯示黑社會已經廣泛滲入政經活動。政府還特別擔心黑社會危害執法機關紀律、掌握基層政權和天然資源、建築、運輸及物流業等重要經濟部門。

樣本中的案例也證實政府的憂慮不是沒道理。在50個黑社會案例中,16個搞礦業、六個搞房地產、12個搞物流、建築、運輸、海鮮批發、暴力討債等等。總計起來,在50個黑社會組織中,有34個除了傳統的勒索、賭博、賣淫和販毒之外還搞其他生意。所以黑社會需要地方政府官員和執法人員兩方面的保護傘。傳統犯罪勾當要有保護傘,但更有利可圖的生意也需要保護傘,因為這些生意有固定資產(尤其是酒店和礦山)和固定收入,合法企業會來競爭,其他黑社會也虎視眈眈,更別說會被警方掃蕩。

勾結的社會學

要獲得公安保護,黑社會就得和他們長期建立關係,這有很多方式。就像生意人會利用中國人的送禮文化來引誘官員,黑社會也會給公安送些小禮。這在技術上並不困難,因為多數黑幫老大都會偽裝成合法的生意人。浙江溫嶺市的公安局局長楊衛中就是這樣上鉤的。他在1996年住進一間黑社會「集團」所經營的溫嶺賓館,一名黑社會老大王秀方以「集團經理」的身分來和他拉關係。他先送一籃水果感謝局長的關照和支援,幾天後送了一套高級西裝和鞋子。六個月後,王秀方拿了五萬元人民幣紅包來到楊衛中的房間,說這是公司給楊衛中入股的股利分紅。楊衛中雖然一開始不太想拿,最後還是收下了,此後就開始為王秀方提供保護。瀋陽黑幫老大郝萬春先想辦法和市公安局明日之星的張建明交好。2002年,郝萬春聽說張建明快要升官了,就送了他兩支名牌浪琴手錶。郝萬春也稱自己和市領導關係很好,可以幫張建明升官。

除了送禮之外,黑幫老大也很會利用中國的吃飯文化和公安拉關係。江西撫州黑幫老大熊新興和江西省公安廳廳長許曉剛最初搭上線,就是從熊新興在2002年邀他到省會南昌的五星級酒店吃飯開始。熊新興既是成功的生意人,又是地方政協委員。浙江義烏市公安局長柳至多和黑社會來往,也是從1995年他被一名女性黑社會份子請吃飯開始,這名女性後來成了他的情婦。山西高平黑幫老大宋魁祥和市委書記張喜來交好,兩人的關係也是從宋魁祥在1995年請張喜來在自家酒店吃飯開始的。張喜來承諾要幫宋魁祥搓掉因毆鬥案件被送「勞動教育」的判決。

對黑幫老大們來說,和官員與公安維持長久關係的最有效方法是提供性招待。例如黑龍江黑幫老大張執新(犯罪期間1993至2003)就發了「金卡」給齊齊哈爾市公安局副局長兼紀委書記王瑞,讓他免費出入其經營的酒店和三溫暖,並提供免費性招待。張執新也用這種手法和許多執法人員及地方官員交朋友,然後把性交易的行為錄下來。

江蘇淮安市淮陰區公安局副局長李揚也經常光顧黑幫老大司傳海(犯罪期間1992至2001)的妓院。還有幾名公安也經常到妓院免費嫖妓,其中有一人去了十次。在福建順昌縣為惡十年的黑幫老大徐捷(犯罪期間1991至2001)不僅送了一位情婦給公安局副局長,還兩次招待負責執法的黨委副書記與一群公安在福州一家豪華旅館中嫖妓。湖南湘潭的黑道大哥歐建(犯罪期間1989至2010)靠提供妓女與毒品建立與他的主要保護人公安局副局長的關係。河南邵陽黑幫老大姚志宏(犯罪期間1994至2002)經營大型桑拿中心,他也提供性招待給政府官員和公安以尋求保護傘。

另一種維持長久關係的方法是讓公安從犯罪勾當中分紅。在陝西潼關經營金礦的黑幫老大馮永強(犯罪期間1998至2007)給公安局人員插乾股。潼關縣公安局副局長田平利在兩個金礦都有股份。潼關縣紀委書記熊金祥的弟弟也是馮永祥金礦公司的合夥人。湖南新化黑幫老大劉俊勇(犯罪期間1995至2005)經營金礦和建築公司,讓地方派出所所長胡同喜入股8萬元人民幣。福州黑幫老大陳凱從1990年代初就積極拉攏原福州公安局局長徐聰榮的兒子徐力,後來他自己也成為徐聰榮的乾兒子。徐力後來成為陳凱集團的副董事長。按時送錢給地方官員也是獲得長期保護傘的方法之一。福州公安局副局長王振忠主管娛樂業,他按月向陳凱收費,讓陳凱可以在酒店和夜總會經營毒品、賭博和嫖妓。

最奇怪的案例是邵陽黑幫老大姚志宏和市府單位合資經營的色情場所。1997年,在邵陽市人民檢察院瀆偵局局長李勇和邵陽市經委副主任譚亞雄的幫助下,姚志宏居然和市公安局下旗下的保全公司合資開起桑拿中心。類似的案例也發生在1999年的湖南汝城縣。當地黑幫老大歐濤和公安局副局長鄧曉輝、政法委書記朱凱、三江口管委會主任譚志成等人合開娛樂城,並商定娛樂城每月向公安局上繳3至5萬元不等的「保護費」。河南駐馬店市市委書記劉國慶入股河南省會鄭州最大的色情場所皇家一號(2013年關門)。1998年,郴州市政法委原副書記謝孔彬也在黑幫經營的礦場插乾股。

如果黑幫老大本身是公安、地方政治人物的家人或地方官員,要取得保護傘就更容易了。當過公安的黑幫老大有老同事包庇,搞起犯罪相當容易。他們很了解執法部門的偵查手法,很容易掩蓋案情,不容易被抓到。和一般黑幫份子不同,身兼公安的黑幫份子可以把犯罪活動偽裝成警方在執法。他們以公安部門內部和高層的人脈為保護傘,又有辦法得到生死攸關的資訊。這種案例有三個。關建軍原來是山西陽泉市的巡警,他在1999年自組黑幫,霸占了當地好幾座媒礦。他的父親曾是公安局副局長。2009年被捕的王禹帆是吉林通化市原公安局副局長,同時是一名黑幫老大。他在公安局的司機就是他最親密的犯罪同夥。公安兼黑幫老大龍傑鋒在1999年到2005間橫行廣東肇慶四會市,直到他被敵對幫派射殺。

樣本中有幾個黑幫老大是地方政治人物的家人,或者本身就是地方官員。他們的背景及在政府機關的人脈讓他們有受官方保護的政治和社會資本。瀋陽黑幫老大劉湧的父親是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庭長。劉湧最重要的保護傘是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院長和副院長。湖南綏寧黑幫老大湯宏(犯罪期間1993至2000)的保護傘是他父親綏寧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湯定中。湯宏本身也是綏寧縣國稅局幹部。他的哥哥湯寧也是黑幫老大,原來也是綏寧縣工商局幹部。吉林梅河口黑幫老大田波(犯罪期間1995至1999)的父親當過副市長,他所提拔的官員都成為田波的保護傘。在1989到2001年間橫行江西鉛山的祝家幫幫主祝海權,他本身是鉛山縣五銅鄉黨委書記。江西橫峰黑幫老大蘭林炎是村黨支部書記,也是江西省人大代表。他幫裡另一個老大則是縣人大代表,還有兩人是縣政協委員。2001年被捕的湖南漣源市黑幫老大譚和平是漣源市農村信用聯社副主任。四川富順縣曾少林(犯罪期間1997至2001)的黑幫組織有30多名幫眾,他本身是富順縣房管局副局長。


一個有趣的社會學問題是,在和黑社會勾結時,地方官員和執法人員之間又是怎麼合作和建立互信的?中國政府的官方資料很少提及地方官員和執法人員如何互相勾結,而較多著墨於他們如何被黑幫老大引誘和腐化。但媒體有時候會透露一些訊息讓我們一窺奧妙。

地方官員和執法人員建立互信和合作的機制之一是透過買官賣官。我們已經看到,買官賣官對於地方官員和生意人勾結以及國企幹部之間的勾結是很關鍵的機制。在地方執法機關內,買官賣官也扮演了讓公安一起貪污的功能。向部屬賣官的治安首長本身就貪污腐敗,當然容易被黑社會引誘入夥,而向他買過官的公安就為成為黑社會的保護傘。同樣的道理,靠賄賂升官的公安也比較會收黑社會的錢,因為他們總要把投資的錢賺回來。

樣本中有好幾名公安高層被控向部屬賣官。廣東茂名茂港區公安局長楊強,在2004到2009年間向36名警官收賄345萬元人民幣。義烏市公安局長柳至多在1996到2001年間也向多名部屬賣官,其中一人是副局長吳新華,他和柳至多包庇同一個黑幫老大。河南鄭州公安局副局長周廷新在2014年因為包庇黑幫妓院被捕,他也賣官。福建順昌縣政法委書記李建向多名部屬賣官,買官者中有十幾人參與包庇黑幫老大徐捷(犯罪期間1991至2001)。包庇湖南湘潭市黑幫老大的公安局原副局長蔡亞斌行賄局長黃桂生7萬元以求升官,而黃桂生後來也被控在2002到2009年間向部屬收賄和包庇毒販。

官員一起犯罪也可以建立互信。福建順昌縣黑幫老大徐捷曾兩次安排政法委書記李建和一批公安到福州某高級酒店集體嫖娼。江蘇淮陰公安局副局長李揚包庇黑幫大哥司傳海,並在2000到2001年間多次夥同數名公安在司傳海開設的桑拿中心舉行性派對。還有兩個案例是政府官員、執法人員和黑社會共同商議如何收保護費。湖南邵陽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李勇及邵陽市經委副主任譚亞雄就和黑幫老大姚志宏共同商議,由邵陽市公安局旗下的保安公司與姚志宏開設的桑拿中心簽定聯營協議,盈利各占50%。湖南汝城公安局副局長鄧曉輝、政法委書記朱凱等人也和黑幫老大歐濤的代表開會,共同商定每月應繳給公安局多少保護費。

相關書摘 ▶《出賣中國》:官商勾結的三種模式——生意人買下的是黨委書記的一條龍服務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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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裴敏欣(Minxin Pei)
譯者:梁文傑

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專家裴敏欣在《出賣中國》中,利用中國媒體與司法部門已經公開的260個貪腐案件進行深度的分析比較,系統性地探索這些貪腐案件牽連的廣度、深度、運作模式、制度與歷史起源,以及對中國國家與共產黨當局造成的危害。裴敏欣指出,大規模貪腐的源頭是1990年代中共不完全的產權改革與中央權力下放的結果。中共菁英刻意製造法律上財產權的模糊空間以上下其手、中飽私囊。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以權換錢的誘惑與日俱增,也成為加官進爵的不二法門。各單位「一把手」與企業家、黑道勾結,非法出賣國有企業、礦產、土地、官位,成為普遍性、長期性現象。這不僅侵害本該屬於中國老百姓的權益、在地方出現「黑道治國」之惡習,也在黨內造成上下交相賊、劣幣驅逐良幣的「塌方式腐敗」。中國統治結構腐敗之深,已經到了如蛆附骨的程度。

《出賣中國》語重心長地指出,由於貪腐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生態的一環,不僅大刀闊斧的打貪難以展開,出於政治企圖的打貪反而只會製造統治菁英之間的猜忌與仇恨,危害獨裁政權的凝聚力。本書以嚴謹的學術方法分析中共的貪腐現象以及其與威權主義、經濟發展、民主轉型之間的關係,並對中國未來做出清醒而沉痛的預測。對任何關心中國與中國對台灣之影響的讀者,本書都不容錯過。

出賣中國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